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是目前国际学术界最有活力、最富于创造性的学术思潮之一，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为了帮助本书的读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对它有一个大致的印象，我们不妨在与传统文学研究的对比当中，勾勒出它的一些基本倾向，当然这种勾勒只是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完整的理论概括。这些倾向是：1.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2.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4.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涵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态度与研究方法。以上的描述是十分简略的，但即令通过这样一种极其简略的描述和比较，我们也可以发现，文化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研究全然不同的、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式。

从20世纪60年代英国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倡导算起，文化研究在欧美已经经历了大约40多年的发展，目前许多欧美大学都建立了有关文化研究的系科，开设了文化研究的课程，文化研究在欧美学术体制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将对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作一初步的介绍，为了使论述较为集中，我们将以介绍英国文化研究，尤其是著名的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工作为主。

一 文化研究的起源

狭义的文化研究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英国逐步兴起，而后扩展到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和知识传统。尽管霍尔声称，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开端”，但在追溯其根源时，大多数学者都把五六十年代之交出现的几部著作，如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1958），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1958）、《漫长的革命》（1961），以及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看作是它的奠基作。

理查德·约翰生指出，文化研究在政治和思想上各有其传统，在政治上，文化研究的产生与英国新左派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左派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而是50年代末由一批前共产党知识分子（核心是一批党内历史学家）、左翼文化人，以及激进的大学生结合而成的一种政治运动。新左派的目的是在英国重新确立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造一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50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如1956年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同年苏联出兵匈牙利，英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核裁军运动，推动他们走到一起。新左派的中坚力量是团结在《明理者》《大学与左派评论》两个刊物周围的知识分子，前者的成员大多是前英共党员，他们反对苏军入侵匈牙利，公开要求英共领导撤销对苏联侵略行径的支持，他们认为，无条件地接受苏共的政策实际上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历史方法，他们批判斯大林主义乃是基于抽象的教条而不是活生生的现实经验，认为斯大林主义的破产是由于其经济化约论，即把社会、政治、道德和艺术维度简单地化约为经济和阶级结构。他们批评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式，要求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后者的成员主要是牛津大学的一批激进的大学生，其政治成分和态度更加复杂，但在倡导一种民主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上，他们和前者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促使两个刊物的成员走到一起，并于1959年合并为著名的《新左派评论》。新左派与文化研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许多文化研究的奠基人，如威廉斯、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等，同时又是新左派的核心成员。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们，新左派对文化政治的特殊重视，尤其是新左派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些重要观点，例如，第一，对经济化约论的批判；第二，把文化看作社会过程本身，而把经济、政治仅仅看作这一过程的构成因素，都对后来文化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思想来源方面，文化研究可以上溯至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和以他为代表的“细绎”集团。50年代，由于商业电视的普及，大众文化在英国迅速崛起，并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李维斯为首的一批文学批评家就已经开始对大众文化进行研究，如李维斯和丹尼·汤普生的《文化与环境》（1938）与Q.F.李维斯的《小说与大众》（1932）便分别研究了广告和通俗小说。但令人遗憾的是，李维斯的历史观是保守的。对他来说，一种有机与和谐的社会秩序仅仅存在于17世纪之前，它遭受到工业革命的破坏。李维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所诊断的那样，存在于经济方面，而主要存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李维斯主张，为了拯救现代社会，必须恢复古老的有机社会的价值观念，而这需要借助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力量。站在这一立场，李维斯批评大众文化缺乏“道德的严肃性”和“审美价值”。文化研究的早期代表，如霍加特、威廉斯等在批评方法和文化观念上曾受到李维斯的影响，但在对待大众文化的态度上与李维斯等人却存在重大分歧，这种差异与两代批评家的出身和文化背景有关。李维斯等战前一代批评家大多出身于社会精英阶层，而在战后，由于经济重建的需要和福利国家带来的教育普及，许多出身于下层阶级的子弟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威廉斯后来曾多次强调这种经验对于他们从事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这种经验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那些被排斥到边缘位置的非主流的社会集团，接触到为这些社会集团所熟悉的大众文化。

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是英国文化研究的发轫之作。它的写作意图与新左派理论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在自由主义知识界一个颇为流行的看法是，随着福利国家的建立，工人阶级正在逐渐中产阶级化，他们的生活条件、价值观念、文化趣味都日渐与中产阶级合流，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而新左派则力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确认工人阶级的政治和文化身份，霍加特的著作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霍加特既不同意上述自由主义的观点，也不同意旧左派把工人阶级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僵化主张，他认为工人阶级的生活既有连续性，又有变化性。这种变化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分辨出来。《文化的用途》一书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描绘了霍加特青年时代（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后一部分描述了50年代美国式的大众娱乐文化对这种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冲击。李维斯的影响在书中清晰可辨，霍加特提供给我们的是一幅李维斯式的历史文化景观，一种健康、淳朴的文化正在逐步被一种堕落、时髦的文化所取代。不过，与李维斯把17世纪看作理想的有机社会不同，霍加特心目中的“美好的旧时光”是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级文化。在书中，霍加特充满同情，兴味盎然地描绘了这种文化，他以赞赏的口吻谈到在工人阶级读者中流行的通俗故事所表现的淳朴的感情：“这些故事描写的是一个有限的淳朴的世界，以几种公认并信奉已久的价值为基础，它往往是一个幼稚而华美的世界，感情的迸发形成巨大的热情，但这些感情迸发的确在起作用，这不是一个腐败或虚伪的世界。”965606这些通俗故事“不是鼓励人们去逃避日常生活，而是强化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热爱和兴趣”。这可以看作霍加特对他青年时代工人阶级通俗文化的总体评价。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是自然、淳朴的，传统的工人阶级社区是一个有机的社会。霍加特在书中详尽地描写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各个侧面，工人聚集的小酒馆、工人俱乐部，工人中流行的期刊和故事，他们的体育活动、语言习惯与私生活、家庭和性别关系等。霍加特指出，在这各个方面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内在联系，存在着一种“共同的感受”，它的特征是集体价值和个人生活的紧密交织，这种内在的联系和共同感受使工人阶级文化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霍加特的著作具有浓厚的怀旧气息，他对战前工人阶级文化的赞美与对战后美国式大众文化的批判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缺乏有机性，缺乏在普通老百姓活生生的文化经验中牢固的根基，霍加特批评美国电视、流行音乐、犯罪小说等都是一种文化赝品。在《文化的用途》的后一部分，霍加特采用李维斯提供的术语，如“健康”、“严肃”等来批评这种大众文化，并力图建立一种系统地鉴别大众文化的标准。这样，在霍加特的著作中我们便可以发现一种矛盾，一方面，他仍然沿用着英国精英文化所建立的价值尺度和意识形态假定，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工人阶级通俗文化与其政治传统的统一性，这使他在书中常常从对通俗文化的社会功能的肯定不知不觉地滑向对其文本形式的批评，同时也使他忽略了大众文化自身的复杂性。

