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文化安全问题的提出及时代意义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现实问题，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求解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都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息息相关。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992158作为关乎国家、民族和人类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的具有全球性的现实问题，文化安全就是这样一种需要我们认真倾听和思考的时代声音，而全球化则是这种声音凸显的时代背景和场域。所以，本书的目的就是对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日益凸显出来的文化安全问题从哲学层面上进行讨论、分析和研究。我们主要想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什么是文化安全？文化安全的本质内涵、基本要素与基本特征是什么？二是文化安全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文化安全会在全球化时代凸显出来？其具体表现是什么？三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化安全所遭遇的难题是什么？如何解决？如何看待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战略？四是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安全的现状如何？应对的措施和策略是什么？通过对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文化与人之间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更清楚地认识人类文化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威胁、危险和危机以及文化主体所应承担的时代任务和历史责任，从而更好地规约文化主体的行为，更好地理解人本身，更好地推动人类文化的前行。从唯物史观的视角考察，一方面，文化安全由来已久，它存在于人类文化建构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是一个历史现象。可以说，有人就有人的文化，有文化就有文化安全。人类文化发展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从蛮荒到文明，人类在“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过程中不断表现和确证着自己的本质力量，并以此推动人的世界，也就是文化世界向前发展。但与此同时，并不是所有的人类文化都能始终存在和彰显着，那些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夭折的，具有一定文化特色的民族及民族文化似乎为了要验证“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它们在历史的画卷中留下了一幕幕文化灭绝的悲剧，以至于人们至今无法解释拥有“空中花园”的苏美尔人，拥有“玛雅文化”的玛雅人以及腓尼基人、迦南人、古埃及人等民族文化是如何消失、消亡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这种曲折中前进和前进中曲折的形态揭示了文化安全的存在及其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正所谓文化与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与民族的血脉息息相通，与社会的发展相辅相成。文化兴、民族兴、人类兴；文化亡、民族亡、人类亡。所以，文化安全不仅表征着人类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同时也表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进步。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化与文化安全是“三位一体”的，由此可见，文化安全的重要性非同寻常。另一方面，文化安全又是一个现实问题。文化安全成为人们关注的话语，是在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既揭示了文化安全的现实性、必要性和客观性，又为文化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及实现文化安全的可能条件。可以说，全球化正在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等，即对人类的存在方式——文化，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世界范围看，伴随着全球问题的扩张化和人类交往方式的改变，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权提出了挑战并进而影响到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全球化的到来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文化主权，甚至使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和被解构的威胁，同时又使文化主体之间面临着由于文化的多样性差异而带来的碰撞、冲突和矛盾，“全球化把我们推进激烈的价值冲突中”992159并有可能引发新的世界范围内的灾难性后果，甚至毁灭人类。换句话说，全球化所带来的生存时空上的不断压缩或延伸使文化主体之间的冲突正在呈日趋加剧状态，从而使民族国家的文化安全被推到了突出的对立场中。正如身处文化对立与交融之中的萨义德所说，今天的“文化成为了一个舞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992160。所以，全球化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极大不平衡性的进程，其中既有根深蒂固的等级和不平等，也滋生着新的控制关系和权利差距。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权政治控制着全球化的基本走势、游戏规则和利益方向，成为掌握话语“霸权”的国家，他们不但在经济、政治上，而且在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上成为世界的主导和被模拟原型，形成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并使全球化异化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侵略、渗透、掠夺和颠覆的代名词。因而，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不发达国家和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对文化安全的感受更为突出。当然，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也面临着文化安全问题，且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与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生共在的。如果发达国家仅仅考虑自己的发展、仅仅关注自己的文化安全而忽视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甚至将安全危机转嫁给不发达国家，发达国家最终也难以彻底解决自己的文化危机，也会丧失其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并趋向导致人类文化覆灭的悲剧。概而言之，文化安全既有个性和民族性，即不同的民族国家有着各自特殊的文化安全问题；又有共性和世界性，即文化安全是关乎整个人类的文化安全。文化主体之间只有超越“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竞争走向目的为“你赢，我赢”的正和博弈才能实现人类文化共同体的持久发展。从中国的现实看，中国作为世界文化大家庭中的一员，正处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有了质的飞跃。