一本书的自序，实际上就是其“自我意识”的“外化”，而且还既自豪又可悲地意识到它自身是它所在的时代的产儿，即“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本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须先如此承认其中的黑格尔哲学的烙印。

21世纪的“自我意识”在其初期就被学术广告化地泛滥为“生物学（或生命科学）的世纪” “计算机科学（暗指人工智能）的世纪”以及“心理学（暗指神经自然主义）的世纪”等称号之间的“争奇斗艳”了。如此“不一而足”，反倒让21世纪的“自我意识”模糊起来了。但实际上，只有“人”有“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我意识”就是“人”。黑格尔的这一经典说法，虽然至今远不足以让21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们以及自然主义者们满意，但它还是在他们缺乏自我意识的地方默然地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逻辑作用。反思地来看，无论是物理的、生理的还是心理的科学领域，都致力于解释“人是什么”这一康德哲学的终极问题：人工智能领域从图灵测试被提出时就隐含了对人与机器人（即最近似人的非人之物）的本质差异的追问；生命科学对病毒是不是生命的疑问，则代表了它对生命与非生命的界限的反思，进而意味着它对人与非人的界限的顾虑；由此而来的自然主义心理学，更喜欢“率真”地道出“石破天惊”之语，把人还原为丧失了神圣存在性（主要是伦理或道德上的意义）的动物或生物，甚至是非生命之物（如机器人身上的机器），即较于物理学和生理学的“问题”而在心理学上给出了关于人的定义的“答案”。因此，21世纪其实是“人学（或人类学）的世纪”：作为首次有了“自我意识”的世纪，它必然是这样的世纪；作为这样的世纪，它自然地统一了上述三种关于21世纪的“自我意识”的“外化”形式。

但作为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的哲学史内容之一，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拉·梅特里（或音译为“拉美特利”）就径直喊出了“人是机器”的命题。此即人工智能主义心理学的先声。现代意义上的宏观生物学诞生于达尔文所在的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同时代，受其影响自不必说。而微观生物学则始于19世纪的细胞学说，由此衍生出来的神经主义心理学已经是20世纪的事情了。但提到20世纪，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其余的内容都算作其次的事情。这并非“政治挂帅”的评价机制的结果，而恰恰是“人学”的重心所在。战争也许并非死人最多的方式，饥荒和瘟疫等所夺取的人命可能更多。但这里的重要问题不在于人死的数量，而在于人死的方式。人像动物一样出生，所以，只有作为人而死，才作为人而活，才成为人。战争作为绞肉机和屠宰场以及焚尸炉，剥夺的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人超越动物而存在的方式。怕死的人作为人并非害怕死亡本身，而是害怕在其中死掉的并非人。如果加上“战后”的“冷战”，以“热战”闻名的20世纪几乎就是“世界大战的世纪”了，这个名号远非“战争的世纪”可以比拟。当人们在21世纪的全球化瘟疫中看到焚尸炉对上述死亡方式的再现时，就再也没有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刺眼甚至锥心的问题了。

18世纪以来的时代，是现代无神论的时代。就像现代人日常使用计算机、手机等高科技产品的时间并不长一样，人类的无神论时代也很短，在几千年文明史的晚近时期才姗姗来迟。在有神论时代，人的存在有神做参照，可以定位。按照现代人的意识形态标准说古代人的神不存在，更可能像习惯于感性直观的市井小民说笛卡尔坐标系不存在一样，但这不妨碍他们使用手机上的导航系统。同理，无神论意识形态的现代人对从娱乐明星到政治领袖的神化从未间断。希特勒在纳粹德国中使用的“元首”称号，与其引以为豪的现代机械化军队交相辉映：一个是造神运动的产物，一个是对无神论命题“人是机器”的特定而现实的诠释。这种矛盾的社会现象，其实只需要对该命题稍加改造就可以和谐地涵盖对立的两方面：某个人是“神”，而其余的人是“机器”。在命题的全称、特称与单称形式如此转换之前或之外，因为现代学术以德式的严谨和深刻而闻名，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现代国家中的德式迷信和狂傲感到惊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其跟马克思一样的犹太人身份，作为其中最不肯“让过去的都过去”的惊异者，敏锐地觉察到了古今之别的思想史本质：古代思想作为有神论的本质是将非生命理解为生命，而现代思想作为无神论的本质是将生命还原为非生命。但其实不必惊异的是，全称命题既是符合科学的，又是不够现实的。在马克思博士论文所研究的古代原子论中，如果所有的原子都保持“直线运动”（相当于牛顿第一定律所说的惯性运动），那么，将没有任何两个原子会发生相互作用，力本身也就消失了，由此所维系的物理世界也将不复存在；因此，必须至少有一个原子“出轨”，做了“偏斜运动”。同理，当“所有”生命都被还原为非生命时，至少有一个生命还原主义者不会同样被还原为非生命，而唯一的生命当然就是神。奥威尔敏锐地看透了全称命题的政治修辞术，所以才能说出这种俏皮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一些动物比其余的动物“更”平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笔下的《神圣家族》，确实有点像《动物农场》，其中甚至还有一个“布克伐尔的模范农场”。

