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吴之振论唐宋诗说：两间之气运,屡迁而益新；人之心灵意匠,亦日出而不匮……律诗起于贞观、永徽，殆乎景炎、祥兴，盖阅六百余年矣。其间为初、盛，为中、晚，为“西昆”，为元祐，为“江西”，最后而为“江湖”，为“四灵”。作者代生，各极其才而尽其变，于是诗之意境开展而不竭，诗之理趣发泄而无余。盖变而日新，人心与气运所必至之数也。其间或一人而数变，或一代而数变，或变之而上，或变之而下，则又视乎世运之盛衰，与人材之高下，而诗亦为之升降于其间，此亦文章自然之运也。（清）吴之振：《瀛奎律髓序》，（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附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3页。按：脚注中作者、出版社等信息除第一次出现注明外，其余从略。另宋朝与现当代人名前皆不标明朝代。吴之振曾与吕留良、吴尔尧等一起选编《宋诗钞》，对于宋代诗歌的发展流变有着深刻理解，此处，吴之振将唐宋时期的诗坛变幻一一道来。在他看来，造成诗坛数百年间日新月异的原因有两个，即“气运”与“人心”，或者说是“世运之兴衰”与“人才之高下”。他且认为这两方面不仅是诗歌新变的原因，同时也是“文章自然之运”，可以放之于各体文学创作而皆准。的确，如吴之振所言，社会的发展变迁与创作主体即士人的心态变化是影响文学发展走向的两个重要因素，可以说，它们就是一个朝代文学之所以成其独特面貌的生态环境。就“气运”与“人心”来说，近代思想家严复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尤为值得注意的一个朝代，他在给熊锡育的信中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于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严复“留心细察古今社会异同之点”（清）严复：《与熊纯如书》，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在经过对历史的仔细对比、思量后，他认为宋朝决定了此后六百余年中国的基本面貌。然而宋朝历时三百余年，分为南北两宋，它本身即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不少被今人视为近世社会特征的事物从中晚唐开始酝酿，经由五代，在北宋得以扩大，到南宋加以深化并且清楚地展现。因此，美国学者刘子健特别重视南宋一朝，尤其是南宋的文化模式，他正面肯定南宋说：“提出大胆的假说，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美]刘子健：《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80页。的确，与北宋及之前的朝代相比，南宋的地理环境、思想潮流、社会风气、社会阶层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不小变化，并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文运与国运相随，文学的兴衰与社会变迁紧密相关，更与文学创作主体的心态密不可分，有鉴于此，本书选取从社会变迁与士人心态的角度来研究南宋文学，即通过审视吴之振所指的“世运之兴衰”与“人才之高下”，亦即严复所说的“人心政俗之变”，来探求南宋文学之升降。关于南宋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海内外学者已经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兹就笔者目力所及与本课题相关的一些已出版、发表的成果择要简介：从史学来说，刘子健教授对南宋一朝的重要性有独特详细的论述，其《略论南宋的重要性》（收入其《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版）一文充分表达了他的南宋史观，该文对于历史学家重新审视南宋一朝的意义颇有启发，对于加强和促进南宋研究（尤其是海外学者）有突出作用。[法]谢和耐著《南宋社会生活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版）、梁庚尧著《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吴松弟著《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三部专著则分别从社会生活、农村经济、移民的角度对南宋历史作出论述。另黄宽重、何忠礼等学者也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南宋历史作出综合研究。在众多关于南宋的历史著作中，余英时教授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一书尤值一提，此书不仅重现了朱熹及其所处的时代，更将目光投向新兴的“士”阶层，探讨了宋代政治文化的构造与形态，该书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结论都能予人以启迪。就文学来说，起步最早成果最多的是文人个案研究，后世知名的南宋作家如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姜夔、文天祥、刘克庄等人一直受多方重视，围绕他们的生平、文学创作的论文乃至著作比比皆是。而近年来，随着学界对于南宋文学研究的日益深入，连真德秀、魏了翁等以学术、政事见长的作家以及方岳、陈起等居于文坛边缘的文人也不时受到关注。因研究成果众多，恕不一一列举。除开对南宋文人个体进行充分研究外，当今学者还致力于南宋不同文学流派、风格的整体研究，如南宋的江西诗派、江湖诗派以及豪放词、清雅词、理学诗文等，都耗费了众多学者的心血。学界在对南宋文人个体、文学流派的研究上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为整体深入地研究南宋文学打下了良好基础。