霍加特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对早期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三点影响。第一，《文化的用途》是一部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的著作，作者在书中充分利用了自己童年时代的经验和记忆。在我们眼前生动逼真地复活了那一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文化氛围，正如一个学者所说，该书的“强大的影响来源于这种自传，文学想象和批评感性的混合，读者依据一个置身于这种生活内部的人的视野看到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具体形象，并通过他亲炙了这种经验”。霍加特这种著述方式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第二，霍加特曾接受过严格的文学训练，在书中他成功地把文学批评的方法应用于通俗文化，把流行音乐、通俗期刊等大众文化现象都作为一个个文本来加以分析，为早期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第三，霍加特首次采用了跨学科的多维的视野，例如在书中他便同时采用了社会学、政治学与文学批评的视角。

尽管霍加特筚路蓝缕，功不可没，但对早期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应属雷蒙·威廉斯，正是威廉斯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等著作中，威廉斯明确地与那种传统的、超越功利的，仅仅局囿于精英文化范围的文化定义告别。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追溯了从工业革命直至当代“文化”一词的内涵所发生的变化，威廉斯同意李维斯的意见，传统的最精致的部分体现在语言和文学中，但他不同意李维斯的观点，全部文化遗产都是由语言和文学承载的。威廉斯认为，李维斯忽略了其他的知识形式、制度、风俗、习惯等，夸大了文学的作用，威廉斯在书中写道：“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必须不断扩展它的意义，直至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几乎成为同义的。”965607

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对文化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他用“漫长的革命”来形容过去两百年间欧洲发生的工业革命、民主革命和文化变革。威廉斯摒弃了庸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他认为民主革命和文化变革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自发的后果，而是社会整体进程的一部分。他说：“我们习惯了用政治和经济的术语来描绘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但作为一个经验的问题，人和社会并不局限于权力、财产和生产。他们对经验的描绘、学习、说服和交换的关系同样是基本的。”965608

在重视经验的基础上，威廉斯概括了文化的三种界定方式。第一种是理想的文化定义。这种定义把文化界定为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这一项下文化是指我们称之为伟大传统的那些最优秀的思想和艺术经典。其次是文化的文献式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第三种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正是这最后一种定义，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根据这种定义，文化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阐发某些伟大的思想和艺术作品，而是阐明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意义和价值，理解某一文化中“共同的重要因素”。文化的“社会”定义不仅涵盖了前两种定义，而且包括了被前两种定义排斥的，在很长时间里根本就不被承认是文化的众多内容，它们包括“生产组织、家庭结构、表现或制约社会关系的制度的结构、社会成员借以交流的独特方式等等”。965609威廉斯要求我们把文化过程看作一个整体。因此，对思想和艺术作品的文本分析应当和对它们所从属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分析结合起来。对他而言，文化分析，就是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种因素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965610。威廉斯的文化定义对于文化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它为文化研究未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正如霍尔所说：“它把论辩的全部基础从文学-道德的文化定义转变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意义，并把后者界定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义和惯例都是社会地建构和历史地变化的，文学和艺术仅只是一种，尽管是受到特殊重视的社会传播形式。”965611

经验是威廉斯文化理论中一个核心的范畴。威廉斯认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其生活方式必然有一种独特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可取代的。由于历史或地域的原因置身于这种文化之外，不具备这种经验的人，只能获得对这种文化的一种不完整或抽象的理解。这种为生活在同一种文化中的人们所共同拥有的经验，威廉斯称作“感觉结构”。他指出，所有的文化都拥有这种独特的生活感受，这种“独特和有个性的色彩”，“这种感觉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965612

特纳指出，尽管威廉斯对所谓“感觉结构”并没有作出一个清晰的说明，但这个概念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要的是意识到一个时期的‘感觉结构’可能是与统治地位的文化观念相对立的，这样，尽管在连续不断的支配的文化结构内遭到贬斥，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仍然能够保存下来，威廉斯用这个范畴作为一种方式来坚持一种有机的平民精神的存在，这种精神是紧密地与具体的生活条件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在其他文化层面上反映出来（也可能构成对其他文化层面的竞争和抵抗）。”965613如果我们接受特纳的这种阐释，那么可以说，威廉斯实际上是用一种抽象和理论化的语言表述了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一书中表达的同样的主题。对经验的强调使威廉斯与后来在文化研究中发生重大影响的结构主义分道扬镳，尽管威廉斯在这里也提到结构。在结构主义话语中，个人经验是居于从属地位的，是微不足道的。

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早期英国文化研究的又一部代表作。书中汤普森细致地追溯了工业革命初期工人阶级意识和文化的形成。与威廉斯相比，汤普森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立场，例如他不同意威廉斯把文化看作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宁愿把它看作“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汤普森认为，文化是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相互竞争和冲突的结果，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阶级斗争。尽管威廉斯认为汤普森的批评混淆了“阶级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性因素）和“阶级斗争”（一种积极、自觉的斗争形式），但从他70年代改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说明社会过程来看，他事实上接受了汤普森的批评。

但从总的方面来看，汤普森的观点和威廉斯十分接近。汤普森也反对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决定论，强调人类主体的能动作用。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把工人阶级的出现看作是经济力量的消极反映的决定论观点。他说“工人阶级不像太阳那样在固定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形成的时候”965614。这种形成是一个积极的、富于对抗性的“文化”过程，它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所能解释的。汤普森通过大量的事实证明，在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中，作家、革命者、工会组织者，尤其是宪章派思想家发挥过重大而直接的作用。汤普森指出，阶级经验和阶级意识是不同的，“阶级经验大多取决于人们诞生于其中——或不自愿进入的生产关系，阶级意识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它以传统、价值体系、思想和制度形式为其体现”。汤普森认为，如果说阶级经验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那么生产关系并不能整体地决定这种经验的文化反映，换言之，并不决定阶级意识。在阶级意识形成和塑造的过程中，文化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个体都有着自由选择的空间，他们并不是经济必然性的俘虏。

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人的著作，批判了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强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所起的关键作用，同时更把文化从传统的狭隘的精英文化的定义中解放出来，把它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样就为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理论上的障碍。1963年，霍加特创建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该中心的宗旨是研究“文化形式、文化实践和文化机构及其与社会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它的建立为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体制内部寻找到一个立足点。自此以后，以伯明翰中心为大本营，文化研究在英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 意识形态理论：从阿尔都塞到葛兰西

意识形态是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正如詹姆士·卡雷所说：“英国文化研究可以被非常容易地，可能是更为准确地描绘为意识形态研究，因为他们以各种复杂的方式，把文化归结为意识形态。”965615但是，我们注意到，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威廉斯等人的早期著作中很少露面，它在文化研究中频繁出现是在70年代。这一变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发展有关。佩里·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把全副精力集中于上层建筑的研究，文化构成了它关注的焦点。”965616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对文化的关注有不同的侧重，从卢卡契、柯尔施直到早期的威廉斯，他们主要是从批判经济决定论出发，强调文化的解放力量，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作用。直到70年代，人们才逐渐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进行分析。推动这种变化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尔都塞。在整个70年代，阿尔都塞对文化研究的影响超过任何一位近代欧洲思想家，只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可能是一个例外。

