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发微

这部著作是我从2002年以来10年间所撰的文稿中，选取其中40篇，依专题与层次分设十章而合成。这是继十年前我出版的《哲学与文明的当代视野》那部论集的续篇，其书名之所以取用《实践与哲学的当代视阈》，除前后映现它们是姊妹篇之外，主要是依这部著作实存的文本之果而缘出。果必有因，我之所以撰写出这些文本之果，真实地去追溯它们的产出之因，无非是既有远因又有近因，而且最初与最终都归结为实践之因。从脑海里把它们一一翻转出来，可当做个人施教治学的一段史迹，这种回望虽不能企求读者受益，但却对自己是大有裨益。

二 远因

我从施教到治学，在较长时期内是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块园地研读、施教与治学，后因工作条件与学科环境的变化，则步入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块宽广的园地。无论条件与环境怎样变化，也无论身边左右有何声何音，我一直选择并坚持这么两条原则：其一是理论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力求理论与实际的良性循环；其二是教学必须紧密联系科研，力求教学与科研的良性循环。并且围绕着这两条原则而不亦乐乎。由此讲出来的课程与写出来的文章，听其反响，偶感欣慰。但又总是担心，不知课间、文中说了写了多少空话、套话，说了写了多少无理之话、无用之话，就怕在校学生与阅读者当时或今后给出种种负面的评价。不过有一点可以坦言，我不说不写信口开河的狂言与毫无根底的虚话。而且，我从中力求避免以下两弊：一是不可就理论而理论，在单一的理论园地，包括面对经典文本，从概念到命题的诠释与推演，或是照本宣科，或是玩弄纯学术，不与当初的历史实际或当前的现实实际沾边贴近，以致步入不尊重文本，不讲求逻辑，不依从学理，导致思路不清、悖论迭出，自己难以作出理论圆融，魔入学术死胡同；二是不可就实际而实际，在单一的实际园地，包括亲身经历的实际与其所了解的实际，都不能沉溺于一时有限的实际经验，而要从不同的时空摄取大量丰富的实际经验并作出理论思索或理论提升，同时不能漂浮在实际的表面，而要深入实际，从而在实际这块园地着力栽培出理论的花朵，在实际这块场地潜心放射出思想的光芒。

我一向主张，“理论联系实际”这六个字，不等于“观点加例子”这五个字，它是一个大型系统，其间有三个中型系统，一为理论系统，二为实际系统，三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思考系统，而且是独立而又审慎的思考系统，三者各自又可再分为若干小系统。理论与实际不能视为两张绝对分割开来的皮层，让其处于绝对的分离或脱离状况，它们原本是有机联系或内在统一的东西，这种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这都蕴存在实践的分工、实践的目的、实践的过程、实践的结果等这一实践巨型系统的运行之中。或者说，理论联系实际这个大型系统及三个中型系统与再分的小系统，就其本质而言都表现为实践巨型系统的结构运行，这是因为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83729。

我也一向主张，从事对理论问题的探索也是实践，而且是由实践分工之使然的实践活动的一大基本类型，也就是必须确认人类探索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的活动，也是实践活动，即人类从事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是实践活动过程非常必要的阶段，这可将其定位为“间接实践”或“二线实践”；从事对实际状况的变革是实践，并且由实践分工之使然而分为实践活动的两大基本类型，一为人类变革自然这一实践活动的基本类型，二为人类变革社会这一实践活动的基本类型，这是人类面对自然、面对社会两个向度的实践活动过程的更为重要的阶段，这可将它们定位为“直接实践”或“一线实践”；从事这三大基本类型的实践活动过程之中的人类，无论是处于哪一阶段，又都必须进行思考，因而又要说人类的思考活动也是实践活动。不仅从事理论探索的人要思考，从事实际变革的人也要思考，而且这个思考作为中介系统，还要求从事理论探索的人既要思考理论问题又要思考实际问题，从事实际变革的人既要思考实际问题又要思考理论问题，特别还应注意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这是实践巨型系统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之本质的必然的恒定的要求。

