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隔膜冲突到完美融合

——读泓峻著《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有感

作者  马达

近日，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张红军（笔名泓峻）教授的专著《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8月）的出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程。

第一，泓峻以考察传统文化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产生影响入手，敏锐地以“文学社团”这个具有较强的中国传统的文学生产方式的平台为切入点，以窥见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传统教育背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深度介入。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学术界就有这样的疑问：产生于欧洲的理论能否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即在1921年5月《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梁启超（任公）等人认为社会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其提出的理由包括在中国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如何分配财富的问题，而是如何创造财富的问题。同时，他认为，中国尚没有形成工人队伍，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中国没有社会基础，等等。也有部分知识分子在其创建的平台上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旦广泛传播开来，可能会威胁到中国自有之文化传统的担忧。

自1921年建党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随着“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才进入中国的，其接受与传播的主体是身处文学社团中的理论家们，他们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传统，并以各自的社团为阵地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文艺理论研究，等等，内部成员间相互标榜，社团之间相互竞争乃至相互攻讦。

茅盾、成仿吾、冯乃超、蒋光慈等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分别在其文学创作中不同程度地扮演了其社团理论代言人的角色。鲁迅面对当时文学社团林立的局面，选择了相对独立的姿态。相较而言，他跟语丝社的文学立场有着一定程度地密切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一定兴趣，并成为接受者、传播者。究其原因，“与其在‘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试图回应来自创造社、太阳社这样的文学社团的批判有关，这也可以视为文学社团这一文学组织方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影响的延伸”。

作者以文论史演化的视角，围绕文学的人民性、现实主义、审美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主体性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核心理论范畴和理论命题，分析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文学、美学等关联与纠缠，在自觉与不自觉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结下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解之缘。

在经历了最初的由中国固有的概念、命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学经验出发理解、阐发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阶段之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完善之路虽经历坎坷，但总体顺利。

在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们一直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与它相互融通的可能性。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郭沫若、陈伯达等人深厚的传统文化基因被激活，开始主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一方面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试图用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若干概念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展开重新阐释与解读。经此过程，激发出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有益部分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以有机结合，使得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中融入了深厚的中国传统学术元素，对此阶段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论争乃至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重点强调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判与改造中国传统文艺观点，“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古代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定义，“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提出、文学人民性内涵的进一步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等，也被作者抽丝剥茧般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20世纪80年代以降，各种西方文艺理论以不同形式进入中国，受此影响，中国文论家也提出了诸如“实践美学”、文学主体性、审美意识形态等理论命题。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思想界，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美学精神、古典文学传统等出现了新一轮的研究高潮。文艺理论界的研究者们以更加自觉的姿态、更加饱满的精神风貌，对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进程更加清晰的爬梳、对重要的时间节点、重要事件进一步厘清，对两者的互融互化路径进一步梳理，使得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通达到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

在以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真实基础上，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历程中的经验，充分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在新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作者也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立体而全面地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产生的正面、积极作用，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中负面、消极因素也做了深刻剖析。

以此书的切入口“传统教育”为例，作者在第二章中用了大量篇幅对早期理论家的传统教育背景，如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成仿吾、胡风、冯雪峰等人，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列表分析，主要包括姓名、家庭出身、生卒年、受教育情况诸项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与理论立场的关系。

在论及社团传播这一最初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史时，作者也客观地指出古代文人结社的一些不良习气对彼时社团活动中的不良影响。一些诸如“盛气凌人”作风在当代的映照，从而在某些社团中出现的“抹杀一切”“偏胜主张”，表现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产生了不良影响，诸如此类的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产生了影响。

与此同时，在探讨过程中，也曾出现部分社团内成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工作中，因传统文化、文学观念之根深蒂固而形成的坚固“堡垒”而对其进行“选择性接收”，也有出于同样的原因，有意识地屏蔽或过滤掉其中精华部分，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隔膜甚至冲突。尽管这些现象并非主流，但是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被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也实属难能可贵。

再如，1926年7月17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84期）刊登了朱偰的《墨学与社会主义》一文中认为，“根据几句零碎的话语”把儒家思想与近世的社会主义相比附是“穿凿附会”，等于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相通的可能性。其结论“墨子的思想，只是与圣西蒙、克虏伯金、托尔斯泰诸人的社会主义相似，与马克思主义在手段上，是完全相反的。他是不相信以一阶级压迫另一阶级的”。作者对此分析后，认为“这篇看似通过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存在寻找根据的文章，最终却排除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思想相通的可能行，其否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存在合理性的意图十分明显”（第251-252页）。

总之，作者在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过程中，既观察到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与文论传统已经深深介入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传播与发展，进而成为形成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重要因素这一事实，也表达了我们应当更加积极地探索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自身优秀文化传统融通的新的可能性，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推向更高层次的强烈愿望。

自20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经历了隔膜、冲突到共鸣共振再到完美融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产物，也极大地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同时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阅读泓峻教授新著，我们可以全面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历程，全面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刻内涵，更加精准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走向，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增添力量。

（作者马达，系文心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杨飒整理）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