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西方奥威尔批评”（Western Orwell Criticism）为研究对象。“西方奥威尔批评”即西方奥威尔研究的学术史研究，是研究之研究，也是西方奥威尔总体研究（Western Orwell Studies）的重要领域。与一般学术史研究课题不同的是，本书首先是将“西方奥威尔批评”这个学术史课题放置到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史语境之下；其次，本研究致力于在思想史语境之下对具体的西方奥威尔批评文本进行阐释，力图揭示其背后的政治诉求和思想史意义。具体而言，本书研究20世纪以来西方30多位重要知识分子的“奥威尔批评”，首先是追溯西方奥威尔批评的源头，考察文学批评大家与奥威尔的文学声望在西方确立的关系，然后分别论述西方知识分子团体和个体在文学批评中，如何利用奥威尔的声望来表达自身的学术主张和政治诉求，揭示其对奥威尔进行政治和文化利用的本质特征。

就思想史的研究视域而言，本书认为，文学可以当作思想史的一部分。以思想史切入外国文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具有思想史意义的经典文学文本，从字里行间读出微言大义，并结合历史语境考察其渊源、发展、流变和影响，挖掘这一人类智慧的价值，为当下的社会生活带来启示和借鉴。

在“西方奥威尔批评”的总体研究路径方面，本书以西方奥威尔研究的主要盲点“奥威尔批评”为研究对象，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学术史课题，但是这个学术史课题必须要放置到思想史语境中才能得到有效和深入的阐释，这是由奥威尔和奥威尔批评在20世纪以降的思想史意义所决定的。因此，本书选择批评文本的基本原则是在考虑文本的学术史价值（比如批评的渊源、话语和策略等）基础之上，更加强调的是文本的思想史价值，即选择与20世纪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论争有密切关系的文本。基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双重视角，本书在具体研究中首先对批评文本进行细读，并根据文本的论证逻辑归纳和分析批评的内容、策略、特征和意义，同时参照其他相关批评文本，然后从文本语境拓展至思想史语境，由内到外，层层“深挖”，以期揭示批评家对奥威尔声望利用的最深层次原因，从而在思想史语境中深刻理解其学术史价值。这是一个从学术史到思想史，再到学术史的阐释和认知过程。

具体而言，本书主要坚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和“个案深挖提炼，以点、线、面逐层推进”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基于此，西方奥威尔批评将被放置于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史语境之中，主要以英美知识分子团体和个体作为研究个案，层层深挖他们奥威尔批评的思想诉求，通过对知识分子个体研究这个“点”，带出知识分子团体思想演变这条“线”，并力图展现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史这个“面”，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在思想史语境中“同情之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以当今“批判之阅读”立场分析和审视他们的评论观点。本书具体的写作思路是从文本之内逐层拓展至文本之外：批评文本（具有思想史价值）→文本语境→批评家的思想语境（与奥威尔的思想冲突或认同）→知识分子团体的思想史语境→20世纪以降的思想史语境→思想史意义。

在具体研究内容方面，本书由绪论、主体五章、结语和参考文献组成，主体各章都有前言和小结，以介绍背景和总结观点。绪论部分主要涉及“西方奥威尔批评”思想史视域提出的缘由、国内外奥威尔研究和西方奥威尔批评研究的文献综述，以及从思想史视域考察奥威尔学术史的路径和方法等。

第一章主要讨论文学批评与奥威尔文学声望的确立。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批评大家的经典评价对奥威尔文学声望的确立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国的利维斯夫人（Q.D.Leavis）认为奥威尔“具有文学评论的才智”，普里切特（V.S.Pritchett）称其为“一代人冷峻的良心”和“圣人”，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身上找到“当今世界所需要的一半”；美国的威尔逊（Edmund Wilson）称其为“最有才能、最有吸引力的作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称其为“有德性的人”。这些评论作为西方奥威尔批评的源头构建了文学世界、现实世界和圣人世界的立体“声望”评价体系。本章详细分析早期重要批评文本，通过批评家与作家的交集和各自诗学、政治主张来阐明批评家作出经典评价的原因。

