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文化探索，承继先商文化探索，本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研究先周文化包括研究先商文化在内，对于认识和把握夏商周三代社会的基本性质，乃至五帝以降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自20世纪初以来，伴随着近代考古学的传入，开启了先周文化探索的新篇章。大体上来说，似乎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四个时期：
第一个阶段，也就是第一个时期，即由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期间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包括长安、武功、岐山、旬邑、彬县等地的调查，以及钱穆先生发表《周初地理考》、吕思勉先生发表《周先世事迹》等文，可谓肇启时期。
第二个阶段，依次为第二个时期，即由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期间陕西长安张家坡、客省庄的发掘，特别是岐山贺家村、凤雏遗址的发掘，其中出土17000余片甲骨等，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可谓探索时期。
第二个阶段，依次为第三个时期，即由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期间随着陕西武功郑家坡遗址、扶风刘家墓葬、长武碾子坡遗址等的相继报告发表和研究，包括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成功实施，陕西说、山西说交相辩驳，可谓推进时期。
第二个阶段，依次为第四个时期，即由21世纪初至今，期间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展开，以陕西周原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文化探索，取得更加积极地丰硕成果，可谓发展时期。
我们从中不难看出，近百年来先周文化探索，从文献学、考古学不同角度，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探讨，并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注重运用文献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不断地推出新成果，不断地走进新阶段，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先周历史文化理解和认知，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文明研究。
其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着重探讨先周文化中先公、先王的都邑所在；另一个方面，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着重探讨先周文化中遗存、遗址的基本信息。
实际上，这两个方面问题的探讨，本属于同一个问题，或者说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聚焦核心点，无疑是先周文化的起源，也就是后稷文化生成，怎奈文献记载迷雾重重，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疏解。
按照《尚书》有关记载，后稷本名弃，与尧舜禹为同时代的人，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也就是说，“后稷”是官职，“后”字或“司”字之误，“后稷”或曰“司稷”。自弃任“后稷”或曰“司稷”以来，依据《国语》有关说法，“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从虞、夏之际到商、周之际，前后长达近千年的历程，所谓“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至今日观之，仍然也是疑窦丛生，真可谓“其难也如是”。
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情形，中国先秦史学会与山西稷山县委、县政府等多家单位展开合作，先后多次联合举办中国·稷山后稷农耕文化研讨会，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聚焦先周文化的核心问题，进一步探讨以后稷为代表的先周文化，特别是后稷农耕文化的内涵和精神价值，取得了积极可喜的学术成果。
本部论文集正是以此为基础，同时，适当收录已有相关部分研究成果，汇集名曰《后稷文化论集》。
从总体上来看，全书可以分为八个部分，其中第一、二、三部分，以研究先周文化起源问题为中心，侧重有关山西说的讨论；第四、五、六部分，以研究后稷文化问题为中心，侧重有关后稷神话、稷祀和历史的考察；第七、八两部分，前者辨析稷、粟包括野生高粱问题，后者关注农耕文明的传承与创新。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我们走进新时代之际，在我们努力构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三大体系的今天，先周文化研究特别是后稷文化研究，也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宫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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