其具体表现为：第一，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整体在世界坐标体系中的位置逐年攀升，其中经济总量已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第二，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现代市场体系日趋完臻；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人均国民收入超过2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第三，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已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从传统型转变为现代型；社会发展已经从农业时代过渡到工业时代并正在转向知识时代。第四，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作为一种存在被确认，其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的优越性正逐渐表现出来。可以说，今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大、富足和美丽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更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过。与此同时，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也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以它不可抗拒的力量已经深深感染着我们。由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构成了衡量社会发展的具有宏大图景式的坐标体系，使得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这一体系中明确自己的位置和发展方向。对于中国而言，资本逻辑的巨大涡流不仅使我们旋转在其中，而且有被作为附庸抛向“西方化”、“美国化”轨道上的危险。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既有发展的机遇和条件，也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和自身文化传统断裂的双重压力。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都提出要重视对“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十七大上更是作出了“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的战略判断，并进而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任务。无论是重视“非传统安全”还是强调“文化软实力”，都表明我们已经感受到文化安全的存在。所以，重视和研究文化安全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变革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0.2 文化安全的研究现状总的来说，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以人类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为对象，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和关注文化安全，是时代赋予人类的一项历史使命，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面对知识与信息时代的转向和要求，在文化理论研究和全球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一些思维敏捷的学者率先意识到文化安全的凸显与现实意义，对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本书的研究和撰写具有一定的启发、参考和借鉴意义。从中国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逐步走向世界，并由此而直面全球化问题，所以，国内学者对文化安全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为止，涉及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相关的研究性专著大约有十多部，论文有390多篇。中国学者对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研究涉及的部门和领域杂多。中国期刊网专题全文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显示，在390多篇相关论文中，涉及国际关系、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建设、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信息网络、科学社会主义等多学科部门和领域。第二，绝大多数研究者的视野和视角都是从中国国家安全和国家文化主权的保护出发。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国学者提出来的一个如何克服和消除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对中国文化生存与发展威胁的概念和命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992161第三，对文化安全问题的关注渐渐升温。特别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文化安全问题。如1999—2002年年底只有50多篇与文化安全相关的论文，而从2003—2008年就已有300多篇。我国在文化安全研究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第一，对文化安全的哲学思考不足，这主要是受传统安全观念的影响，往往把安全只作为一个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和军事领域的概念来分析和研究；第二，对人类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关注不够，大多数学者将自己的视野局限在一个国家或者一种文化之中，偏重于意识形态的解读而忽视了文化安全的其他特征；第三，整个社会对文化安全问题本身的关注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国家总体文化安全战略体系尚未建立，公众缺乏对文化安全的认识。所以，在中国，关于文化安全问题的研究，目前还只能说是一个尚待开发或刚刚起步的新领域。从西方来看，由于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源发于西方，所以，西方对全球化的认识比较深入，全球化理论也相对成熟。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直接以“文化安全”为题的相关论文和专著992162，但这并不能说明西方不重视文化安全或不存在文化安全。实际上，从全球化的肇始到进入全球化时代，在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关文化生存和发展的讨论与批判就始终存在着。我们甚至可以说，16世纪以来西方的每一个社会思潮都和文化安全有关。应该说，西方学者已经在相关的理论上作出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特别是在文化帝国主义，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民族认同等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突出进展。冷战结束后，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一直都很关注文化安全问题，其中，托夫勒的“冲突的浪潮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以及约瑟夫·奈的“软权力”理论等的出现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关于如何保护“美国信念”的思想和具体措施。