威廉斯在他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中曾指出，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其含义并不十分明确，它游移于两种意思之间。其一，“一种某个阶级特有的信仰系统”。其二，“一种可能与真实的或科学的知识相矛盾的幻想信仰系统，即伪思想与伪意识”。在后一种意义上，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建构一种关于自我及其与历史关系的“虚假意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与上述两种意义都有根本的不同，在阿尔都塞看来，正如索绪尔认为语言提供给我们的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Version），而不是现实本身，意识形态也不存在真实与否的问题。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构架，通过它“人们阐释、感知、经验和生活于他们置身其中的物质条件里面”。意识形态建构和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意识。阿尔都塞深刻地指出，尽管个人作为主体觉得自己是独立自足的，觉得自己在直接、自由地把握现实，但实际上，他的意识是由一系列思想体系和再现体系所限定了的，这种把握只是他想象的结果，所以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965617。

阿尔都塞的理论为文化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如果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考察，我们便不能像早期威廉斯等人那样仅仅把它看成是生活经验的表现，它同时还是产生这种经验的前提，是我们的意识和经验的基础。

集中体现这一点的是阿尔都塞对主体性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把个人主义看作支持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中心神话，但击碎这种神话，把个人从历史的中心位置移置出来的努力却遭遇到顽强的抵抗。阿尔都塞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这一移置。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并不是公开的，而是隐蔽的，我们内化了意识形态，因此不能意识到它的存在和效果。意识形态是无意识的。自从弗洛伊德以后，许多哲学理论都把无意识看作我们个性的核心，是我们天性的产物。而阿尔都塞却论证说，我们的无意识也是意识形态性的。意识形态从外部构筑了我们的“本质”和自我，因此我们所谓本质的自我不过是一种虚构，占据它的位置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拥有社会生产身份的社会存在。阿尔都塞将它称为“主体性”（subjectivity）。这种主体性不像过去所说的主体那样是一个统一的、个性化的和独立自持的，它可能是矛盾的，并且随着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不断地改变。事实上，我们是依赖于教育我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社会身份，来成为一个主体，我们对自我的看法不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而是由文化赋予的。因而我们是文化的“主体”，但却不是它的创造者。在英文中，subject一词本身就含有“主体”和“屈从体”两种意思，这里的“主体”显然也应当从这两方面来理解，即所谓主体并不是独立自持的，而是由文化建构的。这种“主体”的概念在文化研究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伯明翰中心的第三任主任理查德·约翰生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中便这样界定文化研究的对象：“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或主体性的历史形态的。”所谓主体性的历史形态就是指由社会和文化建构并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的主体性的独特形态。所以他又将这种主体性称为“社会关系的主观方面”965618。他对主体性的理解显然来自阿尔都塞。根据对主体性的这种新的理解，研究主体性就是研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主体性的建构，70年代《银幕》杂志的电影理论家便从这方面入手，探讨某一电影文本是如何在观影过程中为观众建构了一种主体性，或提供了一种主体位置。他们发现，观影者总是依据一种已经确定或已经被设计好的主体位置来回答电影文本的召唤，这种主体性和观影者观看其他电影文本时建构起来的主体性可能是不相同的。1975年劳拉·莫尔维在她那篇著名的论文《叙事电影的视觉快感》中便对电影文本对男性观影者主体性的建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莫尔维指出，在西方电影中妇女同时占有着中心而又是从属的位置，她们是影片快感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被观看的对象。而男性，无论是作为影片中的角色还是观影者，都是积极的、主动的。“传统上，女性在两个层面上发挥其功能，作为电影中男性角色色欲的目标，和作为观众席上男性观影者色欲的目标。”965619但在观影过程中，男性观众与这些角色的距离消失了，男性观众很快与这些角色认同，通过这种认同，他们不仅在男性角色成功的追逐行为中体验到快感，而且还像在镜像中一样确认了一个更优美、更完善、更强大的自我。莫尔维指出，这就是电影通过其符码提供给男性观众的主体位置，这种主体位置是不会提供给女性观影者的，因此，女性观影者在这类电影中获得的快感是以否定女性的主体性为代价的。

阿尔都塞的主体性理论除了对影视研究，还对文化研究中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身份的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性别研究方面，过去对两性之间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妇女的歧视，都是以一种对妇女“天性”的认定为基础的。例如，认为妇女不适合做行政和经济管理工作，是因为她们“天性”上就缺乏“冒险精神”、“感情用事”；认为妇女适合的位置在家庭内部，是因为她们“天性”就喜爱儿童、缝纫和家务。但是根据主体建构的理论，这种妇女的“天性”其实并不是先天具有，而是由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因此现在进行性别研究的学者敢于大胆断言，实际上“并没有类似于非社会意义上的女人和男人这样的事物”，“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都是“建构而成的”。关于妇女天性的种种本质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主导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建构性别的各种方法是一个障碍”965620。

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也对文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不仅要通过语言和再现系统来研究，同时也要通过它的物质形式，如它的体制和社会实践方式来研究，这种思想推动伯明翰中心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对电视的社会运作机制以及它的制度史的广泛探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正如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所指出的，阿尔都塞的理论代表了与早期威廉斯等人的文化主义不同的另一种范式——结构主义的研究范式。文化研究中的结构主义观点认为，文化不是某一社会集团的客观经验，而是一个生产意义和经验的领域。通过它，社会现实被建构，被生产，被阐释。从这一角度看，威廉斯等对人的经验和主观能动性的推重代表的是一种肤浅、落伍的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结构主义指出，既然人的意识和经验都是由文化和意识形态建构的，当我们已经能够研究它的构成机制时，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去关注它的具体内容呢？然而，恰恰是在这一方面，结构主义暴露了自身的偏颇和局限。他们由于过分强调所谓“结构的整体”和这种整体的决定作用，牺牲了“过程”和具体经验的复杂性，牺牲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阿尔都塞的主体性理论具有浓厚的决定论色彩，阿尔都塞认为是“意识形态召唤个人成为主体”。根据这一观念，从笛卡尔、康德以降的近代“主体性哲学”都被解构了，人类不复是历史的主体，不复是历史的意义和归宿。意识形态占据了它留下的位置，成为历史的最终主体，而屈服于它的个人就此失去了自身的任何目的、计划、意志和理性。难怪汤普森批评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质是一种新的神学。阿尔都塞理论的这一方面也给文化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莫利曾批评“许多早期文化研究著作的阿尔都塞倾向”，“这些著作把个人主体仅仅归结为特定结构的个别化，由超越他的主体性空间的话语所言说”。莫利希望能够“制定一个位置，从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个人从他或她的结构位置所能达到的文化资源中如何积极地生产意义”965621。

正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这种缺陷，促成了文化研究中的所谓“葛兰西转向”。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像阿尔都塞一样，并不把意识形态看作一种“虚假意识”，而是看作一切社会构形必不可少的方面。但同时他又不像阿尔都塞那样，把意识形态和人类的主观意图同实践截然分割开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对立。

在葛兰西的思想中，对文化研究影响最大的是他关于“文化霸权”的论述。所谓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其实质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所以这里的heyemony一词在中文也可以译为“领导权”。这种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在葛兰西的政治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两个层面：“一个能够被称作是‘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即通常被称作‘民间的’社会组织的集合体；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政治社会的执行机构是军队、法庭、监狱，等等，它作为专政的工具代表暴力；市民社会是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的，它作为宣传和劝说性的机构代表的是舆论。在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意识形态处于第三位，即经济基础——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换言之，意识形态最终受制于经济基础，直接受制于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在葛兰西关于社会结构的分析中，意识形态居于第二位，即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社会（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换言之，在上层建筑的范围内，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的基础。葛兰西认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不是依赖政治社会及其代理机构，如军队、暴力等来维持的，而主要是依靠他们牢牢占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依靠他们广为宣传并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世界观来维持的。因此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首先颠覆它的文化霸权。