回顾过去，我曾接受并传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后来随着我国1978年上上下下所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肖前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再撰文在国内首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并同时提出实践的观点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还提出毛泽东的“《实践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真髓，它是毛泽东思想的基石”等新思，783730特别是我于1992至1993学年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作为肖前教授的国内访问学者之际，尽管当时带去的是肖老师感兴趣的制度文明理论研究的课题，并且我当初对“实践的唯物主义”之说还有点不以为然，然而在同肖老师的接触言谈中，我逐步开始接受源自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个返本归真的提法，并逐步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取向来传授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取向是以实践为基础为最本质的规定，但不排斥辩证的、历史的这两个本质的规定，它们是内在统一的，后两个本质规定基于实践这个最本质的规定之上或之后）。我的这一心路历程转向是以发表在《社会科学》1997年第7期的《实践释义与实践的唯物主义》一文为标志，此文对实践释义开宗明义指出：根据对马克思的相关论著的理解，“马克思所阐发的实践就是其主体和客体之间能动而现实的相互对象化的社会活动”。而我上述关于实践的林林总总的言说，无非是对这个实践定义的演绎。举其要者，是当初就把“认识”或“探索”世界的活动归之于实践活动范列，当然更把“改造”或“变革”世界的活动作为实践活动之重心。再说回去，十年前在选编《哲学与文明的当代视野》那部论集时，在已发表的七十余篇论文中只选出四十余篇论文，就是以实践的唯物主义来取向，就是以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来选编的。总之，这都说的是《实践与哲学的当代视阈》这部论集产生的远因，即形成并执持实践与哲学不可分割的致思之路。

三 近因

说到近因，就是十年前即2002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正逢学问人生中两宗事情。第一宗事情就是2002年初接到通知，我申报的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获准立项，课题名称就是“制度文明基础理论研究”。关于制度文明研究，就我个人而言，始于1982年末，至2002年计20年时间内，在国内公开与非公开的期刊上发表这个专题方面的论文十余篇，并编入《哲学与文明的当代视野》一书，作为第八章至第十章，即分列出“论制度文明”（上）、（中）、（下）三章。这些都是初步探索之篇，那么获准立项课题应该怎么去做，这就要拿出新的探索之篇。第二宗事情就是2002年盛夏接受选拔，我被选到由湖北省委宣传部下达给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成的一个课题组，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恩施市，围绕该市的“五改三建两提高”文明新村建设实践进行调查研究。于此也得提到2003年初夏，我再次被选到由中宣部下达给湖北省委宣传部“关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宣传思想战线主要经验”这个专项调研课题组，这也由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成的一个课题组来承担，并安排围绕这个课题赴湖北沿长江的宜昌、荆州、孝感、黄石等市进行前期考察。

同年所逢这么两宗事情，前宗事情，我自戏言之：“秀才不出屋，来言制度理”，这谓之坐悟“间接实践”或“二线实践”的事情；后宗事情，我又戏言之：“秀才要出屋，去言恩施事”，这谓之了解“直接实践”或“一线实践”的事情。那一年与后一年乃至数年，“间接”与“直接”、“二线”与“一线”之实践的词儿，在我的脑海与心底不停地翻滚与互动，逐成有机联系或难以分割的事情。说到前宗“来言制度理”，翻开那些初步探索之篇与申报课题所涉及的任务，从其内容与方法，我逐渐感悟到初篇系列中可以吸收的内容不够多，拟选的方法亦不够用，非得从内容到方法上既要拓宽、充实，又要整合、提升，对此思绪虽然不断，笔端当时只得停住，因为时间被后宗事情一项接一项的调研分割而去，我顿时感到有一种不小的“内压”。说到后宗“去言恩施事”，这看似不难却很难，因为我从未作过这类调研，亦未制作过调研文本的事情，这件事情起因于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一行赴恩施州考察五天，最后一天到所辖的恩施市看到了“五改三建两提高”文明新村建设这个亮点，他返回武汉后，要求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昌尔抓紧组织课题组，把这一欠发达地区农村建设的典型经验总结出来推向全省乃至全国，而课题组主持人及成员又一致推荐我来做主笔，我顿时感到有一种不小的“外压”。

