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充满矛盾了：作为文明社会的迟到者，却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后来居上”；资源极其匮乏，自然环境恶劣，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一方面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以加速本国的建设，一方面深入骨髓的岛国意识又造成其强烈的保守性与排它性；就个体而言，在国内生活中温文尔雅，井井有序，就群体而言，在曾经的对外侵略战争中极其残忍和野蛮。日本人究竟是怎么样的民族？日本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发展过程？值得与日本“一衣带水”的中国人认真研究的问题很多。江新兴的《日本隐居制度研究》一书就是奉献给读者的深度了解日本的著作。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古代日本人虔诚的学习中国文化，为什么中日两国在近代以来遭遇西方的压力和挑战时，会有相当不同的表现，以至于两个国家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曾经远远超过日本，为何近代以后却又落后于日本？这大概与长期以来受“中日同文同种”、日本是“儒教国家”之类观点的影响有关。这些话听多了，便看重中日文化的共性，而忽视了日本社会与文化的特点。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在文明形成及后来发展、繁荣的过程中曾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对日本历史与文化进行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日本人是一个很注重现实利益的民族，甚至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特点使日本人在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表现为取自己所需。中国文化、制度的一些内容一度传到了日本，而后来销声匿迹了，如中央集权制度，考试选官制度；也有一些东西从一开始就被拒之门外，如儒家的易姓革命思想，更不消说没有学习中国历史上一些不好的东西——“唐时不取太监，宋时不取缠足，明时不取八股，清时不取鸦片”（周作人语）。我们对日本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或许有似曾相识之感，但认真考察后便知其实似是而非。江新兴在本书中所谈的“隐居”制度就是典型的“似是而非”。“隐居”的含义完全不同。毫无疑问，日文中的“隐居”来源于中国。隐居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风气，指辞官退职，偏居乡野，自觉过一种简朴恬淡的生活。它是士人在不满社会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采取的一种消极对抗行为，即孔子所说的“隐居以求其志”。日本的隐居则与此有很大歧义，最初指朝廷命官致仕退官，并无官场失意或不满时政而辞官的消极色彩。进入武家社会以后，由于武士集团要在家长的率领下出征作战，承担各种公务，对家长的体力、能力及品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武家社会模仿公家社会的官僚致仕传统，在家长上了年纪、或者因病乃至品行不端而难以有效掌管家业的情况下，将其承担的公、私职务让给身体健壮及有能力的继承人，由其继续履行侍奉主君的义务，使本来在死后发生的继承行为在生前发生，简言之就是家长生前让出家长的地位。到德川时代，幕府与各藩就隐居的条件、年龄等方面做出严格规定，从而使隐居形成了制度。近代以后，由于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虽然武士阶级不复存在，但是为了维护家制度，隐居被写进《明治民法》，原本在武士中实施的制度被扩大到全体国民。战后颁布的新民法废除了充满不平等的家制度，继承行为的发生简单化为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自此，法律上的隐居行为已不复存在，但作为千百年来的传统，事实上的隐居习俗、行为仍然广泛存在于日本各地。作为日本历史上家族制度的重要内容，隐居是让位，是家长退休，与中国隐居的本意已经相去甚远。家长制的表现形式不同。中日两国都曾是强调父权家长权力的国家。日本的父权家长制虽形成和确立较迟，但非常发达。因为家长是家的继承者和家业的掌管者，所以他是一家的主宰；在十分注重祖先崇拜的日本，家长是主祭者，所以他是祖先的延续与化身，这便使家长在家中成为绝对权威，这些中日两国是相同的。但两国的家长制的表现形式又有不同。中国的家是血缘共同体，家长大都由家庭内部的尊辈血亲——祖父或父亲自然而然的担任，因此，家长在家庭中绝对权威的地位是终身的，直到一息尚存。这就是中国古代法律与礼教所规定的“祖在则祖为家长，父在则父为家长”。而日本的父权家长制是“家的父权家长制”，即“家”制度是日本父权家长制存在的前提。在“家”制度下，家业繁荣昌盛、长久延续是终极目的和家族成员为之奋斗的目标，每个家族成员都被置于“家”的整体利益的制约之下。家长是“家”的一时的代表和物质与精神产业的管理人，其本身也被置于“家”的约束之下。在对家长进行道德约束的同时，还有实际的制度制约，这就是隐居制度。作为一家之长，因身体老衰或其他原因不再适任的时候，便放弃一家之尊的地位，以实现新旧家长的交替。这种制度并不是为了照顾老衰者，而是出于维护家业的目的，避免因家长老衰或品德不端导致家业受到损害。在至高无上的家的利益号召下，不论是以兵马为业的武士家族，还是经商的商人家族，抑或以农为本的农民家族，都需要家长有着健康的身体和充实的才干。