但是对葛兰西来说，文化霸权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关系，并不像人们过去所理解的那样，是由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制地灌输给从属阶级。他认为霸权的形成需要依赖被统治者某种自愿的赞同，依赖某种一致的舆论和意见的形成，而这总是一个过程和斗争的结果。托尼·本尼特对这一过程作过一个清晰的说明：“使葛兰西离开较早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关系，与其说是前者对后者的支配，不如说是二者之间，即统治阶级与主要的被统治阶级、工人阶级之间为了争夺霸权，换言之，为了争夺道德、文化、思想的领导权，最终是为了争夺对整个社会的政治领导权所进行的斗争。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术语的变更，霸权概念指出，统治集团的支配权并不是通过操纵群众来取得的，为了取得支配权，统治阶级必须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谈判（negotiation），这种谈判的结果是一种真正的调停。换言之，霸权并不是通过剪除其对立面，而是通过将对立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系的。为了说服那些心甘情愿接受其领导的人，统治阶级的政治取向必须有所修正，这就使得意识形态中任何简单的对立，都被这一过程消解了。”965622作为一种调停对立阶级文化因素的结果，资产阶级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资产阶级”文化，它成为了一种从不同阶级锚地取来的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动态的联合，尽管这些不同的文化因素只是暂时地，只是在某一特殊的历史时刻和特殊的历史联系中，被资产阶级的价值、利益和目的所接纳。资产阶级意识和文化只能存在于这样一种能够包容某些对立阶级价值的妥协的形式中。

对于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研究来说，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过去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学者把大众文化看作是资产阶级宣传自身的意识形态，欺骗群众的工具，忽视了大众文化内部包含的差异、矛盾和斗争。而从葛兰西的理论视角来看，大众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阶级对各种霸权的抵抗共同构成的。它既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通俗宣传，也不是一种自发的文化抵抗，而是一个谈判和斗争的领域。这一新的认识，一方面坚持了大众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

本尼特认为葛兰西关于文化霸权的论述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四个方面的影响：一、它摒弃了把所有文化都看作某一阶级性体现的阶级本质主义。二、它使我们对大众文化的分析，既可以超越精英主义完全批判的立场，又可以超越平民主义完全无批判的立场。三、它强调“文化实践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阐述”的多种可能性。使我们认识到某一文化实践并不恒久地负载着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含义。四、葛兰西对阶级决定论的摒弃使文化研究能够将视野扩展到文化斗争的其他领域，如阶级以外的性别、种族乃至年龄压迫等。葛兰西把差异和矛盾看作文化和意识形态存在的基本方式，为研究这些领域的文化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霍尔在他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和对大众传媒的社会功能的研究中，都成功地应用了葛兰西的理论。他说：“文化领导权的概念——乃是葛兰西最杰出的理论贡献，霸权的获取，当然不排除意识形态的压抑。但更主要的是通过被支配阶级和集团的积极赞同来取得的。”965623霍尔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一个弱点，就是他们不能从理论上说明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领导权的这种自由的赞同（free consent）。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注统治阶级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不知道这种政治权力的获得，实际上依赖于统治阶级首先获得的文化领导权和无权者对它们积极或消极的赞同。这就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很难解释当代资本主义政治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现象。在1970-1980年间，由撒切尔夫人领导的英国右翼政党连续三次赢得大选的胜利。在这三次大选中，许多工人都主动投票支持撒切尔，这使左派人士感到沮丧和困惑。在分析这一现象时，霍尔说：“对于我们的目的什么是最有意义的呢？是撒切尔主义获得的普遍的支持，尤其是那些其利益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由撒切尔夫人来代表的社会阶层的支持。”霍尔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较之传统的保守主义，撒切尔主义在建立和保持意识形态霸权方面采取了特殊的策略，这种策略“能够围绕自身建立起一种普遍的赞同”。这种策略的核心是，撒切尔主义有效地利用了传统工人阶级文化中的某些重要因素。“这些话语直接利用了传统被压迫阶级的哲学和实践意识形态中的某些普遍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并没有内在的、必然的或确定的阶级含义”。通过这种方式，撒切尔主义“建构了一个赞同而不是反对权力集团的平民主义的政治主体”965624。使许多英国工人阶级的成员变成了积极的撒切尔主义者。

在传媒研究中，霍尔关注的也是一个葛兰西式的问题，即西方国家的大众传媒是如何生产这种“普遍赞同”或“一致舆论”的。霍尔指出，主流的传播理论正确地认识到传媒在表达舆论方面的作用，但它错误地认为，这种一致的舆论原本就存在于社会之中，传媒只不过将它传达出来罢了。霍尔认为，相反，这种一致的舆论其实是由传媒生产或部分生产出来的。当然这种生产过程是异常复杂的，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传媒一般是独立于公开的压制和限制的，也不会赤裸裸地去鼓吹占据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霸权。霍尔指出，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结构关系，它使传媒既能保持某种独立，又能遵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规则。“现在考虑一下传媒-再现的方式，在其日常的运作中，它是公正和独立的，它不会围着权力的指挥棒转，也不会有意识地使自己对世界的描述符合占统治地位的规定，但它必须是对之敏感的，而且只能在其中才能合法地生存下来，它必须在普遍的范围之内或‘大家都赞同’的一致舆论的框架内生存下来，它使自己适应于这种一致的舆论（Consensus），同时又试图形成这种一致的舆论，传媒成了生产‘普遍赞同’的一个组成部分。”965625这种生产不能被理解为“偏见”或有意识地歪曲现实，例如，一个新闻评论员说“提高工人的工资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完全可能是他个人的自由的看法。但他这样说又是符合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这当然是他个人对真理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显然只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构架内部形成的，这种思想构架倾向于认可某些真理，而排斥另一些真理。

上面引述的霍尔的分析，只是两个例子，从阿尔都塞到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使用得最广泛，同时又是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三 阶级 种族 性别