四 重心

作为近因中两宗事情呈现出来的“内压”与“外压”，对我而言，这压下压掉了什么？又压出压得了什么呢？压下压掉了的东西，也就是未能预期获得具有理论价值的文本之果，不可多言亦不能不言，这就是至今10年，我只完成“制度文明基础理论研究”预期文本任务的四分之一，面临着项目终止乃至撤项的命运。不过除这压下压掉的东西之外，也压出压得了令我不悔的东西，这就是我找到了以实践思维方式来开展制度文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其中基于实践的思维路径、思维方法与思维形式，对我大有裨益。

此外，就是压出压得了这部著作的文本之果，就此则可多言几句，亦为自序的重心所在。这又得从后宗事情的两次调研的首篇文本制作说起。2002年盛夏从恩施返回武汉，带回来的是一本调研笔记与两袋鲜活资料，文本初稿的运思过程，除阅读笔记与资料，同时还不停地翻阅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而且，初稿行文时，还深受马克思1842年所写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一文所思所言的影响。譬如其中有两段名论，一段论道：“哲学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正是那种用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另一段论道：“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正获得这样的意义，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这样的外部表现在一切时代里曾经是相同的。”783731我在初稿行文中，把这名论同恩施市土苗山寨各族农民开展的“五改三建两提高”文明新村建设的实践，特别是村干部与村民们那些最真实最纯朴最美好最珍贵的语言与思想，作起了“互动”，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其余名论引述了几段，初看起来这份初稿既有较浓的实践味道又有较浓的哲学味道，当我暂搁一周再拾一阅时，顿时从哲学书呆子的坐椅上醒悟过来，深感初稿取向有点走题。这是因为，上引马克思的两段名论，视阈取向是哲学的世界与世界的哲学，其言说的直接对象就是德国，特别是针对其特有的德国国情而发的，而这里的德国国情中的重要因素是德国人普遍爱好哲学，德国是一个具有丰厚的哲学土壤又盛产大哲学家的国度，而且可以说是“世界仅有”抑或“哲学仅有”的事情，中国过去直至今日还不具备这个条件。这还可以说，上引马克思的两段名论，不说中国广大国民，就是中国少数哲人也难以普遍领悟与有效践行这其中的深蕴。所以，将此留作日后去撰写相关哲学论文乃至哲学专著是可行的，而就恩施事情写篇调研论文，还用不上或用不好这部射向世界广博时空的哲学高射炮，因而必须直奔主题并淡化哲学味道，其取向应当是反映恩施、推动恩施并推向全省乃至全国的实践事情。所以，在我主笔最终完成的这篇调研论文和我所承担执笔一半的那篇调研报告，对于经典名论的引述，前篇只引用了恩格斯关于“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783732这句话。后篇只引用了马克思关于“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783733这一句话。这两篇文本分别见本书第六章的第四篇与第五篇，其中前篇被《人民日报》2002年12月17日理论版摘发5000余字，后篇按当时规定只送交中宣部，不得公开发表。

当我回头冷思静想前引的马克思1842年那篇论文的两段名论，并纵横相连他的其他相关论述，又去把捉哲学界关于哲学思维方式的探讨现状之时，我发现马克思的两段名论揭开了他不同于其德国哲学前辈以致世界哲学前辈的秘密所在，就是这里蕴涵的不只是哲学思想内容之新思，而且有哲学思维方式之新探。由此，我编入本书的首篇论文一开头就澄明：“马克思在开创其哲学之初，同时开创了实践思维方式……关于马克思开创的实践思维方式的缘起问题，我认为，马克思在1942年《〈科隆日报〉179号社论》、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已呈现出一个实践思维方式的逐步孕育过程，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则向世人鲜明地展露出实践思维方式的天才萌芽。”在此可以再补一句，马克思1842年那篇论文之所思所言，就是他亮出的孕育着实践的唯物主义与实践思维方式的第一把哲学双刃剑。