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大多数西方学者对文化研究的视角往往以西方为中心向周围世界扩散，其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比较浓厚，这就使得他们在关注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这恰恰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及需要人类合力解决全球性问题是相悖的。同时，他们在个案研究上，论文和专著大都局限于考察大众媒体和文化市场中的矛盾与冲突，带有明显的后现代色彩，没有形成较为全面的成果。0.3 本书的框架结构本书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来分析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问题。尝试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下构建一个文化安全分析框架。整个结构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考察文化安全的存在。笔者认为，文化安全的存在不是偶然的，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然的历史性。我们可以从人与文化的关系中，亦即通过文化对人以及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意义、价值、功能和影响或者通过人对文化的需要、创造、守护和依赖来理解、明晰与确认文化安全的存在。也就是说文化安全的存在源于人与文化的共在、源于文化本质的内在要求和人对文化的永恒追问、源于文化对人以及人的世界发生发展的影响和意义。首先，我们从人与文化共在的角度入手，提出人是有文化的人，人是一种存在于文化世界之中的能对自己的存在不断进行自我认识、自我探究、自我创造、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的存在物。而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来自于、表现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的张扬和主体性的外化。具体来说，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拥有者和守护者。离开人的文化和离开文化的人一样都是不存在的。在人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既具有天然关联又具有实践关联的共存共在性，抑或互动互构性以及表现生存与毁灭的“纠缠”状态和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在这个世界中，人与文化相伴而生、相和而成、相随而行，没有人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就没有人。有了文化，人不再孤单；有了人，文化就有了生命。其次，我们从人对文化本质的认识与追问提出人对文化有一个认识和探究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一过程依据人类自身演化的逻辑规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朦胧阶段、觉醒阶段和喷涌阶段。并在19世纪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日益成熟，伴随着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崛起以及行为科学、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等理论和思潮的涌现，在文化人类学和文化哲学领域形成了文化研究的“丛林现象”。在分析了几种关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后，提出文化不是一个外在于人类的独立世界，而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和掌握世界的方式，它是人类创建世界的活动、活动过程和活动结果的总称。文化包括三个相互连接和相互作用的基本层次：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内核。最后，我们又讨论了文化的意义。我们提出文化的意义是在人类对文化的不断追问和确认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这一精神之旅既是文化作为对象化被逐渐解蔽的过程，也是文化功能、价值和影响逐渐被人类感知感悟的过程。文化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文化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对人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三是文化作为“辐射之波”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我们只有站在感知和体悟文化意义的高度上才能真正意识到文化安全的存在，从而理解和关注文化安全。第二章我们主要探讨了文化安全的概念和特征。我们认为，文化安全既是一个历史现象，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既是一种主观感受，也是一种客观状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是一种文化理想，也是一种文化批判，是理想与批判的统一。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文化安全存在于人类文化建构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是社会发展与文化进步的晴雨表；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文化安全在全球化时代凸显出来备受世人的关注，既是一种对人类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考验，更是一种对人类智慧和能力的激发；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文化安全意味着文化主体对文化自身现实处境的认识和忧患意识，主体不同，感受不同；作为一种客观状态，文化安全意味着不管文化主体有否认识到文化安全，文化安全都存在着，或隐性或显性；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文化安全是从远古到现代，人类一直盼望构建的一个能使自己幸福、快乐、公平、自由且没有威胁和危险的生存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文化存在和发展没有内在的和外在的、现实的和可能的威胁和危机，处在一种发展与进步的良好秩序和状态之中；作为一种文化批判，文化安全是一种面对文化危机而进行的文化反抗和文化治理。文化安全是指文化得到认同、尊重和保护，不存在威胁、危机和危险。文化安全的本质内容包括如下几个命题：命题之一：文化安全是指对文化主体（包括人类、民族、国家、个人等）生存权利、生存方式（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及其文化成果的认同、尊重和保护，从而使文化主体在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威胁、危机和危险。命题之二：文化安全是对人类文化生存、发展和进步状态程度和水平的一种反映。亦即文化安全不是一种机械的、简单的、形而上学式的保守主义，而是一种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向度的体现。命题之三：文化安全是指作为文化核心的价值观念的合法生存和合理发展。不同的价值观念塑造不同的民族成员，不同的民族成员创造不同的民族文化，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就决定了形成什么样的民族文化。而一旦文化主体的生存权利得不到承认，价值体系被侵蚀、破坏和颠覆或者故步自封，僵化封闭，文化停滞不前或倒退等也就意味着文化的消解和灭亡。命题之四：在狭义的范围内，文化安全是特指国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后，我们讨论了文化安全的主要特征：世界性与民族性、意识形态性、层次性与多维性。第三章主要分析文化安全的由来和凸显。我们认为，文化安全由来已久，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我们都能看到人类对文化安全问题的关注，都能找到文化安全的踪迹。这其中，文化理想反映了人类对文化安全的理论憧憬与渴望；文化批判反映了人类对文化安全的现实反思与焦虑；文化冲突是文化安全产生的客观原因。接着，我们探讨了文化安全为什么会在全球化时代凸显出来。