如果把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来分析，核心就是“再现”（representation）问题。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一个再现的体系”。近年来，由于后结构主义的推波助澜，“再现”问题受到普遍的关注。德里达说，在当代“再现是一个最重要，最富于生产性的问题”965626。德里达如此重视再现是有原因的，对于德里达等解构主义者来说，再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唯一的可能性，是意识的唯一形式。因为绝对的“在场”（Presence）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再现就是我们所能拥有的一切。德里达认为，我们很难区分正确的再现与错误的再现，区分真理与谬误，区分现实与虚构，事实上，再现总是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虚构与错误，因为再现宣称它指代的事物根本是不存在的。在这一点上福柯的意见与德里达相近，福柯排斥意识形态的概念，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概念是与“真理”的概念相对峙的，而在福柯看来，所谓真理只是一种“真理效果”，这种“真理效果”是由话语生产的，而话语无所谓真实与谬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再现”问题却因为其他原因被凸显出来，被后结构主义一笔勾销的正确再现和错误再现问题并未失去其意义。根据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是一处斗争的场所，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为取得文化领导权进行着持续不断的谈判、斗争和调停，这些谈判和斗争不仅不同程度地牵涉到真理与谬误，正确再现与错误再现的问题，而且暗示给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些阶级、社会集团和个人可能作出比另一些阶级、社会集团和个人更正确、更公正、更直接的再现。从文化与权力关系角度看，再现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内部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那些能够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握有权力，而那些不能再现自身和他人的人则处于无权的地位，只能听凭他人来再现自己，于是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再现，“工人阶级是粗鲁的”、“妇女天生就是卑贱的”、“少数民族是愚昧无知的”，等等。由于这个原因，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受压迫、受排斥、受支配的社会群体反对文化霸权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用一种对于自身以及自身与他者关系的更加真实、更加正确的再现来取代统治阶级和主流文化对自身的错误和歪曲的再现。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发现“像阶级、性别、种族这些‘政治领域’都是在再现与错误再现，支配与从属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有两点重要区别。一是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加讨论。另一点就是对政治行动的不同态度。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理论与实践难以统一的资本主义时代，批判理论本身就是革命实践的一种形式。而英国的左翼知识分子仍然致力于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们认为理论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介入实际的政治运动。英国文化研究中对“阶级”、“种族”、“性别”等领域的文化再现和文化斗争的研究，就与同时期发生的政治运动，如五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7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无论在内容还是目标上，都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和呼应。

在“阶级”、“性别”、“种族”三个范畴中，“阶级”受到英国文化研究特殊的青睐。70年代后期，伯明翰中心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如《工人阶级文化》（1979）、《仪式抵抗》（1976）、《学习劳动》（1979）、《制服危机》（1979）等。这些著作继承了霍加特、汤普森以及英共历史学家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怀，同时与前者又存在重大的区别。理查德·约翰生指出，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工人阶级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并且致力于发现这一本质，而他和伯明翰中心的同事却“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这种异质性是由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具有统一本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Subculture），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70年代伯明翰中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亚文化中的一种，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

《仪式抵抗》是伯明翰中心成员集体撰写的一部著作，它广泛地研究了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在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中流行的一系列被视作“反文化”的社会现象，这些青少年或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出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如剃光头、开飞车、嬉皮士风格等），或沉迷于强刺激的黑人音乐。研究者认为，这种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这部著作受到柯恩1972年对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社群研究的启发。柯恩认为，这种工人阶级青少年亚文化的出现，实质上是对更大范围的工人阶级“母体文化”内部的矛盾和紧张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解决。这些矛盾包括传统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生活逐步中产阶级化的理想和大多数工人的生活实际上仍然未获得改善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些矛盾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工人阶级社群趋于瓦解，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也遭遇到严重的危机，工人阶级青少年从自己的阶级位置和与父辈的矛盾中感受到这种变化，在他们中间流行的亚文化就是对这种变化的反应。

克拉克在书中对光头仔的研究为柯恩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例证。克拉克指出，青少年剃光头的行为表面上是在追求一种粗野剽悍的形象或风格，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企图。“光头仔的风格代表着一种通过野性青年的形象来重新塑造工人阶级社群传统的努力，他们用它来弥补后者事实上的衰落。”965627因此，尽管这种离经叛道的亚文化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霍尔仍把它概括为是“对一种前革命的社会、政治和组织问题的后革命的文化反应”。威利斯也对“嬉皮士和飞车党的确凿无疑的文化成就”表示赞赏，他确信“这是一种真正的批判性的成就——至少在文化政治的层面上”965628。

威利斯本人的著作《学习劳动》也是伯明翰中心研究工人阶级青少年亚文化的代表作，在书中威利斯揭示了一群出身于工人阶级的青少年在学校内外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这些青少年把校方的管束看作是一种控制和操纵，他们拒绝学校当局的教诲：“你应当服从你的教师，因为他们教授给你知识，这种知识将会帮助你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他们也鄙弃学校灌输给他们的中产阶级文化，如循规蹈矩、注重仪表、彬彬有礼等，这群青少年创造了一种反学校的文化。威利斯著作是对美国激进的教育理论家鲍尔观点的一种回应。鲍尔批评西方流行的自由主义教育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学校是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机会的一种主要方式。鲍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校的首要任务是生产驯服的劳动力，因此与其说它剪除不如说它再生产不平等关系。威利斯同意鲍尔关于学校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但同时又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机械。他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学校的确试图改善工人阶级子弟的工作机会，是这些青年拒绝了学校的帮助，而力图再生产自己的阶级位置，他们并不是教育体制的消极的牺牲品，而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积极、主动的角色。威利斯分析了工人阶级青少年拒绝学校教育的几种原因。一、学校承诺给他们的更好的工作是指那些脱离体力劳动的低收入的白领工作，接受这种工作就意味着脱离那种他们从小就十分熟悉并感到亲切的传统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二、这些工作并不必然地带来更丰厚的收入，至少在中短期内是如此。三、工人阶级青少年直觉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最终仍然需要使用大量普通劳动力，他们未来从事的体力工作并不是毫无价值的。因此他们抵制学校的教育，有意识地使自己不适应中产阶级性质的工作。威利斯指出，他们与学校当局这种对抗实质上是对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的一种政治抵抗。

在对工人阶级亚文化的研究中，伯明翰中心的学者采用了一种被称为“民族志”（ethnography）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源于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创造的“参与观察法”。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亲身深入某一社群的文化，并在其中长期生活，从“内部”提供对该文化的意义和行为的叙述。研究者要直接参与该社群的社会、经济、仪式等方面的活动，并通过学习该社群的语汇和思考方式，来理解它的文化。伯明翰中心的学者把这种方法移用来研究工人阶级的社区生活。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通常便被认为是对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北部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民族志研究。这种方法在对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中得到了更加自觉的实践。例如威利斯为了写作《学习劳动》，便曾花费三年时间进行这种民族志研究，他选择了一个由12个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男孩组成的群体进行观察，这些男孩关系亲密，并与学校构成了一种对抗性的文化关系。威利斯通过小组讨论、个别交谈、阅读日记等方式，从群体和个体的不同角度，对这些少年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观察。他从中学二年级开始介入，伴随他们度过中学的最后一年以及参加工作的前六个月。在此期间，威利斯和他们一同听课，一同工作。在学习阶段，威利斯广泛采访他们的家长、教师、就业指导官员；在他们的工作阶段，威利斯采访他们的同事、老板和工会代表。威利斯还将这一组少年与其他五组来自于不同学校、不同家庭背景的少年进行比较，分析他们学校的控制结构和影响他们的意识形态体系。威利斯从这些少年的角度来观察他们的文化实践，因而能够深刻地揭示出这些少年表面上无目的的、破坏性的行为所具有的潜在意义，揭示出他们拒绝学校教育的深层的心理动机。

