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学上，广义的亚洲大陆起始于苏伊士运河、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占据整个欧亚大陆块东边五分之四地区，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亚洲之大，甚至难以用一个整体来描述，一般可分为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而国际政治学语境中的亚洲通常是学理上的区域概念，主要包括三大次区域：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其中东北亚、东南亚又可合称为东亚。同时，鉴于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东北亚本来就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后中亚各国与东北亚的利益关系日趋紧密，中亚也可以归纳到东北亚的地缘政治范畴中来。因此，本书涉及的对象将限定在上述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亚洲是世界经济政治的中心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亚洲迎来了一波又一波崛起，尤其是过去20多年来，亚洲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甚至开始超过欧洲，其影响力的增强给予了战略家以充分的空间来研究和想象世界的未来。无论是人口、陆地面积还是综合实力、消费需求，亚洲在全球的地位都举足轻重。“亚洲巨变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进程”。［美］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中译本，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从总体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亚洲巨变是由以下重要发展构成的：一是亚洲国家摆脱西方殖民制度的枷锁获得民族独立后经济现代化进程加速，经济发展速度始终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高速增长的经济实体几乎都集中在亚洲。亚洲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形成了紧密的相互联系机制。先是日本利用美国的市场和技术，创造高速增长的“经济神话”，经过短短20多年的发展，到70年代初便名列世界发达国家的前茅。接着“四小龙”在日本“雁首”的引领下相继腾飞，也在20多年间书写一连串经济奇迹之后，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自80年代起，接力棒传到了东南亚地区，这些国家借助日本和“四小龙”的辐射效应，将经济高速增长过程延续到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给东南亚国家造成的重创并没能使亚洲经济的链条出现断裂，相反，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产生了“意犹未尽”、“好戏还在后头”的无穷遐想。由于这两个国家无与伦比的国土资源、市场潜力和人口规模，它们的发展给亚洲经济带来了新的转型和结构性重组，使本地区经济增长持续更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更加深刻。二是亚洲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转型在各国渐次展开，并不同程度地建立起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运作方式。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然而，从亚洲自身的传统和政治文化来看，民主显然属于舶来品和新生事物。如何在吸收民主政治精髓的基础上，走出一条适合本民族文化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一直是各国政治精英们孜孜以求、竭力探索的难题。从发展的历程来看，迂回渐进是各国普遍采用的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归纳为由威权政体——经济工业化——经济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具体而言，即首先建立一个对现代化表示认同的现代权威政府，由它利用手中的强大权力强力推动经济发展；以工业化的逐步实现来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公民社会的兴起；在市民社会日渐成熟和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推动民主政治议程的全民共识。亚洲这条独特的政治现代化发展道路，不仅使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受益于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且又促进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逐步完善和基本人权的提高。三是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形成了东北亚合作机制、东盟合作机制、南亚合作机制和中亚合作机制等四个次区域合作的架构，其合作的层次和内涵都在不同程度的提升之中，其中东亚与中亚地区的合作进展尤为明显。东亚地区的合作由东盟的合作作为先导，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进入全面启动的“快车道”，由贸易、投资、金融等功能性合作的分阶段地区经济一体化，引向非传统安全合作和传统安全领域中共同利益比较集中的议题的协调，再到东亚一体化愿景的探索，并从中建立起以“10＋3”为主渠道的多层次、多架构的对话协商机制和以东盟为“驾驶员”、淡化制度规范的约束力、注重协商一致、对外开放型的地区合作新模式。中亚合作机制是在一个没有共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地区，为应对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而建立的地区机制。作为其运作载体的上海合作组织以安全合作为主要内容，逐步发展到经贸合作。它所体现出的崭新合作理念，极大地丰富了区域主义的理论，也对周边国家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正如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指出的那样：“过去的亚洲，曾经被文化、语言、政治观念、宗教信仰和地理环境所割裂，而当代亚洲靠经济联系、高科技、特别是发达的通讯和人口流动紧紧铸为一体，使它看起来更像一个完整的地区。”参见［美］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中译本，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或许一个像欧洲那样联合起来的完整的亚洲很难实现，但是，随着各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发展和合作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亚洲的区域合作会进一步在探求适合自己模式的基础上得到深化。