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富有时代精神的真学问当今中国处于急剧的发展变动之中，工业化、城镇化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时代，它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也改变着中国人生活和中国人的精神。当后世回过头来审视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时代，会是怎样的感受？也许今天的我们难于判断后世如何评价我们的时代，但我却相信即使过了千百年后，人们还会关注今天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时代，就像我们依然关注秦皇汉武的年代。今天这个时代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中国真正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时期。人类在农业文明、农村社会里生存了千万年，在短短几十年、上百年内发生工业化、城镇化运动，从此进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这是急剧而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因此记录这个时代、描述这个时代、研究这个时代，是这个时代的思想者、文化人的责任和使命，在我看来还是一份幸运。和任何一个变革的时代一样，在她灿烂辉煌的另一面也有问题和阴影。就文化领域而言，因时代变动带来的困惑与不解以及由此产生的浮躁与肤浅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人身上司空见惯。特别是浮躁，这简直成了我们当中的流行病。对这样一个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的社会不是仔细地观察、认真地记录、深刻地思考，而是随意评说，妄加议论，每每公开发表一些三言两语的感受、议论并以此为乐，甚至据说能产生某种成就感。当然，并不是大部分学者、文化人都如此这般，这个时代更多的是沉下心来，认真思考、努力工作的人。所幸的是，我身边就有不少这样的人。王红艳是我的同事，是一位年纪已经不是很轻的“年轻学者”。多年来，她放弃了原本已经相当不错的生活状态，放弃了为当下许多青年学子所羡慕和追求的公务员身份，投身学术，泛舟学海。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脚踏实地，不图虚名，扎扎实实地从基础做起，深入社会生活、走进基层、贴近“草根”，对于快速发展、深刻变动的中国社会进行认真而细致的观察、记录和研究，企求从中梳理出那些最终会引发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的“蛛丝马迹”。多年来，王红艳的足迹遍及祖国大地，在东、中、西部的城市、乡村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特别是2012年春、夏，她在广东中南部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蹲点研究，专门对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最为庞大和重要的新社会群体——农民工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这项研究的初步的成果，就是呈现于大家面前的这本《广东井镇农民工群体素描》。阶级、阶层问题研究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尤其是在近年来我们所做的多国政治发展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因经济社会结构变动所产生的新社会群体是推动当代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社会变革的基本因素。当今中国正因工业化、城镇化而导致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从政治学的角度观察，当今中国所发生的社会结构变动，形成了“三老”、“三新”六大社会阶层，即：干部、“老板”、“白领”、农民工、国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务农农民。其中，干部、国企事业单位员工和务农农民，是原有的社会阶层与群体。尽管他们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也有了很大变化，但毕竟在原有社会结构和状态早已存在。“老板”即私营企业家，“白领”即城市技术、管理阶层，还有农民工，则应属于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新产生的社会群体。依据多国，特别是我们所做东亚及其他一些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老板”、“白领”、农民工将是改变中国未来，尤其是对中国上层建筑中的权力结构产生影响的最主要，也是最值得关注的三大群体。王红艳所做的这项研究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在这项研究中，王红艳所采用的方法也值得注意。尽管这项研究的着眼点和意义更多的是政治的，抑或说是政治学视角的。但这项研究在本书中展现的更多是社会学方法。这首先和王红艳的学术背景有关，她曾求学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是黄平教授的高足。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一些社会科学的学科要赶紧“补课”，其中就有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几十年过去了，回头看，不得不说，社会学、法学“补课”的成绩不错。以社会学为例，中国的社会学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在吸收国际学术的理论方法与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实践的探索，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范式。我们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尚在艰苦努力与探索中。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治学应当向包括社会学、法学等学科在内的相关学科学习，结合本学科特点和需要，适当借鉴、采纳和吸收改造一些相关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王红艳的研究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案例。王红艳研究的内容与成果，价值如何？意义何在？相信凡此书读者都会有自己的了解与判断。我想额外再说上一点的是，由此书反映或代表的此类研究工作的意义。在我看来，凡以我们这个时代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素材的实证性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都不应低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发生着快速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动的时代。变革的时代，是实践走在理论与知识前面的时代，抑或说，是理论与知识落后于实践的时代。因此，这样时代的学问就不同于以往那些较为稳定发展的时代，它们应当更加注重经验性的研究、实证性的研究，它们应当首先注重记录和描述当下的时代。人们时常强调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注意应用性研究和基础理论的研究的平衡。其实殊不知，在我们这个时代，也许应当换个视角来认识这类问题。在变革的时代，应用性研究，观察记录时代的研究恰恰是所谓理论研究的基础。在我看来，至少在我们这个时代，基础性的研究首先是经验性与实证性的研究，也许这就是这个时代做学问的特色与价值。作为年轻一代的学人，王红艳的这类研究，以及她在研究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脚踏实地、严谨治学的精神是值得鼓励、令人欣慰的。就个人而言，我亦十分看好这类研究在未来的价值。现在时常可听到一种议论，说我们这个时代没有“大师”。问题是什么是“大师”？人们又是怎样发现和认可“大师”的呢？其实，仔细想想现在为我们所认可的那些“大师”都是一些过去的人、逝去的人。在我看来，所谓学术大师、思想大师有两种，一种是那种可以穿透历史，贯通今生来世、闪耀千秋的思想家；一种是那些记述时代，以典型方式反映时代的学人。第一种大师无需多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过这类大师也往往是要经历漫长岁月鉴证，才能为人所识。我们一时看不到当下有这类大师出现也不必着急。至于第二种大师，我倒认为未必那么可遇不可求。人是有文化记忆的动物，人类总爱瞻前顾后。试想，当岁月流去而后人回顾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毕竟人们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今后的人们需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选择最能够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地反映我们这个的文化记录以及记录着作为认识的途径。那么，能够如实地记录当下及其典型反映当下的作品，就有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也许这些“里程碑”的树立者就是后人眼里的大师。名利不足虑，所虑者是我们的事业。希望王红艳以及王红艳们能够一如既往，不为困难所动、不为名利所惑，坚守是为高尚，坚持就是胜利。房宁2013年初夏于北京大有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