以学界对江湖诗派的研究为例，江湖诗人的兴起、江湖诗风的形成与南宋的社会变迁、文人心态密不可分，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先后出现的关于江湖诗派的作品选集与研究专著分别有牛鸿恩《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张瑞君《南宋江湖派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胡俊林《永嘉四灵暨江湖派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陈书良《南宋江湖诗派与儒商思潮》（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等五部，该五部著作出版时间跨度长，内容各有侧重，而关于江湖诗派、江湖诗风的单篇论文则更多，与文学史上任何一个诗歌流派相比，显然南宋江湖诗人在学界所受到的追捧毫不逊色，而从中也可窥见南宋文学研究的盛况。学界在对南宋文人个体、文学流派、文学作品的不同风格进行了相对充分的研究后，关于南宋文学的通史性著作已经呼之欲出。陶尔夫、刘敬圻合著的《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将南宋词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史的观照。而沈松勤所著《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则将南宋政治与文学综合起来进行研究，从党争的角度解读南宋文学。王水照、熊海英合著的《南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更是填补了南宋文学通史的空白。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于南宋历史与文学的研究力量在日益增强、领域在不断拓宽、方法在逐渐更新。学者们不仅立足于史学、文学，还将研究的触角探伸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并将这些学科的理论应用于研究实践中。然而，对于南宋文学的研究虽然引起了学界关注，但仍存在着不足，如关于作家个体的研究已经相对透彻，仍期待更进一步的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止滚动，人类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变迁，史蒂文·瓦戈在《社会变迁》中说：“无论在何处，变迁都已经成为人们的注意中心，而且人们相信变迁是不可逆转、不可抗拒、不可消除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着技术变迁、人口变迁、快速的生态变迁，以及由经济和政治模式内在的不一致和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变迁。”[美]史蒂文·瓦戈：《社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的确，社会变迁的发生毫无间断，是不可抗拒的，而导致社会变迁的因素有技术变革、意识形态转换、生态环境变化、重大事件突发等，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既是种种变化发生的制造者，也是社会变迁最为直接的受影响者。对于中国古代的士人来说，他们的生活也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他们的心态则与社会变迁一起沉浮，就如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的结尾时论士人心态说：“促使士人心态变化的原因是很多的，就每一个个体来说，这种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但是作为士人群体的一种普遍的心理趋向，它的变化往往是由于一些重大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引起的。”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86页。士人作为能动的创作主体，又将自己的生活和感受带入文学艺术的创造中，社会的变化必然造就新的文学生态，文学与社会一起变迁。从某个角度来说，社会变迁是文学变化的重要原因，文学的发展变化则又成为社会发展变迁的见证。宋朝自“靖康之难”后，中国大地版图重构，汉文化中心南迁。南宋士人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变迁，分化成不同群体，演绎着不同人生。南宋文学也经历了由中兴而衰落的过程，由建炎、绍兴初的惊甫未定，在经历乾道、淳熙年间的短暂繁荣后，宋季文坛不可救药地落入后人眼中的“庸沓猥琐，古法荡然”（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道园学古录》提要：“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理极数穷，无往不复。”（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40页），文学创作走向终点。然而，综览整条中国古代文学长河，南宋一朝又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转折点，它酝酿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方向与新希望，而新的文学样式如南戏、白话小说的出现都和社会变迁有关，就如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所言：“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是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乔志航编《闻一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页。