由此而来，我将“内压”与“外压”压出压得最为值得的东西，编入本书前两章，即第一章“实践思维方式若干基础理论研究”，第二章“实践思维方式若干应用理论研究”，而编入本书后两章的第九章“探讨‘以人为本’的方式与方法”，第十章“探讨‘以人为本’的多维内涵”则是自认为运用实践思维方式较为得意的篇章。此外，从第三章到第八章共六个篇章的所有文稿，包括被报刊所约的几篇理论宣传性文稿，都属直接或间接、自觉或较自觉地运用着实践思维方式，难怪我的同事陈岸华博士在过目我放在桌上的书稿目录时，竟建言我把书名就改为“实践思维方式及其应用研究”，的确亦可如此理解与把握本书全部文稿。

五 尾声

回眸施教与治学，如果说我在20年前与同学吴晓东合撰的《列宁的两个物质定义的逻辑解析》一文（被《新华文摘》1992年第5期全文转载），是我把逻辑思维方式（含普通逻辑与辩证逻辑）运用到极致的话，那么我的治学进入实践思维方式之阈产出的第一篇文稿——《以实践思维方式重释列宁的物质定义及其意义》（原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编为本书第二章第二篇），就是我治学思维方式转型的一个标志。不过，由比较单一的逻辑思维方式到比较完善的实践思维方式的转型，这当然不是后者对前者的遗弃而是扬弃，是让比较单一的逻辑思维方式之格落位于实践之基，因而实践思维方式既有创新性又有综合性两大基本特征，对马克思开创的实践思维方式本身的研究及其应用研究，有着宽广的理论研究视阈与长远的理论应用前景。

打自赴恩施市调研之际往返的必经之地——宜昌这座世界级水电之城，同行者一路总是言说到葛洲坝与三峡大坝，此前此后我留意收集了一些关于“两坝”的资料，还收集了一些三门峡大坝与小浪底大坝的资料。我毫无底气地幻想，如果运用从基于实践的感性思维形式到理性思维形式，继而运用从回到实践的构建思维形式到反馈思维形式，来总结与反思黄河三门峡工程与后三门峡工程、长江三峡工程与后三峡工程，兼涉葛洲坝与小浪底等相关工程，写出一部总结两大江河水电枢纽建设的成功经验与难免教训的工程哲学专著，这无疑是有价值的。可惜我有心无力，希望既懂水电工程又懂一些哲学的学人尝试而作。还有，近十年来我又收集了一些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关于中医中药的研讨文章，多为如何重新看待中医药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才可能突破中医药的困境与解难创新等。我更是毫无底气地猜想，鉴于中医药主要是定位于经验科学，其能否运用从基于实践的感性思维形式跃升到理性思维形式，继而运用从回到实践的构建思维形式跃向反馈思维形式，全方位地来研究中医药遗产，让其在实践思维方式引领下重获生机与走向全球等。这就是说，中医药学的突破路径之一，可以哲学一阈助推，可惜我又是有心无力，希望有志于中医药学的专家能去钻研一下哲学，希望有志于哲学的专家能来钻研一下中医药学，特别希望两路学人能结成同盟，潜心互动，发扬“‘两弹一星’精神”与“载人航天精神”，让中医药学在中国与世界重振雄风。

对于我比较欣慰的是，关于实践思维方式及其应用的系列文稿已引起学界一定关注，也被有的学者与我的一些学生着手运用。我能沿着实践思维方式去做的，至少可以迈出两步：一步是对实践思维方式本身方方面面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并对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可作拓宽拓深，这在近两年，可谓时机不宜；一步是对“制度文明基础理论研究”这个课题可运用实践思维方式来入思行文，本书未将其编入的《实践思维方式与制度文明研究》一文［载《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5期］就是前述已完成的“制度文明基础理论研究”预期文本任务四分之一中的一个子题，可将其作为这个课题的引言部分，那么往后必得走完的这一步，就是完成这个课题的余论，这四分之三的文本任务将是我未来两年学术生命的延伸。

贺祥林

2012年8月26日至30日于武昌沙湖琴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