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编完本论文集后，虽然取了一个书名，谓之《比较哲学视野里的中国哲学》，当时并无真切的感受。最近，集中时间通读、校对清样，对文集中个别的语句加以调整，才真正对自己近二十年来走过的哲学学习的道路有了一个大致清晰的把握。从一九九○年发表的第一篇正式学术论文《略论老庄的生命哲学》，到这个论文集收录的最近一篇论文《试论戴震的语言哲学思想》（二○○九年），我的中国哲学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中国、西方、印度比较的视野里展开的。这种不期然而然的中国哲学研究命运非常奇妙地暗合了我在《从比较哲学到世界哲学》一文中所说的话：中国近现代哲学，从一开始就是在比较文化的视野里展开的。我本科与硕士研究生是在中文系，之后贸然闯入哲学系，在并不完全知晓哲学究竟为何的情况下展开了对哲学的学习与研究。追随先师萧萐父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十几年，记得萧先生当年让我最先读的一本书就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之后是该书的第四卷。后来听唐明邦老师的《周易》研究课程，又研读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从其历史哲学思想中汲取了灵感，并尝试运用历史哲学的观念对《易经》的哲学思想进行阐释，作为课程论文，得到了唐先生的首肯，后来经过修改发表在《周易研究》之上。其实当年萧先生对我能否顺利按时毕业并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当年攻读博士学位，要求发表两篇学术论文，一篇国家级权威期刊，一篇核心期刊，同时还要翻译与博士论文主题相关的十万字左右的外文著作，最好是能出版。记得萧先生有一次与我闲谈，我情不自禁地表达了对当时的郭齐勇、李维武师兄的敬畏之情，因为他们当时已经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萧先生鼓励我，不用担心，如果毕业前实在发不出论文，他再帮我想办法。此话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我暗自下决心，决不让先生为自己发表论文的事情发愁。一九八九年下半年，在湖北襄樊召开“全国首届道家道教学术研讨会”，我一边申请参加会议，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帮忙会务，一方面赶紧撰写学术论文，当时正在阅读西方哲学家尼采、叔本华、柏格森的著作，对生命哲学有一个粗浅但又非常新鲜的认识，就贸然以生命哲学的观念来诠释中国古代先贤老子、庄子的生命哲学思想。那时胆大，对自己并不太了解的东西敢于下手，写作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就边学边写。特别是遇到印度佛学的生命哲学问题，非常难理解，就反复研读吕澂先生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与《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两书，算是现炒现卖，把佛教的“缘起论”、四法印等问题搞懂了。当时也在听萧先生讲中国佛学，自己把当时哲学系资料室所藏一函线装本龙树的《中论》借出来了，“啃”完之后，更进一步地理解了大乘佛学空宗的“缘起论”思想。记得呈给萧先生佛学课程的作业就是《“缘起性空”说述评》，萧先生看完了作业，还比较满意，给了九十多分。后来此文经压缩发在了《武汉大学学报》之上。可以这样说，我本是为了解决“老庄生命哲学”一文中的比较哲学问题，才理解了佛教哲学的基本问题。文章写出来后，提交给了会议，也不记得当时的专家评价了。只记得会议之后又作了修改，交给唐力权老师看，唐师提了十分具体的意见，并对文章的每部分小标题都重新提炼了，使之符合哲学学科的论文要求。记得我去拿论文时唐老师说过这样的话，文章很有文采，是中文系出身写的文章，但没有哲学概念。经过唐老师的修改，我又做了一些具体的调整，最后就贸然地投给了《哲学研究》杂志。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三个月后很快收到杂志编辑部的来信，说文章将被刊用。此文的发表，对我来说是巨大的鼓舞，为我继续从事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文章发表之后，萧先生肯定看到了，因为他订了《哲学研究》杂志。我在见萧先生时，他也没有说什么，我也不敢问，只是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准备工作的一大半，心里还是非常高兴。但过了十年之后，特别是今天再来重读此文时，就觉得自己对于老子、庄子生命哲学的理解，实在是肤浅得很。在先生当时的法眼里能有什么呢？此次之所以仍然将此文放在文集之中，主要是记下这一学术研究的起点，表明我的中国哲学研究的歪歪斜斜的脚印一开始就是在比较哲学视域里移动的。本论文集的时间跨度比较大，从一九九○年到二○○九年，近二十年时间，因而各篇的文风，思想观念、基本概念都有相当大的差异，特别是有些早期的文章还带有很明显的学步痕迹，然而却比较清晰地展示了我对哲学史上大思想家的思想及其观念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唯一可以勉强说得过去的结集理由是：本论文集有一共同的“比较哲学的视野”。如果要我再进一步说出另一条理由的话，我将说，从一开始我就努力在比较哲学的视野里寻求中国哲学的自身特性，既不是简单地求同，也不是简单地立异。