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外交视野中，没有比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更为引人注目的题目了，而美日关系大概是影响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最大外部因素。因此，刘卫东先生抓住近年来的“中美日三边关系”大做文章，写出一部近50万字的学术专著，可谓恰逢其时。

在我眼界范围内，就所引用的中英文资料之详尽而言，就理论和实证分析之全面而言，本书应列在中外学界现有出版物之首。与以往类似著作不同的是，作者除了论及三边关系基本理论、三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对比、三国互动历史与现实等常规性议题之外，还在一些平时不大为人关注的其他问题上作出了有价值的探讨，如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国家脆弱性为指标，进行了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对三国间在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互动都有所触及，弥补了一些著述里重政治安全、轻经济社会的缺憾；对一国与另外一对双边关系之间的互动也做出了颇具特色的分析和界定。这些都反映出作者在较为深厚的资料积累的基础上，努力进行了视野更宽、挖掘更深的探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对新世纪以来三对双边关系的互动轨迹进行了定性分析并加以图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一对双边关系对另外两对双边关系所发挥实际作用的认识和判断。暂且不论其结论的科学性如何，是否具有预测未来的现实价值，单就这种半定性、半定量分析的研究方式，就很有启发性。

作者在书中提出的一些独特观点，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例如：美国需要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就找中国，要解决与中国之间的问题时就找日本；美日关系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中美和中日关系分别向相反的方向演进（即美日关系改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就可能走下坡路），而中美关系的变化对中日关系和美日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小。作者认为，现实中存在一条从日本到中国再到美国的商品贸易链条，但三国从经贸互动中的获益情况与其贸易规模不成比例；三国经贸关系的格局表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明显，“政冷经热”之类的模式无法长久维持；三边社会关系独具特色，表现出与政治、经贸和安全关系都不同的态势，即中美在迅速接近，中日维持基本稳定，而美日两大社会却在逐步疏远。书中还提到，日本一直习惯于从美国获取安全利益、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同时也一直试图利用中美的冲突来追求自身更大的政治自主性。中日两国对美国经常“仰视”，但中日双方都存在相互仰视与蔑视的矛盾心态，高估对方与低估对方并存。当中日矛盾激化时，这种心态很容易导致一种难以化解的对抗性。与中美关系相比，当代中日关系经历的磨炼还少，感性经历与理性认识储备不足，显得较不成熟，这也为中日相处增加了难度。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促使读者从学术角度更多去思考，也可以在政策领域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我想，当下从学术上探讨包括中美日三边关系在内的国际问题，最需要的不是媒体连篇累牍的关注，也不是理论框架的完整、论证技巧的高超甚至信息的完备，而是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立场，在掌握历史背景和（在有条件的时候）参与实际政策研讨的基础上，追索表面言行和现象背后的政治逻辑。相信本书的多数读者不仅有学术兴趣，也像我一样，想从中读出中国对美国和日本应当采取何种政策的思考。借作序的机会，我想谈谈读本书时的几点感想。

第一个感想是战略谋划的主动性问题。我们在政策研究时往往使用“（我国的）对策”的提法，让我不禁联想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民间俗语。按照制定“对策”的思路，似乎我们应当先把对象国（尤其是美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研究够、琢磨透，然后再提出我们的“对应方针和措施”。这样就不知不觉地把对方放在主动地位、把自己放在被动地位上。在一些国内研究者笔下，美国（一定程度上还有日本）简直是太有心机、太有盘算、太有谋略了，几乎时时处处在给中国挖经济、政治或安全上的陷阱。中国专家学者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刻画分析，往往比美国人自己写的著述更全面、更有逻辑性、更富前瞻性。其实，我们的研究对象也在费心思地琢磨、揣摩中国的长远意图和战略谋划。他们写出的以中国为主体的分析文章，也往往比中国研究人员的“对策”报告更全面、更有逻辑性、更富前瞻性，让中国读者发出“但愿我们有如此完备的战略”的感慨。有意思的是，在中美日三国的媒体和著述中，经常可以读到一些评论，指出对方国家的政府在外交上如何老谋深算，而本国决策机构却如何短视、被动甚至无能。

依本人拙见，一个国家的国际战略，是确定本国的核心利益，判断自己的国内外整体环境，掂量自己的相对实力和手段，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国际行动。一个政府的国内战略同国际战略不同的是，前者对自己的国情了如指掌，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掌控国内资源，计划自己在规定时间内想做的事（比如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后者则只能对外国情况有所了解，却无法掌控外国资源，也难以了解外国的决策过程和图谋，因此无法完整设计自己想做的事，更无法设定做这些事的时间表。即使是美国这个据称最精于战略谋划的大国，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强权，也无法事先谋划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以后的“反恐”战争等等。它都是在发生国际重大事件后，根据当时条件做出重大战略反应和决策的。

