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学看作表达（representation），一类特别的表达，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表达，简而言之，就是说话。必须有一个说者（表达的制造者），再加上一个听说话的人（表达的接受者）。说话把这两者联结了起来。作为说话的一种的文学，便产生和存续于这种承担联结功能的社会实践活动。文学的工具与载体是语言符号，其实践方式便是以语言符号在联结的双方（多方）之间进行意义生产与传递。1大概没有哪个年代，比20世纪初的“新文学”倡导者们，更看重文学的意义生产的社会功能了。如果把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倡导和写作，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那么对文学的“意义生产”功能的重视、解剖乃至反思，便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因为怀抱着对于文学的“意义生产”功能的期待，而关注、接近文学，参与文学讨论，甚至投身文学写作的最显著的人物或群体，大多来自政治或者相关领域。最早的当然属晚清的维新派。梁启超是其代表。梁对小说“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议之力”的论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1989），《饮冰室文集之十》第6—10页。便源于他对文学所生产的“意义”的力量的信心。多少年以后，文学革命的猛将钱玄同，还不忘提醒他的同人——梁启超对于“创造新文学”/“现代文学之革新”功不可没。钱玄同：《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第10页。维新派之后，接着就是鲁迅所说的“革党”——革命党了。陈独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与梁启超1902年在《新小说》连载《新中国未来记》惊人的相似，陈独秀1904年亦尝试在他编辑的《安徽俗话报》，连载章回体白话小说《黑天国》，表达其政治与文化意见。尽管事与愿违，他们的小说处女作皆磕磕绊绊，半途而废，这两代政治人物参与推动的文学改革，却成为潮流——既为一般知识社会所认可，也对社会政治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胡适1960年回顾“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时，引用了孙中山1920年1月写给海外国民党的信里头的一段话——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09—210页。胡适认为孙中山的看法是公允的，“至少孙中山先生说，因为思想运动，文学运动在前，所以引起‘五四运动’”。胡适：《“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胡适全集》第二十二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806—807页。而孙中山的这封筹款信讨论的两大事项，便是设立刊物与创办印刷机构，以推动他的“革心”事业。依这样一条线索检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与“左翼文学”，无疑更加令人瞩目。“新兴阶级文艺运动”，以“新社会底理想底宣传及促进新社会底产生”为己任。见《萌芽月刊》第一卷第3期（上海，1930），第274—275页。其文学实践当时便引起政治反对派的警觉——盍此辈普罗作家，能本无产阶级之情绪，运用新写实派之技术，虽煽动无产阶级斗争，非难现在经济制度，攻击本党主义，然含意深刻，笔致轻纤，绝不以露骨之名词，嵌入文句，且注重体裁的积极性，不仅描写阶级斗争，尤为渗入无产阶级胜利之暗示。见《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普罗文艺密令》，载陈瘦竹主编《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0年，第310页。这段文字出自当时国民党的一份机密文件。事实上的情形也如此。胡耀邦与陶铸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当年正是在蒋光慈的小说《少年飘泊者》的感召下，他们才投身革命。陶铸甚至怀揣着《少年飘泊者》一书，走进了黄埔军校——小说的“意义生产”成为读者人生历程的推动力。四十年代的延安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政治人物对于文学的意义生产的社会功能，由表达想望与期待，转变为现实中的政治规训。来到延安的知识者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里说——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一定具有真正伟大的灵魂，足以感化清洗他人灵魂中的肮脏和黑暗；在这里，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艺术家。真正有伟大灵魂的艺术家，也一定能起团结、组织、推动和领导革命力量的作用，在这里，伟大的艺术家同时也是伟大的政治家。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朱鸿召编选《王实味文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36页。在事实上，王笔下的“灵魂”一词，承担的便是“意义”的语义功能。