民族志是英国文化研究最具有特色的方法之一。尽管理查德·约翰生本人偏爱结构主义，但他在《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中仍然为“伯明翰优秀的民族志”保留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文化研究中，民族志的意义还不限于一种普通的方法，“民族志有一种强烈的民主性冲动，对那种太容易代他人说话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社会主义者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它提供了一剂有效的解药，它告诉我们一个显明但却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真理，对任何一种活动的陈述，如果忽略或轻视那些直接参加者的经验，这种陈述便不能被认为是正确和真实的”965629。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民族志方法看作文化研究者为了克服自身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以求获得一种更真实、更正确的再现所采用的策略。它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是否实践民族志方法的研究者就能够彻底克服他与研究对象之间的障碍，就能够做到完全真实的再现呢？这却仍然是一个疑问，正如理查德·约翰生所说：“知识分子在描述他人的文化预设（Cultural assumption）时可能是伟大的，但在关系自身的时候，他们同样缄口不言。”例如，安吉拉·麦克卢比便批评威利斯等人在亚文化研究中仍然流露出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在他们的研究中没有妇女的位置，在《学习劳动》中，男孩们与家庭，与母亲，与姐妹和女友的关系都被忽略了。麦克卢比指出，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不仅存在于学校和车间，也存在于卧房与餐桌。看来，布劳特林格的意见也许是正确的，他认为，在把文化再现作为一种特殊实践来进行分析时，我们最好是比较某一种再现较之另一种再现是否更真实一些，而不是匆遽地断言某一种再现是完全真实的，而另一种再现是完全虚假的。

麦克卢比的批评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英国文化研究内部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方面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正如霍尔后来承认的那样，由于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影响，在英国文化研究中，阶级问题一直是关注的中心。从70年代末开始，由于女权主义和民权运动的兴起和左翼知识界思想兴趣的转移，性别和种族的文化再现问题在文化研究中逐渐被重视起来。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凯特·米勒特在她的性别政治理论中，把女性长期以来遭受的压迫归结为再现问题，她认为自己发现了马克思主义未能发现的另一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个人联系和各个界定清晰、内部统一的集团，如种族、等级、阶级、性别等成员的相互关系上，恰恰是因为某些集团在一系列认可的政治结构中没有得到再现，他们受压迫的地位才会如此稳定，对他们的压迫才会如此长期地持续下来”965630。文化研究对性别问题的关注，与女性主义有一定范围的重合，但与美国女性主义者相比，伯明翰中心的学者，如朱利叶·米歇尔、米切利·巴蕾特、安吉拉·麦克卢比等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她们进一步深化了威利斯等人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亚文化的研究，将其扩展到对工人阶级少女的亚文化的分析。在这一研究中，她们采取了女性这一新的文化视角，但又并未放弃传统亚文化研究采用的“阶级”的视角，在《工人阶级女孩与女性文化》一文中，麦克卢比提出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对这些姑娘施以决定性的影响，将她们一一召唤为阶级的主体，这种主体位置又是如何在一种充分发展的阶级文化身份的水平上表现出来的”。和威利斯的工作相似，麦克卢比研究了工人阶级少女的“反学校文化”，这种亚文化同样是对支配文化的一种抵抗，所不同的是，这种抵抗从另一个方向把女孩重新送回到被支配的位置。“婚姻、家庭生活、时尚和美都对女性的‘反学校文化’产生着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清楚地证明了这种所谓抵抗活动内在的矛盾。”

80年代以后，在文化研究中把“性别”和“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情况越来越少，而来自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影响却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性别差异和性取向究竟是由生理本质决定的还是由文化建构的，始终是性别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从马林诺夫斯基对特洛布里安德岛母系社会的研究，玛格丽特·米德对萨摩亚性习俗的调查，列维-斯特劳斯对禁忌的论述，人类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两性关系是由文化建构而非生物本质决定的，他们的研究和阿尔都塞关于主体建构的理论，为文化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继续开拓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支持。

几乎与性别问题受到关注的同时，种族压迫问题也提上了伯明翰中心的日程。保罗·吉尔罗伊等人撰写的《帝国反击：七十年代英国的种族和种族中心主义》批评英国左派忽视了黑人和黑人斗争在形成和再形成工人阶级中所起的作用。该书还分析了70年代日益强化的白人中心主义与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内在联系。但是，应该承认，尽管伯明翰中心后来也关注性别和种族压迫问题，但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其影响远不如对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也不能代表文化研究在这些领域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在揭露反映在文化中的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方面，一些出身于第三世界或西方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的学者产生了更富于冲击力的影响。例如，在揭露西方国家对被殖民被压迫民族的文化再现时，著名反殖民主义思想家法侬所提出的“善恶对立寓言”（Manchean Allegory）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法侬认为，这种“善恶对立寓言”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制造的殖民话语的一个基本模式，尽管它在西方对殖民地民族的文化再现中以各种变化的形式出现，如文明与野蛮、高尚与低贱、强大与弱小、理性与感性、中心与边缘、普遍与个别等，但不变的是，在对峙的双方中，西方永远代表着前者，代表着善，而东方或被殖民地民族则永远代表着后者，代表着恶。从表面上看，这种“善恶对立寓言”是一种话语关系，但在话语背后，它体现出来时“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965631。同样出身于第三世界的美国学者赛义德，在他著名的《东方主义》（1978）一书中，借助福柯和葛兰西的理论，对西方在其对东方的文化再现中呈现出来的这种霸权关系，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揭露。他深刻地指出，从古希腊开始，在欧洲各种历史、哲学、文学和其他著作中呈现出来的东方，就不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的真实的东方，而是欧洲人的一种文化构想物，一种人为的话语实践，欧洲人用这种虚构的文化上的“他者”来陪衬和确证自身的优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侵略扩张服务。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如一石惊天，直接推动了八九十年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迅速崛起。正如文化研究中的“性别研究”（gender study）与女性主义有密切联系一样，文化研究中的“种族研究”（race study）与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与交叉，但如同阿什克罗夫特所指出的，后殖民主义有着自己特殊的历史锚地，它“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各种后果”965632。相较之下，文化研究的视野要更加宽广。

如果说威利斯的《学习劳动》代表了70年代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特点，那么年轻的美国黑人女学者安·杜西尔的论文《染料和玩具娃娃：跨文化的芭比和差异销售规则》则集中显示了90年代文化研究的新的特征。芭比娃娃即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洋娃娃”，金发碧眼，身段窈窕，是小女孩的爱物，也是欧美最为风行的一件大众文化商品。“据曼托尔公司估算，三到十岁的女孩子百分之百地认识芭比这个品牌，其中96%的女孩至少有一个自己的芭比娃娃，大部分平均有八个，五年前芭比将届三十岁时，《新闻周刊》说已经卖出5亿个芭比……全世界几乎每秒钟就卖出两个芭比娃娃。”965633面对这一个人们司空见惯的玩具娃娃，杜西尔能说出些什么呢？首先，杜西尔告诉我们，即令是一个简单的玩偶，也仍然负载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因为“玩具和游戏不是简单的娱乐开心的工具，它的关键作用是帮助儿童决定自身和周围事物的价值，玩具娃娃尤其诱导儿童仿照它们，按照玩具娃娃的形象来想象自我”965634。从这种观点出发，杜西尔把芭比娃娃作为“当代商品文化的性别化和种族化的偶像”来加以分析。从性别这一角度来观察，她发现与其他激发和渲染母性的玩具娃娃不同，“芭比以其曲线分明，胸脯凸显，几乎完全成熟的身体召唤着性而非母性”。但与此同时，芭比的性器官又十分模糊，杜西尔认为正是在芭比这种矛盾的身体上刻写着男性所理想所渴慕的女性品质，“上部的肉感一目了然，下部却绝无性感，芭比的塑料身体里的确刻写着非常矛盾的荡妇/小姐合一的信息，父权制特别通过这种方式奚落，甚至摧残年轻女子”965635。如果说在芭比曲线玲珑的身体上刻写着擦抹不去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痕迹，在她的身体上也同样留下了擦抹不去的种族歧视的痕迹。为了在世界各地成功地推销其产品，生产芭比的曼托尔公司除了提供酷似白种美女的芭比，也提供其他肤色，身着其他民族服装的芭比，即所谓跨文化的芭比。但杜西尔对后者尤为反感，把它称做“假冒跨文化的‘世界的芭比’”，因为“它们大部分看上去都与其白色芭比原型非常相像，只是加了些颜色的调整和服装变化而已”。其他民族在芭比的世界里仍然找不到自己真实的存在，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他者不是按照自身的形象，而是按照白人的形象来塑造的，正如杜西尔所说，“曼托尔将要卖出的世界异族娃娃就像它们‘传统金发碧眼’的地道美国女孩原型一样，没有牙缝，没有大耳朵，没有丰满的大腿或其他‘瑕疵’。出一个不大的价钱，就可以梦想自己进入芭比的完美世界，当然我必须以它的形象去梦想，那也许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里面仍然没有我所以为我的位置”965636。假如把芭比看作一种文化再现，那么无论从女性的角度，还是从有色人种的角度来看，它都是一种错误的、歪曲的再现。所以杜西尔在文章最后说：“芭比坏吗？芭比只是一块塑料，但是它就我们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所说的话——它就我们这个世界的性别和种族表明的意思——并不好。”