我们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分析了全球化的实质及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我们认为，全球化反映的是在人类自身长期实践活动中，即在对象化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不断加深的关系及过程。这其中，关系反映的是全球化的横向维度，揭示的是全球化形态的共时性，说明全球化对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角落和领域已经产生或正在产生和将要产生深刻的影响；过程反映的是全球化的纵向维度，揭示的是全球化形态的历时性，说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现象，有一个发生、发展和嬗变的过程，且这一过程表明全球化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现象，而是一个具有极大不平衡性的进程。正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同文化在生存时空上的不断延伸，才使得人类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审视和追问文化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与意义，也才使得一直被遮蔽的文化安全问题凸显出来。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矛盾在全球化时代日益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权政治控制着世界众多的资源，占据着世界的主导地位，成为话语“霸权”国家，他们不但在经济、政治上，而且在文化观念、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上成为世界的主导和别人效仿的楷模，同时他们还控制着全球化的走势、规则和利益方向，成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而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被奴役、被支配和受冲击的地位，国家经济实力的弱势导致民族文化的失语。在一定意义上，全球化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侵略、渗透、掠夺和颠覆的代名词。文化安全的凸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全球化所引发的文化认同危机及文化冲突的不断增长；二是文化多样性危机不断加剧；三是反全球化运动所表现的文化安全问题。第四章主要描述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文化安全。首先分析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即全球问题和文化霸权。前者是指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对人类文化生存和发展带有威胁性和危机性问题的总称，包括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科技、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总爆发。后者是指凭借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企图以世界领袖自居的霸权国家，从本国利益和全球战略的需要出发，利用自身的文化强势地位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向不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迫使这些国家放弃原有的文化传统，接受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以达到影响这些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左右世界格局形成目的的霸权行为。它反映的是民族国家之间在文化主权和文化利益上的斗争。无论是全球问题还是文化霸权都对人类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并产生了一定的危害，成为带有全球性、危险性、挑战性和紧迫性的文化安全难题。随后，我们又分析了维护人类文化安全的三个构想，即进化全球意识、构建全球伦理和争取全球治理。并在这个基础上分析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战略。我们认为，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与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仅有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而没有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安全，发达国家也难以彻底解决自己的文化危机，也会丧失其文化发展的可能性。人类各文化主体只有超越“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竞争走向目的为“你赢，我赢”的正和博弈才能实现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发展。第五章我们重点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安全。由于中国地域广大、文化多样而造成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进步的不平衡性和复杂状态，以及社会转型需要完成的任务的多重性，使得中国的文化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显得分外严峻。从总体上来说，一方面，西方文化纷纷涌入中国，从文化资本到文化产品，从文化形态到文化意识，从语言、教育到宗教、信仰，从影视传媒到日常节日，文化的“西化”、“洋化”异常活跃且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亟待鉴别、规范和整合；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呈势衰的状态，已经威胁到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精神的传承，需要抢救、保护和振兴。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念被动摇，特别值得忧虑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导向的优良传统面临严峻挑战。所以，当下的中国，不是文化安全得到重视，而是文化安全意识淡薄；不是民族文化得到保护，而是民族文化遭遇解构；不是传统文化得到扬弃，而是文化传统面临流失；不是价值核心得到巩固，而是核心价值受到侵蚀；不是诚信美德得到信任，而是诚信美德出现缺失；不是文化产业制度完备，而是文化产业刚刚起步，等等。论文具体分析了中国文化安全的现状：一是文化安全意识淡薄，没有系统的文化安全战略。二是传统文化流失严重，文化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三是文化产业刚刚起步，文化生产力水平较低。提出了应对我国文化安全的三个策略：一是强化文化安全意识。二是采取“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文化策略。三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总之，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了一个十分急迫的关乎人类文化共同体生死存亡的焦点问题。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就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把文化安全列为人类社会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力。美、法等西方发达国家也把文化安全和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同视为国家利益之所在，十分重视维护本国的文化安全。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渐融入世界体系后，中国的文化安全日益突出，且孕育着一种危机和潜在的危险，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对此，我们不可不察，不能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