然而，亚洲毕竟还处在发展阶段，与上述巨大变化相对应，亚洲同样面临着一系列巨大挑战。自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90年代以来，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一党制政权、军政权或家族集团等权威主义统治纷纷垮台，同时建立起自由选举、多党角逐的多元民主体制，此后它们都面临着民主体制的巩固问题。其原因主要与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社会阶层发育的程度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关。加上政治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动和政治领导人的主体选择的不同，民主巩固的具体路径与结果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当前亚洲国家仍未彻底摆脱民主化转型带来的阵痛，有些国家还发生了动乱甚至反复，民主政治建设可谓任重道远。亚洲经济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一，鉴于后发性的国情现状，亚洲国家采取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大都以出口为导向，对对外贸易的严重依赖，使国内经济受制于国际市场的波动，起伏变化大，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其二，除印度等少数国家之外，绝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来带动，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而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缓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这种依靠大规模生产要素的投入获得GDP增长的模式，是本地区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选择的结果，但也给经济的持续增长和长远发展埋下了不利因素。其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既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实体的中国和日本以及与亚太经济连为一体的最发达的美国，也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老挝、柬埔寨、缅甸，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更是千差万别，这就使各方的利益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有效的整合，从而影响到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深度和广度。尤其在面对国际资本大规模频繁流动时，因各国无法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上取得协调，原先普遍存在于亚洲各经济体金融领域中的“软肋”暴露无遗，以至于成为金融危机的高发地区。源于亚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大、各方利益不易协调的现实，加上区域内外各种力量的折冲，该地区明显体现出政治、经济相分离的特征。经济相互依赖的溢出效应，难以转为地区安全困境泛化的阻力，亚洲的政治对话、安全协调还停留在低位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主要体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当前的政治合作仅限于消除或缓解昔日政治对抗的后果，尚缺乏更高层面的合作框架，缺乏战略驱动的高度。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中国和印度的全面崛起、日本的政治大国追求和东南亚的规范性崛起这四重力量相互交错，成为推动亚洲秩序变动的主要因素。美国及其盟国为了应对演变中的亚太地缘战略格局，致力于建立一种后冷战时代的亚太安全体系，旨在确保美国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牵制、防范中国成为主导亚洲事务的力量，为此对中国采取所谓的对冲战略，积极拉拢中国周边大国，采取“离岸平衡”战略。东盟总体上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接触的政策，在安全领域更多地借重美国，而在经济贸易领域致力于扩大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合作。东亚是冷战结束以来矛盾冲突最多的地区之一，中国的台湾问题、日本的北方四岛问题、朝鲜半岛危机、南中国海争端等均是潜在的冲突之源。但另一方面，亚洲安全情势也表明，各国无意获取入侵或占领邻国的军事能力，而是着眼于防止他国恐吓和惩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未来一段时间里，亚洲将介于均势秩序和共同体秩序之间，处于中途站，亦徘徊在战略十字路口。门洪华：《东亚秩序建构：一项研究议程》，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5期，第77页。总之，亚洲是国际政治经济的中心之一，也是全球力量消长最剧烈的地区；亚洲拥有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形态和市场，也拥有全球最具变数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亚洲集中了世界上各种类型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也呈现出世界上最为多样的矛盾和冲突。亚洲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赋予亚洲研究以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理上说，现代政治学以及经济学学科兴起于西方，其理论基础主要是依托“欧美经验”，尚不具有普遍的解释意义。亚洲的发展，不仅提升了这一地区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之一的地位，而且它的成功经验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生产新知识提供了重要的素材。更重要的是，亚洲社会的进步，走着一条与西方世界迥异的现代化道路。因此，通过梳理亚洲政治经济的发展轨迹，完全可以从这一地区现代化进程提供的新经验中，提炼出新的理念和模式，从而突破西方世界现代化基本理论框架，创建对亚洲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的新的政治学理论。从现实意义上说，亚洲是矛盾频出、纠纷频发的地区。在现阶段，亚洲国家之间经济依赖的逐步加深，并不能对关系的深化融合带来更多乐观的预期。相反，陆地领土、海洋权益、资源能源之争乃至局部的武力对抗和冲突有日趋激化之势。造成地区不时出现紧张态势的原因，既有历史积怨、殖民主义的负面遗产和冷战时代阵营之别在意识形态上的残留，又有域外大国挑唆搅局和亚洲一些国家领导人的现实主义的政策取向。