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古代散文研究会副会长 张新科近日，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接到惠卿的电话，告知我，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母题》经过修改完善即将付梓，约我作序。我听了后，非常高兴，作为惠卿的指导老师，很乐意在此谈点感想。佛教与文学的交叉感应在中国传统学术上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近年来成为学术热点。历来囿于诗文的正统地位，研究者多把目光放在佛教与诗文的关系上。对佛教与中国古代小说关系的探讨，则相对较少，而从母题的角度对佛教与六朝小说关系的系统研究，则更不多见。从这个角度来说，其选题是颇有创新价值的。六朝小说数量众多，佛教典籍浩如烟海，要对这两个对象作交叉研究，是要具备相当的学术勇气的。2003年，惠卿就读博士的第一年，还在部队服现役，后来听说他拒绝了教导员的军队职务，一心一意投入到学术研究中来。可见他是有备而来的，对读博士的辛劳和付出是有预见的。在后来的学习中，为做好博士论文，惠卿有一年春节也是在学校宿舍一人度过的。经过三年的勤奋学习，顺利完成了学业，其学位论文也得到外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母题（motif）是一个外来词，最早应用于民间故事分类学领域，传入中国后，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先是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领域得到应用，后来才渐渐渗入到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小说研究中来。惠卿在认真、系统地梳理了母题和母题研究法的源流后，选择并折衷了较为合理的概念，认为母题是“叙事作品中最小的情节单元、叙述的最小单位”，以此为契入口进行研究。这样，在考察佛教对小说的影响时，无疑更能截然见出佛教文化与中土文化两种异质文化的不同之处，更能清晰地看出天竺古老的文学原型或者说母题是如何随着佛典的汉译而传入中土的，是如何由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的，又是如何在一种新的文化中嬗变演化的。运用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我既主张开放包容，又主张持谨慎的态度，惠卿在实际研究中的严谨作风和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问题出发的求实态度，我是非常赞成的。在具体论述中，有些人由于研究和论证的需要，常常重点凸显某些材料，而一些与论题研究较少关联的材料则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从而可能造成一种夸大研究论题的错觉——这当然不可避免。从惠卿的研究看，他对这一问题有足够的警惕，并没有因个人喜好而对佛教影响作夸大研究，而是始终立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本位，分清文化的主次之别，渊流先后，进行审慎论述，这些原则的把握是很到位的。六朝小说不管是志人小说、志怪小说，还是宣佛小说、仙道类小说，都叙事简短，粗陈梗概，与后来唐人小说的婉转铺陈大为不同，要从中发现受佛教影响的材料，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这要求作者对佛藏和小说都要有大量的阅读，两方面都收集大量的材料，然后才能进行比较研究。从最终成果来看，该论著的文献工夫是扎实的，惠卿显然做了大量的阅读和材料收集工作，在前人零星的材料发抉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合理的梳理和分类，共分为神通类母题、劝善类母题、魂游地狱母题三大类，每一大类下又从属若干小类。这种以类相从的论述，使论著简洁、脉络清晰，很好地体现了惠卿的材料分析和驾驭能力。在扎实的文献工夫基础之上，立论才有依托，不会流于空泛。论著在对受佛教影响的士人进行分类时，把他们分为义理型士人和践修型士人，都是建立在大量的材料分析基础之上的，可谓公允平实。又如在论证“世说体”小说塑造人物如何受佛教义理影响时，在论证六朝宣佛小说的产生如何受到佛教唱导的影响时，在论证西域胡人如何影响魂游地狱母题叙事时，都是在大量的新发抉的材料基础上进行立论的，使人信服。惠卿告诉我，其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经认真整理修改，先后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浙江社会科学》、《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知名期刊上公开发表，已达15篇，并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3篇。还以此为选题申报了课题，先后获广东省人文社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立项，产生了良好的学术反响。有了这些研究基础，论著就不是急就章，而是踏踏实实一步一步积累而成的。论著的另一特点是结构框架合理，语言流畅，逻辑严密。除导论和结束语外，共分五章，用纵横交错的网状结构层层论述，抽丝剥茧，渐次逼近问题的核心。既把问题的论述建立在深广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上，又深切关注学术问题本身的解决，做到了宏观视野和微观视角相结合。六朝小说中之所以有佛教的影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前提是佛教的输入与传播，所以论著先用高度概括的篇幅谈唐前佛教的传播，然后建构佛教与士人的关系模式，再研究汉译佛典对六朝几大小说类型的影响，最后对三大类七种母题进行翔实考论，脉络清晰，层层逼进，显示了很好的思辨能力。能在佛经文学与六朝小说两个视域中观察问题，学术视野开阔，提出的观点富有新颖性，对于促进六朝小说的深入研究具有积极意义。在研究方法上，能够立足文本，注重对比分析，考论结合，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当然，对于六朝小说的研究学术界还存在一些有待商榷的问题，如《法显传》，虽然是一部僧人的自传作品，真实是第一位的，但其叙事生动、婉转，有些地方虚构意味颇浓，是否考虑也可纳入研究对象？这就需要对小说的概念及其内涵进行仔细辨析。扩而大之，对于史书中的佛教因子也要有一定的分析，因为小说与史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时的许多小说故事也被正史所采纳。还有，在文体分类上，像《搜神记》这样的作品，《隋志》、《旧唐书》列入史部杂传，而《新唐书》列入小说家，说明杂传与小说很难区分，这就需要对当时的小说范围进行系统的梳理，唐人刘知几的《史通·杂述篇》对此有一定的认识。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我想，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是好事，学术研究最怕没有问题。如此看来，惠卿的学术研究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希望他在本论著完成后，继续努力，在小说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惠卿博士毕业后，去了遥远的南方海滨城市湛江，在那里担任大学教职。尽管师生相距远了，但我们时有联系，师生多年，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大方，做事扎实认真。他现在担任了二级学院的行政职务，我觉得这对学术研究未必不是好事，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文学科多接触社会，对领悟学术问题是有帮助的，我也希望他带着研究的思维、以人文学者的情怀去做行政工作，正确处理好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的关系。我相信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为序。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八日午夜于古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