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蓄势待发。在这两年时间里，国内主要大学相继成立了实体性的比较政治研究或教学机构，专门围绕比较政治研究的学术会议也多了起来。比较政治研究的前景值得期待！比较政治研究关乎着流行的政治学甚至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的可信性。我特别同意涂尔干的一句话：知识界被虚假的知识和错误的真理所侵扰。很多知识和真理看起来是真的，但可能是假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知识界尤其严重。很多学者只接受既定概念和理论，而不问这些概念和理论是怎么来的，这样就可能用错误的知识和观念去解释现实。其实，无论是政治哲学，还是一般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比较政治发展的产物，是奥克肖特所说的“经验的观念化”。即使面对同一种“经验”，不同观念、不同利益背景即不同身份意识的思想家，其观念产品可能完全不一样。比如，我们大家都同意“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是人类的“共同的底线”。但是，“民主”到底是什么？古典的“人民主权”被维护特定制度的精英主义者熊彼特、萨托利等人改造为“竞争性选举”，而当“竞争性选举”带来的是俄罗斯的普京、伊朗的内贾德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时，这些政权又被西方思想界贴上“选举式威权主义”的标签。显然，作为观念的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但作为制度形式的民主肯定不是某种模式所能固定化的。这就需要进行比较政治研究，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检验流行的理论和观念；否则，我们永远在用产生于特定历史语境和特定国家经验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由此而来的副产品就是中国人只能永远是别人的思想的囚徒。中国制度变迁的历史和经验是如此丰富多彩，但上升为政治学、社会科学理论的经验又有什么呢？人又是需要理论的，当没有自己的理论时，不得已只能用他人的观念和理论来阐释中国，中国似乎总是不符合“标准化要求”。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底是中国错了，还是作为“标准”的理论本身有问题？怀着这样的“问题意识”和“中国情怀”，我们创办了《比较政治评论》辑刊，试图为检验、反思、选择或丰富政治学、社会科学理论作出贡献。说到“中国情怀”，我们不得不说，当下的中国正处于转型之中，无论人们在何种意义上理解“转型”。比较政治研究视野下的“转型”，是“国家建设”中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从其最初的建立到比较成熟化并定型下来，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转型；不能与时俱进即不能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用福山借用其导师亨廷顿的话说就是“政治衰朽”——哪怕它曾经被认为是最好的制度形态。被中国人认为已经定型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其国家建设过程中其实出现过多次重大转型而成为今天的模样，而当这种制度招致金融危机并不能有效推动国家前行时，福山说这些国家事实上面临着“政治衰朽”危机，吉登斯说这些国家需要“再民主化”。我们正是在这种比较国家建设的脉络下，研究他国的转型，研究中国的转型。不同于我们的美国同行，他们研究别人是为了向他国推广自己的价值和改造别人，我们研究他国是用“他山之石”建设自己。这就是与《比较政治评论》密切关联的几大宗旨：学科发展与中国的国家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治社会理论的反思与重建。在学科发展中检验理论和观念并更好地认识中国，促进中国的国家建设；在比较国家建设研究中反思既有的理论并尽可能丰富社会科学理论。本着这些宗旨，第一辑设定的“主题研究”就是比较政治研究的范式问题。杨光斌教授在《复兴比较政治学的根本之道：比较历史分析》一文中，力图用历史制度主义的一些变量将传统的比较历史分析更加理论化，使其在比较政治研究中重放光彩。其实，在西方比较政治学从“现代化”到“民主化”研究的主题转移中，贡献最大的就是比较历史分析，而理性选择主义等精巧的形式主义方法论虽然丰富了比较政治研究，它的流行反而最终导致了西方比较政治研究尤其是整个政治学的衰落。蓄势待发的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不能将别人的落点当做我们的起点。本辑的两个“专题论文”分别是“理解中国崛起”和“现代国家建设”。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和他的合作者认为，目前所有的关于中国崛起的解释都太单一化或表面化，中国崛起的内在机制就是为解决一次又一次的政策的负面效应而产生的非预期效果，正如18—19世纪的欧洲由危机推动转型一样。这种微观化的因果机制解释其实体现着大历史的关怀，引人深思。杨雪冬研究员的《全球化镜像中的中国的复兴》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一种正常的全球化产品。确实，想到“金砖四国”，中国的崛起并不是什么奇异之事。但是，为什么中国比印度、俄罗斯更吸引世界的眼球，显然需要更多的解读。在“现代国家建设”部分，曾毅的论文既不停留在韦伯式的围绕国家权力而讨论现代国家，也不止步于现代化—民主化主题下的公民权利国家，而是在讨论后发国家所面临的国家权力内部之间的张力和公民权利内部之间的张力之后，再论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该文使我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认识更加复杂化，向前迈进了一步。李月军博士的论文以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和厚实的政治学理论，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战争在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作用和内在机制，非常值得关注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有志之士去读。田雪梅博士所考察的是日本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其中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细节之一，是日本人将西方的“national state”翻译为“国民国家”，而不是像我们这样直接翻译为麻烦重重的“民族国家”。本辑其他部分分别为学术综述和学术通讯，旨在促进整体学科的发展和对专门问题的理解。最后想说的是，在研究比较政治的过程中，我和我的同行的一个强烈感慨，是比较政治研究的学科地位和研究水平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已经严重不对称，中国的国际地位呼唤比较政治研究的发展和繁荣。为此，不仅需要学术界的思想自觉和理论自信，也离不开国家的有力推动。想一想美国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吧，正是在我们认为没有“国家”的国家的推动下，一帮学者自觉组成一个学术共同体，建构了一般性的普世化理论范式，为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立下汗马之功。为此，萨托利不无骄傲地说，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最大成就就是如何把充满张力的“自由”与“民主”拧在一起而形成世界普遍接受的“自由民主”，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就是美国的基础理论研究，由此而产生的话语权的力量不是什么高科技和“星球大战”计划能比拟的。话语权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上之道。中国的国家性研究经费资助计划是不是应该有所借鉴呢？对策性研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基础概念和基础理论，由此而形成的话语权最终是根本性的应对之道。我们将在学科发展和中国情怀的志趣下，将本辑刊建设成推动中国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平台之一，为此我们离不开学界同人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杨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