但其主要的根源还在于缺乏信任和认同。这也是导致区域合作只能停留于功能层面，而无法在政治安全领域取得实质进展的最主要原因。研究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一方面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借鉴，避免多走弯路，获取中国尽快实现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可以理解各个次区域的特性、发展现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制度、宗教文化习俗、自我表达方式等。只有这样，才能消除误解、求同存异、建立互信，从中逐渐培养起合作和认同的意识。而实现社会文化认同的整合，对于缓和与调整地区内国际关系，促进地区经济与政治合作，进而推动区域合作的深化和实现东亚一体化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对中国来说，由于在地缘政治上，中国处于亚太的中心地带、位居世界最大的大陆和最大海洋的边缘，拥有绵长的中纬度海岸线，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都有直接的地缘联系，彼此之间便天然地形成了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亚洲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稳定，关系到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关系到中国的安全环境。这就决定了中国必然将亚太地区视为自己的战略疆域，将东亚视为战略核心地带，所谓“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举行》，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gxh/wzb/zxxx/t154816.htm。，清楚表明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战略是将经略周边视为重中之重。研究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的现状，有助于中国准确把握它们的利益诉求，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有的放矢地采取相应的策略和相向而行的举动。这对于稳定亚洲各国对中国的战略预期，化解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与亚洲各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彰显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战略价值，把握地区战略上的主动权，以开放的地区主义促进东亚经济相互依赖的进一步深化和亚洲政治合作和安全协调，积极化解围绕中国的软性战略包围圈，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的研究方法及适用范围。第一，政治、经济、外交三者结合的综合视野。政治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制度和外交偏好，经济则是政治发展的基础和外交决策的依据，而外交政策取向反映了一国的政治结构和主要由经济实力规定的国际定位。三者相辅相存、互为因果，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鉴于此，本书将上述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动态地把握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便更好地揭示各次区域和各国社会发展的全貌。第二，从个性到共性的分析维度。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不是一国的孤立现象。尽管各国的发展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大多数国家尤其是次区域的国家群体之间在发展的阶段和趋势向度上有其相似性。本书在阐述亚洲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的演变轨迹时，侧重于将其置于次区域的大环境中，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并结合区域内代表性国家的典型案例剖析，从整体上来把握次区域内政治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及其在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以避免对个案简单地、平铺直叙地罗列，同时，解析各次区域之间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从而认清阻碍区域合作的症结所在，为推进区域一体化寻找出路。第三，体现“亚洲”视角。长期以来亚洲在世界体系中处于边缘地区，其现代化的路径只能在依西方所谓“普世”标准衡量下沦为“被安排”、“被证实”的对象。然而，亚洲各国自主选择的独特发展道路，不仅给西方的“普世”理论提出了巨大挑战，而且也奠定了成为经验和知识“提供者”的基础。因此，本书从问题领域的研究入手，立足于亚洲地区的社会现实经验，通过对亚洲各国政治民主化和工业化进程以及对外行为方式的分析，提炼、总结亚洲自身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使其超越亚洲的概念和范畴，为政治学领域提供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以及独特的区域合作模式。第四，注重过程的实证分析。基于总结亚洲独特的社会发展经验和规律，为创新政治学和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提供亚洲案例的目的，本书将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还原为一个“真实”的政治过程，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梳理和考察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分析这一发展的内在动因以及背后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文化因素，以便对既存的政治学理论进行仔细的甄别和检验。本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出发，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展开论述。本书适宜作大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专业的基本教材，也可用作就读上述学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参考书，同时适合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干部和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读者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