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当下世界政治思潮的新走向，那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从经济学家斯提格利茨提出美国已经是1%人的“民治、民有、民享”而引导占领华尔街运动，到福山提出美国政治制度的“政治衰朽”和“否决型政体”，再到《经济学人》发表广为流传的“西方民主病在何处”，以及最近风靡全球的皮迪克的《21世纪的资本论》等，均是对曾经被宣布为“历史的终结”的自由主义、自由民主理论的大反思甚至是否定性批判。而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正在进行的以公正社会为导向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国人尤其是精英界的希望和自信逐渐多了起来，至少看问题的角度复杂起来，而不是一开口就是体制度问题、合法性问题。定位于政治学、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的《比较政治评论》，一开始就主张从国家建设—国家治理的比较视野看理论问题，并从中丰富和发展理论，看问题的角度从来都是复杂化、多元化的。因此，并非刻意地赶“事情正在其变化”的潮流，本期的文章大多是复杂化视角下的理论创新和理论争论。本期研讨的主题是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问题。我曾这样说，只有美国、中国、俄罗斯这样的超级大国才更需要比较政治研究，而这些国家的比较政治研究的方向和使命似乎是完全相反的，美国研究他国是为了改造他国，中国研究他国是为了建设自己。尽管方向相反，但学科的共同点都是以本国政治、本国政治制度为基点，这是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所决定的。而两国的发展阶段和政治制度又差别很大，这决定了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的教科书体系应该和美国的不同。为此，我提出了“国家建设—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的学科体系，并提出了解释国家建设的新理论——“结构—时序论”，以回答看上去具有同一性的不同国家为什么出现天壤之别的国家治理。叶麒麟副教授的“模式政治”一文，事实上是指出了比较政治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谈到研究范式，有意思的是，致力于推广美国民主为使命的美国社会科学尤其是其思想库，则创造性地提出了“转型范式终结”的命题，即过去30年流行的非民主向民主转型的研究范式，因为面对大量失败的案例，即转型国家的结果基本上都是不符合预期的，因此需要反思甚至放弃主宰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转型范式。这个命题让我很感慨，西方学者总是在说一些中国学者不敢说的话，哪怕中国学者已经有相同的判断和问题意识，比如福山说美国“政治衰朽”，菲利普·施密特说民主转型的失败是因为“基因的缺失”。个中原因，或许是因为中国学者历来含蓄而又羞涩，或许是因为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信仰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和研究范式一样，研究方法历来是比较政治学最具科学性质的内容和研究主题。在国内社会科学越来越国际化即事实上的美国化、因而模型化政治学越来越流行的时候，很多人开始不自信了，以为落伍了，而搞量化的学者似乎认为只有量化研究才是唯一的出路，因而断言亨廷顿过时了，梯利过时了，斯考切波也过时了……这是问题的真相还是对学问和智慧的大不敬？成长于量化模型泛滥的美国并执教于美国著名大学的比较政治学方法论新秀马赫里告诉大家，定性研究方法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是主导性的研究方法。定性方法是发现性方法，发现问题的原因即提出理论元命题，而定量方法则是为了验证定性研究所提出的既定命题。无疑，两种方法应该很好地融合，如果只有定量方法，所验证的基本上是来自异域的理论命题，而不是真问题。在缺少理论因而没有理论自信的中国，目前更需要的还是基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而提出元命题。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甚至这样直言，中国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来得太早了，甚至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而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已经过度美国化。美国政治学是什么？我开玩笑说是“无政治的政治学”，所谓无政治，就是研究者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作为政治的利益分配和利益争夺，结果无政治关怀的政治学者闲得没事就玩起了数字化游戏。本期的两个专题论文分别是争议民主理论和国家建设—国家治理。张飞岸博士的文章“自由民主的可争议性”，体现了她的一贯文风，观点鲜明，论说犀利，是世界性反思自由民主浪潮中中国年轻学者的卓见。与此文相呼应，美国学者的“民主及其概念争议性”事实上是告诉人们，以竞争性选举为根本标尺的自由民主已经走入死胡同，不重新理解民主的概念就无法更好地建设民主。不管其初衷如何，这篇文章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即民主的概念需要得到反思。写到此，我又很感慨中国学术界流行的教条主义思想惰性和“文革”的打棒子、扣帽子遗毒，讲民主问题只能讲其优点，而不能反思其问题，否则就被扣上“民主威胁论者”的帽子。我一直对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讲，在民主问题上，我们都应该是托克维尔主义者，既然以平等化为基础的民主是不可避免的，大家所要做的就是如何理性面对的问题。民主的好大家都知道，而民主本身的问题呢，理论上又有多少研究？甚至于，当转型国家陷于国家分裂、治理无效和周期性动荡的时候，比如当下的乌克兰、泰国、埃及等，中国学者“都到哪儿去了”？中国思想界不能只呼唤民主而不研究民主，我们关于民主的知识不能停留在孙中山等革命先贤100年前的水平，也不能止于自由民主，要知道自由民主理论没有穷尽民主的基本知识，甚至自由民主理论本身都有结构性硬伤。专题论文之二是关于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维度，即国家建设是历时性的，国家治理是共时性的，当然这要看研究者的语境。本期中的“善治：不同国家的不同意涵”告诉大家，联合国一刀切的善治标准是不靠谱的。田野副教授的文章一改国内、国际关系学术界正在流行的从国内政治看对外关系的时尚，而是看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对国内制度建设的影响。李拯的文章则是历史社会学性质的，从国家—支配阶级—被支配阶级三维度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国家建设失败的结构性关系。编完本期文章，写完带有感性的“主编的话”，抬头窗外，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心情和今天的天气一样好，大风吹散了让北京人头疼的雾霾，天空清亮。好的天气，好的心情，好的工作，没有什么事情比挑战性的研究和思考更有乐趣了！当然，我一直忠告自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风景如画的皇家园林颐和园近在咫尺，那里是运动的好去处……可惜下午还有本科生的课——《政治学概论》。杨光斌2014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