因此，国家间关系（特别是中美日等大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它们针对对方的行为、声明和政策基本上是互为因果、“一报还一报”的循环往复过程。自己的“忍无可忍”、“防守反击”，在对方看起来却经常是基于某种长远战略图谋的“主动挑衅”。比如，中国同几个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近来有所激化，于是中国一些观察家判断，是日本等邻国想在中国将强未强之际，拿美国当靠山，在领土问题上占中国便宜；美国则是不甘衰落，为维护“老大”地位，遏制中国崛起，挑动邻国同中国的矛盾，从中渔利。所以，中日争端也好，中菲矛盾也罢，无非都是美国在背后捣鬼。所以中国一定要痛打这些“坏国家”，有朝一日国力强大起来，更要反击美国。但是许多外国评论家却断定，是中国现在自恃强势，趁美国眼光向内、缩减军费、无暇顾及东亚之时，将日本和其他国家各个击破，达到震慑效果；中国这样做的长远目标，是把美国挤压出亚洲，在周边恢复帝国势力范围。这些外国评论家的建议是：“老大”美国不能走，必须拉上小兄弟，一起“抵御”日益强势的中国。这种互疑、互动过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中，两国评论家各自用上述逻辑分析事件的前因后果。结论都是：对方的挑衅是基于某种战略图谋的，自己绝不能退让，否则一退再退，满盘皆输。

作为中国专家学者，政治立场当然不能丢——钓鱼岛是中国的。但要从学术上去分析因果关系，预料前景和结局，以至提出政策建议，就必须知道对方的视角、逻辑和论据，充分摆出事实，做出冷静全面的判断。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预估本国所采取的行动将会造成的对方反应和事件后果，从而制定几种不同方案，争取主动地去塑造有利于自己的形势，而不是仅仅根据揣测，断定对方的意图，考虑采取什么“对策”或“应对措施”。要知道对方的视角和逻辑，就要同对方有所接触，即使是在发生严重危机的时刻，也不能只有“隔空喊话”，而是要保持敌对双方的外交接触和某种私下的人员沟通，以防止局势失控。中国对美国和日本的政策和行为，对它们的对华政策和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是可以施加影响的。

第二个感想涉及战略目标。加强对美、对日战略谋划的第一步，是想清楚中国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和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关系，以及一个什么样的美日关系对中国最有利。邓小平在1989年中美关系处于困境时说，“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几代领导人都讲过“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些宣示是假话、空话，或只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外交辞令，那么追求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当然应是中国矢志不渝的长远战略目标。一旦美日两国和中国同它们的关系中出现了不利于实现这一长远目标的动向，中国就应当施加影响，努力使之走上正确轨道。即使一时遇到挫折，也不能怀疑动摇自己的长远目标。至于美日关系，其经贸合作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国应当欢迎并参与进去；其安全同盟既有针对中国的一面，需要警惕防范，也有相互制约的一面，可以利用。如果不是这样理解，而是确定中国的长远目标是赶超美国、压服日本，在世界上和亚太地区当“老大”，美日对华战略则是“亡我之心不死”，那么中美、中日关系的本质就是“你死我活”，政策手段当然也相对简单，即只剩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了。

第三个感想涉及文化和思想。从本质上说，国际关系反映的是强权政治和利益交换，但并不意味着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宗教意识等上层建筑的因素不重要或可有可无。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无处不渗透着三个民族各自的处世哲学和文化基因。不研究这些非物质因素，对三边关系的研究就只能停留在表面。

值得高兴的是，刘卫东先生的专著没有忽略我上面提到的几点思考。在许多问题上，他的思考都比我细致深入得多。近年来，他连续在《现代国际关系》、《日本学刊》、《中国国际战略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这一课题的多篇论文，在各种媒体上也常常能够看到他对国际问题的分析。现在，他把多年来的研究心得凝聚在一本专著里，并加以扩充深化，是十分可喜的成绩。当然，任何著作都会有不足。例如，虽然书中也引用了尽可能多的日本方面观点，但毕竟没有引用以日文原文发表的著述，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对于中日美三国的国内政治、决策机制及其对三边关系的影响，也还可以挖掘得更深一些。

我同作者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长期共事。我的工作调动后，同他一直保持比较密切的接触，发现他逐步对中美日三边关系有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参加了不少国内外学术活动，同三国国际政治学者专家有很多个人接触，增加了对这一问题的直观感性认识。刘卫东先生还很年轻，在他今后的几十年学术生涯中，恐怕中美日三边关系将会继续成为媒体报道、学术研究、政策研讨的热门话题。他如果继续关注这一领域，至少是不需要轻易转行了。预祝他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王缉思

2014年春节序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