21世纪作为“人学的世纪”，是自18世纪创立了人类历史的无神论时代“意识”以来的“真理”，即关于“对象意识”的“自我意识”。换言之，21世纪的人学意识是18世纪以来的无神论意识的累积化成果，是“失神”之人的“自我”找寻。对至少曾经“有神”的人来说，这就是“走出伊甸园”，是孩子长大成人因而不再依赖作为家长的“神父”的新生时代。但对生而“无神”照顾的人来说，唯一要做的就是“寻找伊甸园”了，而托马斯·莫尔则名之为“乌托邦”。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至今在许多人眼里仍是这种未成年人的监护所。从有神论时代走出来的无神论者，作为改宗者（参阅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宗教作文《根据〈约翰福音〉第15章第1至14节论信徒同基督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的原因和实质，它的绝对必要性和作用》），毕竟跟那些“天生的无神论者”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后者跟动物是一样谈不上是否信神的。真正的无神论者否定神的存在，而动物则无神可否。动物连无神论者也不是，但这不妨碍它们像人一样懂得趋利避害，分别敌友。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对立理解为现代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对立，那么，正是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之名创立了以“神学”为参照对象的“人学”。但这是还没有听说过“人是机器”的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本主义者们所不知的那种人学，因为这种人学同时还要回应19世纪的生物演化论（或译进化论），而演化的人才是历史的人，才是能从神学或有神论时代走出来变成现代无神论者的那种人。14—16世纪的人本主义作为神学的附庸，就像君主专制下的民本主义，是在乞求那位唯一的主（the Lord）体恤其下的奴仆们。而18—20世纪的人本主义则是真正的无神论，在逻辑上要求与那位可能存在的神平起平坐地对话（dialogue，此即dialectics作为辩证法的词源）。事实上，无神论的确在神学的逻辑之后，其无神化的结论是通过让人与神建立平等关系而成立的：神不再高于人，神也就丧失了其在宗教的意识形态上的地位了。如果缺乏这个逻辑在先的参照，无神论就只能被理解为动物意识了。反过来，参照这一思想坐标系，我们不难明白，无神论时代的造神运动不过是以非神之名将神学时代（有利于渲染“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的不平等关系暗中复辟了。以纳粹德国所宣扬的“第三（罗马）帝国”的精神形象为例，整个事情在本质上只有“元首”是否与其余人平等这一个问题而已。

自我意识作为把他人看作自己同时也把自己看作他人的意识，是平等观念尚且还优先于自由观念的意识。当神学的各种现代变体意识到神不过是指他者的绝对性，自我意识便足以把神学转化为人学，只需把他我关系置换为神人关系即可。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这种转换不可能单凭思辨的力量而发生。当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从历史唯物主义转换为文化人类学的面目时，关于作为自我意识的人的一切问题都要“很倒霉”地“受物质的‘纠缠’”。自然成长中的人所具有的一切身体器官及其所吃下的每一口食物，都在感性直观和理性思辨皆力所不逮的地方现实地发生着作用。自然科学家和自然主义者力图弄清这一切，不过他们往往忽略了可计算性问题：在科学能描述甚至解释完其研究对象之前，人们就必须对该对象采取不可拖延的现实行动，就像在现代才有的生理学能描述和解释消化系统的工作原理之前或之外，人们就必须不管其科学原理地吃饭和消化。科学并不是让等着吃饭的人等到饿死的精湛厨艺，以至于我们能原谅它还没彻底搞清楚其研究对象之前就给出相关结论。

20世纪以来的科学对马克思主义文化人类学忍不住的那种轻蔑态度，颇像那些急于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后浪”，其关于“存在感”的需求以及相关实利远高于其学术上的严谨作风。“生物学的世纪”“计算机科学的世纪”以及“心理学的世纪”关于“人”说了那么多，但都是从“直观—客体”的形式去理解，而始终没有从“实践—主体”的角度去研究。关于后者，马克思主义说得最多，但必须结合其中不可磨灭的黑格尔哲学的烙印去理解：与黑格尔式的“历史感”这个“人体”相比，达尔文式的“演化论”只是“猴体”而已。而克尔凯郭尔、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真知灼见，则更像在其思想大洋深处交汇的暗流。他们独立地思考着同样本质的问题：与其说是他们抓到了实质同一的思想，不如说是这一思想像章鱼一样攫住了他们。

这一思想也攫住了本书。写书本是一种应该自知和值得反思的“罪过”。免于将人们的彩色生活蒙上灰色理论的尘土，未必不是好事。但攫住本书的思想，对人来说，万不可小觑。愿生活之树常青于思想本身之中！

是为序。

王鹏飞

202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