在积极参与当代哲学的重大问题讨论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研读同时代前贤的著作过程中，受益匪浅，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其中最为值得感谢的是唐力权教授的“场有哲学”思想，傅伟勋教授的“创造的诠释学”。通过对他们思想与著作的研究，使我的哲学思考获得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哲学的视野。回想自己学术成长的过程，要感谢很多师辈学者与同辈学长。是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们，特别是蒋立甫老师、潘啸龙老师，让我对先秦文学，特别是《诗经》、《楚辞》有了浓厚的兴趣。而祖保泉先生的《文心雕龙》选修课一直让我刻骨铭心，那带有魏晋风骨的板书成为我学习书法的第一位楷模，而在此选修课上讲的八篇文章以及做学问的方法，至今还深深地影响着我。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是恩师蔡守湘先生将我领进了学术之门，对先秦两汉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在参与蔡先生主持的《历代诗话论（诗经）》、《历代诗话论（楚辞）》的课题过程中，阅读、抄录了大量古文献，虽然眼睛因此而近视，但古文献阅读能力与美学鉴赏能力也因此而不知不觉地提高了。蔡先生曾经在一个晚上亲自带着我们师兄妹三人到刘纲纪先生家拜师，要刘先生允许我们听他讲的当代西方美学史课程。刘先生欣欣然答应了。刘先生这个课程讲了一年。我是在这个课程上培养起了哲学思辨的能力。能够追随萧先生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也是得力于蔡先生的大力推荐。“文革”期间，蔡先生与萧先生都曾在鄂西北襄樊一起参加“劳动改造”，彼此之间很熟悉。那时节，蔡先生好酒。怀里时常揣着酒，偶尔碰见放牛的萧先生，总要拉他喝一口。我猜，如果没有这层关系，否则，萧先生当时也不会招我这个对哲学几乎一无所知的学生。如今，两位先师都已先后驾鹤西去，然而他们的音容笑貌，孜孜不倦地培养学生的人师风范时时地在感动着我，激励着我，使我在精神迷茫或不振之时候愕然警醒，继续迈开略感沉重的双腿在比较哲学的视野里，继续从事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研究。在我的哲学学习过程中，冯契先生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春风化雨。冯先生是萧师的同道挚友，曾经评阅过我的博士论文。冯先生去世的时候，萧师要求我们写纪念文章，我因此认真阅读了冯先生的《智慧说三篇》，后又多次认真阅读了冯先生的《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一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等著作。从冯契先生的著作里，我看到了一个中国哲人如何融摄中国、西方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资源，创立当代中国哲学的新希望。至于同门师兄，如萧汉明教授、郭齐勇教授、许苏民教授、蒋国保教授等人，他们或在做人、做事，或在具体的做学问方法，以及具体的学问方面给予我的帮助，更难一一述及。那种大哥哥带小弟弟的妙处颇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兄弟亲情的内在意蕴。一不小心，自己也混到几近“知天命”的岁月了，当初学哲学时的许多豪情现在都逐渐消沉了。“老冉冉其将至”的紧迫感如影随身，挥之不去。大文豪苏轼的一曲“大江东去”，让多少风流人物沉吟怵惕！然人类文明长河里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何尝不是像龙树“八不说”和僧肇的《物不迁论》所言，是“去而不去”的！要不然，人类的历史就不会是一个文明灿烂的星空了。岂止英雄豪杰如此，普通善男信女的一切善缘、善力，也会如诗人龚自珍所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随着年长，我越来越喜欢苏轼在《赤壁赋》答客问中的一段话：“自其变者观之，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物与我皆无尽也”。仰观宇宙，那神秘不可知的合力抟合出了恒星与星系，给了人类星光灿烂的夜空。俯察人文，那无法算计的人类社会合力抟合出各色各样的风云人物，他们仿佛宇宙中的恒星与星系，给人类历史的天空以灿烂的文明。如今的人类告别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真正感受着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卷起千堆雪”的浮沤退尽之后，难道不是一个“山岛竦峙”的风光？那重重无尽的恒河沙里，难道没有真金？固然，在重重无尽、生生不已的造化之流中，我们或许不必在意是大鹏展翅，还是燕雀枝头，作为有情众生，各尽其性，足矣。不过，这种无执的人生境界无论是对于王侯将相，还是平民百姓，似乎都只能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后的安魂曲，而不能是在人生的旅途之中自我放逐、自我安慰，甚至是自我沉沦的“迷魂汤”。我时常回忆萧师六十五六岁时骑自行车的飞快身影。这种“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风貌不也正是具有诗性特质的中国哲学精神的生动体现吗？既然比较哲学自行开辟着自己的道路，我已然行走在这条道上，就无虑它带我去往何方了。是为序。二○一○年十月十三日初稿于人文馆七楼十月十五日定稿于武汉大学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