隐居制度则使日本的家长制具备了择优汰劣的机制，让不适任者及时“退休”，代之以新人，对于家业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这一点，庶几可以视为日本的家族集团与家族企业发达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虽然中日两国历史上都存在家长制，但从实际效果上看，日本带有“任期制”意义的家长制要比中国家长的“终身制”，在制约家长、实现家长权顺利交替，以维护家族健康发展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隐居与孝道是否有矛盾？《孝经》何时传入日本已无可考，而孝道在日本受到重视并被提倡，是进入律令制时代以后的事。757年（天平宝字元年），孝谦女帝便“宣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看得出朝廷推广孝道的积极态度。但是直至平安时代中期，由于母权制的影响，父权制家庭尚不成熟，孝道还没有成为公认的道德标准。进入幕府时代以后，随着父权家长制家族的确立，儒家的伦理纲常才逐渐深入日本社会。所谓孝，最主要的就是“事亲之孝”，即善事父母。善事父母表现在很多方面，除了对父母的恭敬与顺从外，最重要的就应该是赡养父母了。尤其是父母年老之后，子女必须尽自己的能力赡养之。照此衡量，日本的隐居制度显然是背离了儒家的孝道伦理。比如，在中国，身为家长的父亲尽管在老衰或其他情况下，把管理家财、指挥生产和祭祀权力实际上交由儿子代替，但他作为家长的地位，是至死不能动摇的。而隐居制度下的日本，父亲还健在，就把家长的位置从法律上让给儿子，从此没有了权利，成为被抚养的对象，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难以想象的。再比如，家长要住在最好的房子里，享受最好的待遇。而隐居后的家长要搬离象征一家中心的最好的房子，依靠隐居料自己生活，中国人肯定认为这样的子女太不孝。产生这种差异归根结底是日本人重视家业的观念使然。家是人们生存的基础，让家业延续下去，是最大的孝行。家业发展了，家就能继续存在下去，就能为人们提供稳定且持续的生活基础。不得不承认，虽然日本人接受了孝道，但是在不同的传统及社会条件下中却有不同的表现方式。谈隐居，谈孝道，必然涉及老人的赡养问题。是否赡养父母，让老年人有安逸幸福的晚年，是对子女是否尽孝的基本道德考评。实际上，这不仅是道德问题，也与继承制度有一定关系。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实行诸子分承制度，这是父慈子孝观念在财产继承制度上的具体表现。但是，也正是这种人性化的观念，造成了养老责权的不明晰，法律在为分家析产提供保障的同时，并没有给老年人在退出生产领域后的生活保障予以足够的关注，使得中国人对子女赡养老人的监督上，更多地强调道德范畴内的义务和美德，却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和惩罚标准，直接造成赡养老人责任不明确这样的结果。从古至今，子女越多越无人赡养父母或赡养有阙的“不孝”之例屡见不鲜，原因即在于此。反观日本的继承制度，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完全匹配，在赡养老人问题上责权分明，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作为家业与家产的继承人，必须负担起父母的生活，其他子女则不承担赡养义务，他表现得如何不会受到社会的指责。具体说到隐居制度，继承人获得了继承家业和家产的权利，同时也必须承担抚养隐居家长的义务，如果做的不好，就是不孝，就会为法律与社会舆论所不容。这种制度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体现出家庭成员间的不平等，也带来了家庭成员间感情的淡漠；另一方面，在制度保障下的孝道，具有仅靠道德约束难以彻底贯彻的刚性效果。源自中国的“隐居”被日本人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内涵。从时间上看，它产生于律令时代、盛行于江户时代、普及于明治时代，至今仍残存于很多农、渔、山村中；从涉及人群看，遍及贵族、武士、町人、农民等各个社会阶层；从作用上看，它是保障家族传承和家业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影响上看，它适应了日本家族式社会结构的需要，在维护幕府时代大名统制及近代企业的家族主义经营中发挥了作用，至今在现代日本政治运作中（如世袭政治）也有隐居制度的影子。隐居制度研究是个十分复杂的课题，它既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也是较为普遍的民俗习惯，涉及历史、民俗、法律、文化等多学科知识。本书作者江新兴多年来潜心研究，在对大量资料进行认真解读的基础上，终于完成了这部《日本隐居制度研究》，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白，为我们认识与了解日本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书的出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人的日本研究成果，可喜可贺。当下的舆论涉及日本的，人们关注所在一是钓鱼岛，二是靖国神社。而从对一个国家的研究与了解而言，却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两个点。钓鱼岛与靖国神社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中日关系也不是日本研究的全部。与日本这个永远无法搬走的邻居相处，首先必须了解它。在目前的举国儒家文化热中，如何看待儒家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本书体现了作者的理性思考。我很赞同本书的末尾作者所言：通过对隐居制度的考察，一个观点益发明晰，这就是，从古到今日本人接受的儒家文化主要是有益于其统治的政治伦理，而对作为儒家人伦关系根本的家族伦理或加以排斥，或进行改造，以适应本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或许正是因为儒家伦理对日本人的束缚较轻，才使得日本人的家族关系相对开放，有利于克服专制主义，从而在东方国家中率先走向现代化。李卓201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