第二章主要讨论英国左派的奥威尔批评。英国（老）左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思想激进左倾、积极投身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主义者，信仰“苏联共产主义”。由于后来英共政策的摇摆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揭露，部分左派认为这个“上帝”已失败而产生幻灭，但是也有始终坚守理想的英国共产党人等其他左派。本章讨论的奥威尔批评文本主要是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包括戈兰茨（Victor Gollancz）、拉斯基（Harold Laski）和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正统英国左派共产党，包括多伊彻（Isaac Deutscher），左派文人知识分子代表“奥登诗人团体”，包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奥登（W.H.Auden）等。这三个知识团体的批评文本的时间跨度从30年代到60年代，涉及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兴衰、冷战两大阵营的思想交锋等重要思想史话题，这些评论反映英国左派从理想的形成，到理想的幻灭或坚守的思想史。

第三章主要讨论英国新左派的奥威尔批评。新左派是部分幻灭的左派新开辟的政治斗争平台，不过他们以文化政治取代了激进政治。本章讨论英国第一代新左派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普森（E.P.Thompson）等的批评文本，同时论及第二代新左派安德森（Perry Anderson）等对奥威尔的态度。威廉斯首先建构一个“奥威尔”人物，然后分析其情感结构“流放者的悖论”，这种文化分析以及他对奥威尔“仰慕—质疑—批判”的态度变化表明的是他的新左派政治立场。汤普森以史学家身份批判奥威尔“置身鱼腹”的“冷漠消极”态度，但是他颠倒了奥威尔的真实意图，其文学批评担当的是“新左派宣言书”功能，积极宣扬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张。第二代新左派思想激进，倾心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因而对奥威尔严厉批判。

第四章主要讨论纽约知识分子的奥威尔批评。纽约知识分子是具有“犹太性”的知识团体，对美国的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同英国左派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是激进主义者，但在50年代转向（新）自由主义，在70年代投向（新）保守主义，而他们的奥威尔批评反映了这段思想史。本章讨论第一代纽约知识分子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拉夫（Philip Rahv）、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第二代欧文·豪（Irving Howe）和第三代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等的批评文本，涉及美国参加二战、新自由主义、美国越战和知识分子职责问题、新保守主义等重要思想史话题，同时论及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戴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等的相关评论。

第五章主要讨论当代西方奥威尔批评。本章讨论的时间跨度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中1984年和2003年前后是两个重要时间节点，出现了“奥威尔热”。这段时期的典型特点是延续围绕奥威尔的声望展开的意识形态之争这一思想史话题，但已呈现出从知识分子团体走向个体，公共走向专业的鲜明时代特征变化。本章论及以诺瑞斯（Christopher Norris）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左派、以帕苔（Daphne Patai）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以罗蒂（Richard Rorty）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者、以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为代表的“正派反对者”（decent contrarian）知识分子个体，以及当代西方主要奥威尔研究专家戴维森（Peter Davison）、迈耶斯（Jeffrey Meyers）和罗登（John Rodden）等的批评文本。

结语部分总结西方奥威尔批评的主要特征和思想史意义，揭示西方知识分子利用奥威尔声望表达自身学术主张和政治主张的深层次目的，并反思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

本书作者从事奥威尔学术研究二十余载，作为“国际奥威尔学会”会员，曾在英国遍访奥威尔足迹，并与奥威尔养子Richard共同实地考察，如《一九八四》的创作之地朱拉岛、奥威尔故居和墓地等。同时，作者本人收集了齐备的奥威尔研究资料，在世界范围内也处于前列，这部专著是基于大量的第一手外文资料写就。本书是国内外首部以“西方奥威尔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不仅系统地梳理了西方奥威尔研究的学术史，而且从更为广阔的思想史视域对重要的西方奥威尔批评文本进行了细致的阐释，深入探讨了学术史背后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政治利用，揭示了其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和意义。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奥威尔批评的思想史语境阐释”的研究成果，鉴定专家给予高度评价，部分研究内容曾先期在《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受到学界关注。

《思想史语境下的西方奥威尔批评阐释》这部专著可供国内奥威尔研究及外国作家学术史研究参考。同时，该研究成果也是本书作者期望以中国学者身份积极参与并推进国际奥威尔研究的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