四 快感 大众文化 观众研究

我们不能把文化研究简单地归结为大众文化研究，但大众文化显然是文化研究关注的中心，如果谈文化研究而不谈大众文化，就如同出演《哈姆雷特》却缺少了王子。

在文化研究之前，关于大众文化最集中，同时也是最有影响的论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对大众文化采取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这种态度集中反映在他们两人1947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40年代，社会研究所转移到美国以后，发现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存在着一种既非法西斯，却又对社会具有极大操纵力的大众文化网络，它是由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这种大众文化工业是一个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它以大众传播和宣传媒体，如电影、电视、广告、无线电、报纸、杂志等，操纵了非自发性的、虚假的、物化的文化，成为通过娱乐方式欺骗大众，束缚意识的工具。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的趋向和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之下，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接受也纳入了根据市场价值规律进行交换的商品运行轨道，文化艺术沦为商品。二、大众文化生产具有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特征，扼杀了艺术个性和人的精神创造力，并生产出一种同质的社会主体。三、大众文化具有强制性的支配力量，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阿多诺等认为，大众文化这种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控制性的特征，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助长了工具理性，进一步削弱了在西方业已式微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精神。

从一开始，英国文化研究在对待大众文化问题上就采取了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立的立场。霍加特对30年代工人阶级通俗文化的描述，威廉斯早期对大众传媒的研究，都表现出对大众文化的积极的关注。这种传统为以费斯克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所继承，他们针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提出了一种新的大众文化理论。

费斯克的理论直接利用了两种当代思想资源。其一是法国文化理论家德赛都的学说。德赛都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一书中强调，被支配的社会集团可以通过采用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的胜利。他指出，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它的生产，但却能控制它的消费。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商品不仅是消极接受的对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接受者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颠倒其功能，使之部分地符合自身的利益。德赛都指出，这种颠倒普遍地存在于阅读、购物、烹调，乃至租赁房屋等各种文化实践中。以租赁房屋为例，尽管租赁者并不是房屋的主人，但在整个过程中他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消极无为的。“租赁使一个人的财产在一段时间成为另一个暂住者借用的空间，租赁者用自己的行动和记忆装饰了房间，就仿佛是说话者用自己的方言、语调在语言中加入了自己的历史。”965637德赛都指出，一方面，房东对租赁者拥有经济上的权利，租赁者必须按期交纳房租，服务于房东的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租赁者也会对房屋的空间进行改造，即使简单地生活在一所公寓里，租赁者也可以通过重新装饰房间，更换家具，修剪花园，甚至通过以播放音乐或大声喧哗来惊扰四邻等方式，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挑战房东的权威。

德赛都所说的情形在亚文化中最为普遍，在亚文化中常常通过“拼贴”（bricologe）来生产和制作新的文化形式，这种制作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抵抗、对立和挑战。例如青少年身着的奇装异服，它使用的材料都来自大众服装市场，但经过一系列有目的的改造以后，它却反过来挑战和颠覆了大众服装的惯例。任何大众文化形式在它企图施加控制的同时，都会导致颠覆或抵抗。中学生的校服原本是他们所在的教育机构的标志，但英国和澳大利亚一些中学生同时把它当作了战场。他们有意识地改变服装的细节，如裙子的长度、衬衫的颜色、领带的宽窄等，以此来挑战学校当局的权威。因此，一方面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文化结构企图利用大众文化来控制接受者对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另一方面接受者又可以利用这种资源来产生颠覆和抵抗的效果。

费斯克利用的又一思想资源是80年代出现的“快感”理论。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大众文化所产生的快感不过是一种包裹意识形态的糖衣，当我们沉溺于通俗电影或摇滚音乐提供的感官快乐时，我们便不知不觉地屈从于意识形态的认知暴力。新的理论赋予“快感”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受惠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这种理论把快感看作是一种对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进行抵抗的重要资源，但更重要的支持来自法国思想家罗兰·巴尔特对身体快感的论述，巴尔特认为，身体是脱离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是自然而非文化的产物，这样它就构成了抵抗文化控制的最后一个据点。如果身体是与被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相分离的，那么意识形态就不是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的，身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抵御意识形态的有限的自由空间，属于身体的快感也就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具有了积极的意义。

费斯克正是在吸收德赛都和巴尔特等人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针锋相对的大众文化理论。首先，费斯克批驳了阿多诺等人关于“大众”的观念，阿多诺等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长期推行的非个性化和齐一化，大众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单质的群体。费斯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于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组合。他说“关于大众化的任何讨论，都必须考虑内部的各种对立力量”，“尽管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具有同质化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群体仍然保有相当多样的社会身份，而这要求资本主义生产与这些身份相适应的不同的声音”965638。如果大众是复杂和多元的，大众文化要在广大的人群中流行，就必须适应复杂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身也就必然是复杂和多元的，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恰恰忽略了大众文化这种复杂性。

大众文化这种复杂性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针对阿多诺等人对大众文化商品化趋向的指责，费斯克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他承认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属性，但他同时指出，这种文化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它不仅在财经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与之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费斯克对两种体制的区分是有深刻用意的，如果从财经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动的，因为在财经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接受者自身也变成了商品。例如，电视节目制作人出资制作节目，然后把这个商品出售给消费者，购买节目的电视台。电视台购得节目后进入财经经济体制内又一轮流通，这时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变成了生产者，它生产的商品是观众，观众这个商品再被卖给出钱做广告的客户，在整个过程中，观众扮演的是被动的角色。但如果我们要完整地理解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我们还必须从文化经济体制的角度来观察，从这一角度看，财经经济中被动的作为商品的观众现在变成了主动的生产者，他们利用大众文化提供的资源在消费过程中生产出意义和快感。这种意义和快感是他们自己生产，自己需要的。在文化经济中，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大抵基于两种方式：一是逃避，一是对抗。费斯克说：“逃避和对抗是相互联系的，二者互不可缺少。两者都包含着快感和意义的相互作用，逃避中快感多于意义，对抗中则意义较之快感更为重要。”965639事实上，快感与意义在大众文化中并不矛盾，快感不仅是逃避，它自身就是对一种新的意义的探索和诠释，就是对某种强制性的社会意义的抵抗。根据布尔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理论，费斯克指出，民众在这种意义和快感的生产中创造出一种“大众文化资本”，“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大众文化资本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概念，而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但是它总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965640。在费斯克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德赛都和快感理论的影响。