姑且不论闻一多先生对诗、词二体走向的宏观判断是否细节精确，此中“转向”二字的确道出了南宋文学“承”与“转”的契机，点出了南宋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因此，本书将南宋的社会变迁、士人心态与文学发展走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以士人心态为中介，将南宋的社会变迁与文学走向联系起来。在课题的研究中，笔者试图从南宋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探讨南宋的社会变迁，解读南宋的“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刘永济曾论文学研究中的“言风会”云：“文艺之事，言派别，不如言风会……言风会，则国运之隆替、人才之高下，体制之因革，皆与有关焉。盖风会之成，常因缘此三事，故其变也，亦非一二人偶尔所能为。”（《词论》卷上“风会第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与学术之走向。并且在努力还原南宋社会的基础上，尽量重现当时士人的生存状态、生活道路，分析南宋士人在当时社会生活、文化背景下的个体、群体心态和行为，展示他们身上的“时代烙印”。同时，从士人的精神面貌与心理状况出发，追根溯源，探讨南宋社会变迁对文学走向的影响，剖析由此形成的南宋诗、词、文的走向与风貌。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主要立足于南宋历史、文学的各方面，将史学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当然，在本书的具体写作过程中又存在不少难点。难点之一在于南宋一朝相对来说时段较长且头绪繁多。社会的变迁涉及了地理、人口、文化、政局、学术等各个方面。士人心态则随着王朝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这种心态是动态的、变化的。这种心态还是多维度的，有主流与旁支等各个侧面。要全面深刻地把握南宋社会变迁的各方面，描绘士人心态的各角度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充分掌握大量的史料，还须有客观冷静的眼光和一定的思维水平。难点之二在于南宋文人中有一些后人景仰的“大家”，更有众多“白小”钱锺书：《宋诗选注》中论四灵和江湖派说：“杜甫有首《白小》诗，说：‘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意思是这种细小微末的东西要大伙儿合起来才凑得成一条性命……但是读了‘四灵’的作品，就觉得这种同一流派而彼此面貌极少差异的小家不过像白小。”《宋诗选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57页。，如江湖文人群体、道学文人群体等，他们的出现和存在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有具体的历史文化原因，要对他们及其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进行客观描述与评判，并非易事。此外，南宋文坛虽然总体成就不如北宋，但出现了一些值得深究的文学现象，如江湖诗派的形成、晚唐诗风的重现、道学散文的兴盛等，这些文学现象都不能仅仅从文学层面来进行解读，必须通过探讨其社会、政治的内涵，才能直达其文学的内核。文学的发展变化既取决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南宋文学到底如何随时代而变易，南宋这个时代及其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到底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也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标准答案。本书的描述也并不充分和完整，还有不少子课题未来得及细化和深入。同时，由于笔者才学所限与精力所及，无论是在对南宋社会变迁、士人心态的描绘还是对南宋文学的阐发中，浅芜疏漏乃至舛误之处在所难免，尚请多多指正。最后，简单介绍本书的章节结构与主要内容。全书的主体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南宋的和战之争与道学的命运沉浮这两方面，探讨南宋一百五十余年间在政治、学术方面的变迁及其对士人心态、文学的影响。第二章则以高宗建国后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两方面的政策为切入点，探讨“绍兴和议”对南渡后士人心态及文学创作的影响，分析其“最爱元祐”政策的实质及其在士人心态、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解剖南宋士人心态的几个方面，如懦弱与循默、逸豫与习玩、自适与尚雅、空疏与清谈等。第三章主要关注孝、光、宁三朝的社会变迁、士人心态与文学走向，认为孝宗的“乾、淳之治”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高宗朝以来的时代风气、提振了士心，致使南宋文坛中兴的局面得以出现。同时，还分别关注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现象如大庄园的出现与士阶层的分化，并解析这两种现象对于南宋中后期士人心态、文人群体、文学创作走向的影响。第四章主要关注理、度二朝的社会变迁、士人心态与文学走向，该章分析了“江湖诗祸”背后的政治实质及其对南宋后期诗人心态与创作的影响，剖析了道学主流化后道学之士高高在上把握文学话语权、而真正的文人或龟缩山林或奔走江湖的二元对立文坛格局，还从南宋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入手，探讨了通俗文学的出现。第五章主要论宋亡之际的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宋亡之际的不少忠臣义士，在内心也有着忠与孝的人伦困惑，但他们选择义无反顾为国尽忠，并以真情实感创作出不少优秀作品，为南宋文学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