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琦秦汉简牍的发现，无疑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改变了长期以来治秦汉史者只能依赖文献的无奈窘境，极大地推进了秦汉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四十年前《云梦秦简》及三十年前《张家山汉简》的发现，出土了罕见的秦律及汉律实物资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窥视秦汉法律真面貌之窗。四十年来，简牍研究已成为秦汉史研究之显学。言秦汉史者，罕有不言简牍者，特别是治秦汉法律史者，更离不开秦汉简牍。在秦汉法律史研究中已积累起的可观成果，大都建立在对简牍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成文法的颁布，并形成了自己的法律体系。然而中国古代的立法理念“重刑轻民”，即重视刑法，轻视民法。这也导致既往的研究成果，多偏重于刑法方面，鲜于民法。对民法更缺少系统的研究。在中华法系中，民法没有独立的地位，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更得不到民法的保护。就是进入近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法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在“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化”中，可以随便剥夺公民的合法财产；在“大炼钢铁”中，可以随意拆毁民居、碎人铁锅，用来炼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可以任意把人拉去羞辱、批斗，连国家主席亦不能幸免。因此，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民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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