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

距离20世纪人类文明的那场浩劫至今不足百年，阿多诺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言犹在耳，但是重温这句话，我们似乎不再有劫后余生的切肤之痛。最近这几十年或许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时期，虽然近年来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我们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似乎鲜有人会认为我们可能还会重蹈覆辙。真的如此吗？

若干年后，阿多诺把“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修改为：对于幸存者来说，“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能够被允许继续生活”？或者说，奥斯维辛之后，如何能够正确生活？我们不要以为只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需要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浩劫面前，没有人能够幸免于难，所以它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提问。阿多诺是作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来思考如何继续生活的，对他来说，这个问题无比沉重。不要以为奥斯维辛已成过去，如果不能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奥斯维辛还会重现。因此，为了不让那场浩劫重演，我们有必要把自己看作像阿多诺一样的幸存者，时时刻刻思考这个问题：生活的确还要继续，但是如何继续生活？什么是正确生活？

如何“继续生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想，“活着”与“生活”是不同的，“活着”不过是维持生命的存续，“生活”则必须思考如何“正确生活”的问题。的确，“正确生活”貌似是不可能的，一个人的生命短暂，人类也并非永存，我们这个宇宙总有一天不复存在，虽然它的时间尺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所以人在迷途，正确生活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然而，使人成为人的，支持着我们不仅写诗而且继续生活的，恰恰是正确生活的理想。正如阿多诺所说：“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善，什么是绝对的规范，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人、人性和人道主义，但我们却非常清楚，什么是非人性的。我想说，人们今天更应该在对非人性事物的具体谴责中，而不是在人的存在的没有约束的、抽象的定位中寻找道德哲学。”10434281“或许人们唯一可以讲的是，正确的生活在今天就存在于对某种错误生活的诸形式的反抗形态之中”，而“除了这种否定的指南以外，确实不能提出其他东西”。10434282换言之，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生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错误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生活，因而追寻正确生活的道路就是不断地排除错误生活的过程。

就此而论，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走在“通往正确生活的途中”。

“正确生活”这个问题对阿多诺来说是异常迫切的，对我们来说似乎并非如此，我们早已远离灾难。奥斯维辛虽然距今不足百年，但好像对于生活在发达的科技文明时代的我们来说，已经十分遥远，所以现在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看作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人类文明的那场浩劫彻底地改变了人类历史，不恰当地说，没有那场浩劫，就没有今天的我们。就此而论，难道我们不是“幸存者”？因此，所谓“幸存者”的含义，或者说“历史使命”，就是不让奥斯维辛重演，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以“幸存者”自居，按照阿多诺，那就是时时刻刻思考：什么是正确的生活？

当阿多诺思考“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能够被允许继续生活？”的问题时，其思考的独特之处在于，正确生活并不是总体性的、一般性的和同一性的，而是差异性的、特殊性的和非同一性的，在理想的人性设定中赋予非同一的生命个体以优先性，以之为正确生活的最低限度保障，或可看作阿多诺非同一性道德的核心。10434283因此，阿多诺在探讨道德哲学时，极为关注普遍和特殊之间的非同一性关系。10434284这恐怕是我们这个时代道德哲学面临的难题之一，而且情况愈加复杂。在形而上学衰落，“上帝死了”之后，伦理学失去神圣的基础，我们可以称之为“从神圣回归世俗”，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世俗”之中往往存在着相对而言的普遍与普遍之间、相对而言的普遍与特殊之间、特殊与特殊之间，甚至特殊与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此而论，阿多诺的非同一性道德哲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阿多诺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所谓普遍的道德法则与特殊性之间存在着冲突，就此而言他想维护特殊性、差异性或非同一性的首要或优先地位，而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或许更进了一步：假如没有或者我们难以确立所谓普遍同一的道德法则，我们如何正确地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奥斯维辛之后，生活仍然要继续，我们当然还是要写诗，不过诗的主题应该是如何寻求正确生活的道路，如何让20世纪人类文明的浩劫不再重演。

适逢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创立100周年，阿多诺诞辰120周年，罗松涛教授根据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心得，同时吸收借鉴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与翻译成果，对出版于七年前的学术专著《在通向正确生活的途中：阿多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修订，以作纪念，可喜可贺！

值此修订版出版之际，遵嘱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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