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和需求问题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供需主体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和产业结构的非均衡，经济发展中供需失衡成为常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根本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的长期超高速增长开始导致供给和需求出现结构性失衡，长期稳定的发展目标受到影响。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经济发展放缓，经济形势变化莫测，全球经济的动荡增加了出口贸易的不确定性，外部需求进一步下降；同时国内供给与需求矛盾日趋显现，结构差异化严重，高收入人群消费倾向逐年降低，中低收入人群购买力严重不足，国内消费需求外溢，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长乏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这一情况反映出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同时也将给中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原有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迫切需要从新角度和新视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从2015年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经常被强调和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当前时代的发展阶段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要论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此矛盾正是人的需求和社会的供给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新变化，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实践和制度创新。

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在经济发展态势多变、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深刻分析当前的机遇与挑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把现有内需潜力和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尽可能地释放出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改革的施行需要理论依据，众多学者尝试从不同理论里找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根本。本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和理论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效果和改革政策进行全方位分析和探讨。

首先，通过梳理西方供给思想的发展脉络，得出供给学派的理论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理论，供给经济学相关理论只能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参考理论这一重要结论。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中，重农学派弗朗斯瓦·魁奈“供给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使供给思想有了最初萌芽；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时期供给思想开始了缓慢发展；让·巴蒂斯特·萨伊和詹姆斯·穆勒对古典经济学中有关供给和需求的论述进行了总结和拓展，确立了萨伊定律；20世纪70年代强调需求、刺激消费的凯恩斯理论无法解决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滞胀”现象，强调供给和生产的供给经济学重回历史舞台。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背景与供给学派完全不一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制度背景，坚持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新发展理念、“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优势、扩大开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优势，这都说明了我们不能照搬供给学派的供给侧改革。但供给学派的改革措施可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借鉴。通过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来促进供给的增加，通过减税和减少政府干预、重建市场机制建设，恢复企业家精神，促进经济增长等，这些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措施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有一定的启示。

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并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均衡及失衡，充分阐述了供给和需求结构性平衡的重要性。此外，从马克思的平衡、失衡、有计划调控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解决供需的失衡问题。改革开放后推行的经济政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实践。梳理此阶段的经济政策和重要理论，对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标、发展方式与发展目的有着深刻意义。通过分析相关理论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既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提升有效供给，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由量向质的转变；也需要通过改革生产关系，从收入分配制度出发，建立更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分工体系，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完善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中低收入者能够公平享受社会成果。

其次，通过对比分析美日英三国供给侧改革的背景、政策和改革结果，论证美日英三国供给侧改革无论从理论来源、具体政策和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不一样，但能为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一定的启示。

再次，通过以上理论分析，总结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特色和理论创新。其理论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适应这个阶段生产力发展而提出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其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实践特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最后，通过梳理归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的实践效果和改革政策，从具体实施层面出发，以问题为导向，对实践成效进行分析。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截至目前已进行了近八年的改革与实践。通过分析历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和效果、所取得的成效，充分证明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改善供给结构的根本之策，是破解经济内部深层次问题、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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