费斯克还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对抗性意义产生的文本基础。巴尔特曾经对“读者性文本”和“作者性文本”作出区分，前者是一种封闭性文本，通俗易读；后者是开放的，要求读者积极参与，和作者共同建构文本意义，但内容隐晦复杂。费斯克在巴尔特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生产性文本”的概念，这种“生产性文本”是“一种大众性的作者性文本”，它既是通俗易懂的，又是开放的，不言而喻，费斯克指的就是以影视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文本。这种文本“为大众生产意义所用，尽管它并不情愿，但仍然让读者看到它预设意义的脆弱和局限，它包含着与设定声音不同的其他声音，尽管它同时又力图淹没那些声音。它的复杂的意义不是自身所能控制得了的，它的文本间隙使观众得以从中产生新的文本——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受（读者）控制的文本”965641。费斯克把文化定义为特定社会中意义的生产和流通，这种生产和流通既依赖于文本提供的意义框架和空白，又依赖于读者或观众积极的参与和创造，因此观众与文本的关系必然是十分复杂的。观众对文本的完全认同或完全不认同都不容易发生，更多的是霍尔所说的“一种在文本和具有确定社会性的观众之间的妥协阅读”。由于观众具有千差万别的社会特征，这种阅读所产生的“生产性文本”也是千差万别的，这样，法兰克福学派所担心的那种文化产品强制性的齐一化、标准化对同质性的社会性主体的塑造就很少有可能发生。

由于大众文化的“生产性文本”的特点，费斯克要求对大众文化的分析需要作“双重聚焦”，一方面是分析它的意识形态内容，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至葛兰西对文化霸权的论述为这种分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就是分析读者观众对它的接受特征。“研究大众如何与现存的制度打交道，如何阅读它所提供的文本，如何利用它的材料资源创造大众文化。”965642在后一方面，早在费斯克从理论上予以强调之前，伯明翰中心的学者就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是霍尔发表于70年代的《编码，解码》。在这篇论文中霍尔批评流行的传播学理论把传播看作一种从发送者到接受者的直线运动，他指出，信息的发送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接收，在传播的每一个阶段，无论是编码（信息的构成），还是解码（信息被阅读和理解），都有其特殊的形态和对之施以制约的特殊条件。信息的生产和消费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传播采用的话语形式，产生这种话语的语境，负载信息的技术手段等，因此，传播过程实际上呈现为一个复杂的结构。最重要的是霍尔在论文中指出，编码和解码之间并没有给定的一致性，某一信息可以由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方式解码。霍尔指出，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解码方式，第一种是采用主导-霸权符码来进行解码，在这种情况下，编码和解码使用的符码是一致的。第二种是采用协调符码来解码，这种符码结合了吸纳和对抗两种因素，它一方面承认主导-霸权符码的合法性，同时又试图保持自己的某些特殊规则，使各种主导的规定与自身的“局部条件”和团体地位相协调。第三种是采用对抗符码解码，它以一种“完全相反的方式解码信息”965643。例如，当一个工人收听有关限制工资必要性的讨论时，他会把讨论中反复出现的“国家利益”统统解读成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霍尔的解码理论告诉我们，由于编码者和解码者采用的符码不一样，文本的意义也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同时他还告诉我们，这种意义的断裂是由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原因造成的，这使我们可以经由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过程来探讨文化内部的政治和权力结构。

在霍尔的推动和启导下，文化研究者联系特定的社会语境对观众的阅读行为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这种研究基本上都以电视观众为对象，重要的著作有莫利的《全国报道的观众》、《家庭电视：文化权力与家庭闲暇》，霍布森的《十字路口：电视连续剧的戏剧性》，莱恩·昂的《观看达拉斯》等。

莱恩·昂的《观看达拉斯》是一部在文化研究领域颇有影响的著作。莱恩·昂在荷兰一家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征求观众对当时风靡欧美的美国电视连续剧《达拉斯》的反应。莱恩·昂收到许多来信，她就根据这些来信分析观众对《达拉斯》的不同态度，在《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一章中，莱恩·昂将《达拉斯》的观众分为喜爱、憎恶和抱着矛盾态度三类，然后分析了她所谓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即大众文化的消极形象和社会舆论对它的负面评价对这三类观众群体的影响。

观众研究中另一部值得介绍的著作是莫利的《家庭电视：文化权力与家庭闲暇》。莫利认为，电视与其他传媒不同，它的消费单位不是个别观众，而是一个家庭，因此“观看电视的不断变化的模式只能在家庭闲暇活动的整体语境中才能被理解”。而要研究电视在家庭中的使用情况，必然要涉及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尤其是家庭中两性权力的不平衡分配。在研究中莫利关注的主要问题有：一、家庭电视不断增多的用途，如收看新闻、玩电子游戏、处理电子文本等。二、家庭成员对特殊节目的不同参与和反应方式。三、家庭中电视的使用，如怎样选择电视节目；这种选择是如何在家庭中协商的；家庭成员在选择节目时的不同权力；在家庭成员之间如何讨论电视内容等。四、观看电视与家庭生活其他方面的关系。

莫利揭示了家庭内部权力关系对观看电视的影响。她认为，在大多数家庭里面，男人在这方面都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常常表现出一种蛮横的态度。一些男人不仅为全家选择节目而且否定其他人的选择。男人喜欢默默地看电视，妇女和儿童在这种氛围中通常会感到压抑，于是妇女宁愿躲在厨房里看黑白电视。妇女很少有完整的闲暇时间观看电视，只能在烹饪和给孩子洗澡时抽空看上几眼。莫利发现性别是“一种控制着所有家庭经济的结构原则，它控制着电视节目的选择，收看的时间，录像机的使用（莫利发现，妇女通常不会使用录像机），观看的方式等”。莫利在书中指出，控制着家庭中电视使用的“基本因素是，在这个社会中性别关系的支配模式里，家庭对于男人来说首先是休息的场所，有别于他们在外面的工作时间。而家庭对于女人来说是一个工作的场所（无论她们是否上班）。这就意味着，在家庭观看电视时男人可以全心全意，而妇女则只能是半心半意甚至是带着某种歉疚感来观看，因为她们承担着更大的家庭责任”965644。

莫利指出，在家庭中使用和控制电视的权力是由家庭内部的性别角色决定的，而这种性别角色又是由社会建构的。费斯克认为，莫利的研究突破了霍尔在《编码，解码》中提供的理论模式，霍尔关注的是观众解码文本的方式，落脚点依然是文本。而莫利关注的是电视观众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莫利发现，观众从收看电视中获得的意义和快感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把我们对文本与观众关系的分析引向一种对范围更广大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和经济的研究，即格尔兹所谓文化的“深描”。

罗钢 刘象愚

2000年春节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