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卷本《商代史》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A类课题。此课题是1999年提出的，承担课题的学人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的同仁。在酝酿的时期，课题主持人宋镇豪先生就邀请我同马季凡女士参加《经济与科技》卷的撰写。当时我同王宇信先生主持的《甲骨学一百年》课题已完稿且正在排印中，在这一年我也届退休之期，觉得自己身体还可以，能再做一点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商代经济史》出版已有多年，该书出版后，虽得到学界师友、同行的认可，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就显现出了书中的不足：有些问题有待深入；此书因大量使用古文字和考古材料，带给排版、校对工作很大困难，虽经多次校对，书中还是有一些关键的字排错了而未校出，影响读者对文意的理解；而且几年来新的古文字、考古材料不断发现，我早也有打算有机会对此书作一次修订补充。个人的事可慢慢去做，没有时间限制，纳入研究室的课题计划，则有时间要求，我又犹豫起来。宋先生说有马女士帮助你，增加了力量，进度不会慢的，于是就答应了下来。不幸的是，此课题刚批准立项，在1999年8月我就检查出身患恶性淋巴瘤。此时心中一片茫然，家人一片慌乱，我的好友王宇信、宋镇豪正在安阳参加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闻知我被确诊为恶性肿瘤的消息，泪流满面。马上就要在河南安阳开幕的、我曾参加筹备多年的“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也不能出席了。立即住进北京医院，进行长达一年多化疗、放疗的治疗，接着是慢慢的恢复治疗期。在这期间，我是彻底地把课题的事丢开，专心治病。但我相信随着科学的进步，现今人类对付癌症的手段已增多，它已不完全是“绝症”。到检查出病的第三个年头，我感觉身体已基本上得到恢复。感谢北京医院肿瘤科的周美珍主任、陈刚主任、伍建宇医生为我进行的精心治疗，感谢我的妻子朱玲玲女士的细心照料，感谢我工作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领导、同事的关怀、支持和鼓励，使我能战胜被称为“绝症”病魔，重新拿起笔来投入到本卷书稿的写作中。幸好有马季凡女士的加入，我虽病了而课题的工作却因有她而没有停下来。她按照我们拟就的提纲，搜集1990年以后新发现的有关商代经济和科技方面的材料，作成资料长编输进电脑；她有什么新的想法、见解，我们随时交换着意见，使资料搜集的工作做得扎实细致。在这个时期，她个人的研究工作也有大的进展，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并于2002年晋升为副研究员。到我检查出病的第三个年头，我们便讨论提纲，着手写作。我们的分工是这样的：第一章“商人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然环境”的第一节“商人所处地域的地形、地貌”和第二节“商‘王畿’的土壤条件”、第九章“商代方国经济（上）”第二节“渭河流域的诸方国经济”、第十章“商代方国经济（下）”第一节“两湖地区的商时方国经济”和第二节“赣鄱地区的商时期方国经济”由马季凡副研究员执笔，第九章“商代方国经济（上）”第四节“东夷诸方国经济”请朱玲玲研究员执笔，第十一章“商代的天文与历法”由常玉芝研究员执笔，其余章节则由我执笔，全书（除第十一章）由我作最后的统一定稿。当然，书中存在问题、出现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马季凡副研究员还负责文字的电脑处理和全书的插图事宜。我因家住北京西郊，距离单位较远，病又没有全好，所以一般不到研究所里去。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什么材料，她就到图书馆、资料室去帮我借，借不到的就到书店去买，找到后即刻给我送来，为我的撰写提供了极大方便。这期间她真是踏破了我家的门槛！由于我们共同的努力，在2004年底终于按计划的时间完成了书的初稿，而全书的插图也同时基本配齐。集稿之时，如释重负。当然我从病魔中脱险出来，又完成课题的任务而没有拖集体的后腿，心中更是特别地高兴！本卷在撰写过程中融入了《商代经济史》书中的成果，但若读过本卷就可以发现，它与《商代经济史》有着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补充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发现的考古和研究方面的成果，使内容更为丰富充实；二、第一章作了彻底的改写；三、增加了分量很重的、篇幅约占全书五分之二的方国经济；四、增加了大量的插图。所以本卷又是与《商代经济史》不同的一部新作。本卷使用了大量的考古材料和器物图，这些材料都是考古工作者们长期辛勤劳动的成果，虽然我们在引用时，都一一注明了出处，以表示对原作者的尊重，但我们在这里还要再对长期辛劳在田野考古第一线、为学术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考古工作者，表示我们的感谢！本卷原拟定十章，科技内容放在各生产部分论述，不再抽出设独立专章。但商代已有较为完备的历法，在农业章中虽有所涉及，主编宋镇豪先生认为还是需设专章论述，并请对商代历法有深入研究的常玉芝研究员撰写，故有“历法”的第十一章。此章为本卷增色良多，特在此感谢常玉芝研究员的辛劳！杨升南2004年12月初稿2007年12月10日定稿是日北京下了当年第一场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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