王实味寄希望于文学表达的“意义生产”功能的，不仅仅是能够团结、组织一般的“革命力量”，而且能够作用于“政治家”，以至“领导革命力量”。延安的“政治家”持不同的意见。针对王实味等人的种种说法，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的“意义生产”功能加以直接的政治规训。与王实味的意见相反，毛在《讲话》中，“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他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针’”。他强调“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866—869页。便是为文学表达的“意义生产”功能，设置政治上的边界与规范——很显然，在“政治家”眼中，是“政治家”的意义生产引导“文学”的意义生产，而不是相反。2与此同时，现代文学史上，写作者在写作/表达的同时，对表达本身，特别是表达的意义生产功能，开始解剖、质疑与反思。比如鲁迅。我以为，鲁迅的最大的意义也在此。鲁迅有一个比喻——“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鲁迅：《长城》，《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8页。比喻所说的“长城”，指的就是表达，权力者的表达。解剖这一类表达的实际所指与意义生产机制，构成了鲁迅写作的一条红线。所谓“古砖”里头，蔚为大观的当然是史书与经书。补添的“新砖”则包括各种“主义”，还有“革命文学”——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36页。鲁迅亦质疑自己的写作/表达，解剖知识者所共同面临的表达的困难。首先是语言本身的表现力——虽然不过是蚊子的一叮，总是本身上的事来得切实。能不写自然更快活，倘非写不可，我想，也只能写一些这类小事情，而还万不能写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显明深切，而况千叮万叮，而况一刀一枪，那是写不出来的。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9页。还有文学写作/表达，赖以实现其意义生产的功能，所依凭的语言符号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制约。鲁迅说，就是写信，他也未尝如别人所说的，能写出“最不掩饰，最显真面”的文章来。相反，他无论给谁写信，“总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鲁迅：《两地书·序言》，《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5页。在一次演讲中，鲁迅又说，做教授的不宜弄文学——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鲁迅：《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441页。对表达的解剖与反思，小说最为有力与深刻。在事实上，从鲁迅开始，中国现代小说家，亦即“说话者”，便有了反思“说话/表达”本身的自觉。他们“说”的同时，对“说”的位置、方式及功能产生了警觉、质疑甚至挑战，以致其“说”的实践与“不说”的谨慎相互依存与制约。这一对“说/表达”的困境的自觉与反抗，构成了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侧面。首先，作家/知识者对“说者”的位置的自信开始动摇——说话者掌握了表达的工具，怀抱着表达的冲动，却眼见着表达所赖以立身的基石在动摇甚至危殆中。鲁迅的《狂人日记》、《故乡》、《一件小事》、《祝福》等小说都是十分显著的例子。对“说者”位置的质疑，同样也表现在一系列回归乡土、民间与地方的作家的小说写作中。鲁迅之后，可以列出废名、沈从文、师陀、萧红、汪曾祺等一系列名字。其次，小说家们在写作中，对既有的与公认的“表达方式”提出了挑战。这些既有的方式，要么与权力相联结，要么已经沉积为被人视为当然的话语、观念与准则，构成某一知识结构体。相对“小说”之小，其属于“大说”一类。“大说”固然坚硬、顽强，“小说”更是神通广大，甚至专为“大说”而来。小说叙事以其超越时空的灵便与突破规范的锐利，塑造种种“不说”的情景或人物，对既有的与公认的表达方式进行切割、拼接，从而反衬和放大这“大说”之“大”。鲁迅的《补天》、张爱玲的《封锁》、丁玲的《夜》和王安忆的《小鲍庄》都是典型的例子。小说写作对“说话/表达”的困境的自觉与反抗最后的目标便是语言。“小说”必须假以语言。要表达/再现身体的感觉与心理的律动，却并非语言所完全能够胜任。更重要的是，小说写作对“说的位置”的质疑，对既有的与公认的“说的方式”的解剖，同样要以语言为工具。因此，不少作家遣用语言（说）的同时，也发起了向语言本身的挑战（不说）。鲁迅之后，向语言本身的挑战成为风气，恐怕要到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乡土小说的创作潮流中。诸如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阿城《棋王》、韩少功《爸爸爸》均为代表性的作品。这以后，自觉向语言挑战的代表作家要算韩少功。他1996年出版的《马桥词典》就表现出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几年之后，当写作《暗示》的时候，韩少功宣称，要“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破语言所掩蔽的更多生活真相”韩少功：《暗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第1页。。3把文学看作一类表达/说话，我们便须时时留意，文学的“意义生产”必须在说话者（作者）与听说话的人（读者）之间进行。进入现代社会，联结这两者的最重要的物质手段便是出版活动。鲁迅说，“我们想研究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第501页。。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出版活动则是一个关键的环境因素。与“意义生产”相对应，“出版活动”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胡适曾经总结白话文学运动取得成功的几个重要外部因素。第一，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第二，我们的老祖宗在两千年之中，渐渐地把一种大同小异的“官话”推行到了全国的绝大部分；第三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最后还有几十年的政治的原因——一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古文学失去了保护；二是满清帝室的颠覆，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6页。胡适尚未提及的是学校教育的兴起，以及因此而发展壮大的一种崭新的出版活动——遍于全国的大中学校，为出版业提供了具备新的知识结构和人生理想的作者与读者，为新式的刊物杂志的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众所周知，《新青年》的编辑与同人作者大多在校园里出没，其“通信”与“读者论坛”栏目的作者也大多是在校学生或担任教职。《新潮》则是胡适所说的北大的“一些很成熟的学生”，包括傅斯年、汪敬熙、顾颉刚、罗家伦等人，“在几位北大教授的影响之下”创办的“学生杂志”。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十八卷，第334页。《每周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亦多是北大教员。再看鲁迅有关《语丝》的记叙——当开办之际，努力确也可惊，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但自己卖报的成绩，听说并不佳，一纸风行的，还是在几个学校，尤其是北京大学，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则不大有人顾问。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四卷，第166—167页。这一类出版活动一方面使表达（“新文学”）实现其社会功能成为可能，一方面又对表达的意义生产发生影响。鲁迅有一篇讽刺小说，题目是《幸福的家庭——拟许钦文》，生动地讲述了这一组常被人忽略的关联——他想到这里，忽然从床上跳起来了。以先他早已想过，须得捞几文稿费维持生活了；投稿的地方，先定为幸福月报社，因为润笔似乎比较的丰。但作品就须有范围，否则，恐怕要不收的。范围就范围，……现在的青年的脑里的大问题是？……大概很不少，或者有许多是恋爱，婚姻，家庭之类罢。……是的，他们确有许多人烦闷着，正在讨论这些事。那么，就来做家庭。然而怎么做做呢？……否则，恐怕要不收的，何必说些背时的话，然而……。他跳下卧床之后，四五步就走到书桌面前，坐下去，抽出一张绿格纸，毫不迟疑，但又自暴自弃似的写下一行题目道：《幸福的家庭》。鲁迅：《幸福的家庭—拟许钦文》，《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5页。鲁迅讽刺的是极端的事，而实际上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算创造社。作为上海出版市场的一分子，创造社一方面受到所处商业环境的影响；反过来又以商业的手段和行为加入到这个出版市场的运作当中。创造社的种种活动——从崛起于泰东图书局，到筹办出版部自主经营；从最初标新立异的文学主张，到引发革命文学论争——都与上海出版市场这一商业环境息息相关。事实上，鲁迅也不能例外——鲁迅积极参与各种编辑出版活动，而编辑出版活动也对鲁迅的写作发生影响，特别是推动鲁迅的文体试验并为之提供了条件。《野草》与《朝花夕拾》两个专集的出版，奠定了鲁迅在散文诗和回忆性散文两种文体上的重要地位。然而，鲁迅选择这两种文体并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内从事同一种文体的写作，却与《语丝》以及《莽原》这两种刊物的创办密切相关。鲁迅曾把自己比作一头疲牛，来形容他与刊物之间的关系——明知不甚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76—377页。这“耕地”的结果，便是杂感的一个新样式——《马上日记》——的开创。这一新的体式便是缘于“老朋友”刘半农的约稿。刘半农当时在《世界日报》办副刊，创刊之前就打出了鲁迅为撰稿人的广告。这一体式，后来换了“夜记”、“杂记”、“题未定草”等不同的题目，断断续续，贯穿了鲁迅最后十年的写作生涯。而每一次重拾和搁置这一体式的写作，都与鲁迅的友人办刊与约稿以及刊物停办相关联。鲁迅专收短评的集子有《热风》、《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以及《花边文学》。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所收的文章基本上发表于一个或两个固定的刊物或栏目。而每一个文集的共同风格，都受到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以及刊物的处境的影响。事实上，完全可以说，鲁迅也是一个出版活动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