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艺术学学科建设，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2011年年初，艺术学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升格为学科门类;“艺术学理论”则成为艺术学一级学科，是艺术学学科门类下辖的五个一级学科之一，与另外四个一级学科即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相并列。很显然，无论是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还是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都迎来了学科建设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和发展机遇，值得我们倍加珍惜。目前，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是什么，尚缺乏能够获得普遍认同的清晰的界定。就现实的情况来看，大约传统上所说的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艺术史都应该包括在内;艺术学的各种交叉学科、新兴学科、边缘学科诸如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艺术类型学、艺术文化学、艺术人类学、元艺术学，等等，也应包括在内;甚至一些与艺术领域密切相关的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文化体制研究、文化政策研究、文化产业研究、文化管理学、文化遗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也被纳入了“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范围内进行学科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恐怕既是当前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繁荣的现实需要，也将是艺术学理论学科进一步深化与发展的内在必然与发展走向。对此，我们应从现实的实际需要与未来的学科发展着眼，持一种开放的、前瞻性的心态与眼光。在对上述这种现实及取向予以认同的同时，我们仍应该看到，在“艺术学理论”学科所包括的广阔范围内，仍有一个处于核心领域的、基础性的研究内容，这就是艺术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换句话说，就是狭义的艺术理论亦即艺术的基础理论研究。它的存在，是规定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之所以被命名为“艺术学理论”而不是其他什么学科的一个重要基础与支点。对于这一基础和支点，我们只能努力使之更加厚实、更加坚固，而没有理由忽视它、削弱它。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要，我认为主要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艺术基础理论研究，在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与“多”的关系中，处于“一”的位置，能够为整个艺术学学科(包括其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的研究提供概念、范畴的基础与理论思考的范式、框架。其次，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具有“元理论”即理论的理论、研究的研究的理论反思、学科反思的意义，对于一门学科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参照意义。再次，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性质，对于某个具体的学科领域或研究领域，往往能够提供一般的方法论的引导。最后，当一门学科面临着突破或变革，或陷于混沌迷惘甚至停滞不前的局面时，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的某些基本概念、观念、观察视野、研究视角、思维方式等等的某种革新、突破或完善，往往会给一门学科的发展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引起整个学科的变革突破乃至革命。当然，任何一个学科，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都面临着极大的难度与挑战。这是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往往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有时甚至可以说具有相当的保守性，一般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甚至想取得一点引人注目的成果，都甚为不易。因此，许多人采取了敬而远之乃至退避三舍的态度，而走向了更易出成果、更易引起人们关注甚至更易跑马圈地、占山为王的研究领域。因此，能够坚守基础理论研究领地，往往需要相当大的定力，甚至需要一些勇气乃至牺牲精神。那么，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艺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无法提出新的问题、产生不了引人注目的成果、难以获得实质性的突破了呢?我并不这么看。在我看来，艺术理论甚至整个艺术学之于我国，仍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研究领域，学科基础相当薄弱，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学科形态远未成熟定型。再加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处于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文化与艺术领域所出现的新的实践、新的课题往往让我们目不暇接，需要提出并加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相当多。怎么能说艺术基础理论研究无事可做、没什么作为了呢?在我看来，从艺术基础理论建构的角度对艺术语境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便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理论课题。从现代艺术理论演化的历程来看，西方现代艺术理论此前曾出现了这样几个大的理论倾向:聚焦于艺术创造的环境制约作用的环境决定论(斯达尔夫人、泰纳、传统的艺术社会学研究);聚焦于艺术创造主体的、以艺术家为中心的各种理论(尼采、浪漫主义等);聚焦于艺术作品的文本中心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作品本体论、结构主义等);聚焦于艺术接受环节的接受者中心主义(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阐释学等)。这几种理论倾向先后粉墨登场，上演了各自的精彩好戏。可是，在此之后，艺术理论所关注的焦点应该移向何方?实际移向了何方?对于这一问题，容或有不同的观察、不同的回答，但在我看来，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四大基本要素(姑且按美国文学理论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有关“艺术批评的结构”中四大基本要素的经典概括)均已被艺术理论的聚光灯所聚焦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流派的情况下，艺术理论思考的重心，理应转移到从整体上思考艺术与语境的关系上来，而实际上也正是如此:在西方的艺术理论界，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艺术的语境问题，纷纷就艺术语境发表各自的见解，以至有人认为在西方艺术理论中已然出现了所谓的“语境中心主义”。可是，目前，西方及我国的艺术理论界对艺术语境问题究竟探讨到了怎样的程度?是否已出现了系统的艺术语境理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艺术与语境的关系?甚至可以问一问，究竟应该如何界定艺术的语境?在今天这样新的理论前提和历史条件下，能否建构起新的艺术语境理论?这种新的艺术语境理论，与传统的艺术环境决定论应如何加以区别……在我们做出艺术理论应该并且已经将重心转向艺术语境理论研究这一总体判断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提出上述这一系列的疑问。正因为有了上述的思考，几年前，当我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孙晓霞同学下决心选择“艺术语境研究”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题目时，我不能不对她的魄力与勇气表示赞许和支持。时光如梭，转瞬间，毕业已经三年的孙晓霞博士已经实现了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的一名“艺术学原理与艺术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向一名艺术学的教学、研究与管理者的角色转换。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又经过三年认真的修改、扩充而成的专著《艺术语境研究》也终于要付梓问世了。我对该书的出版感到由衷的喜悦，并表示衷心的祝贺。在我看来，作为一部试图系统探讨艺术语境问题的理论专著，《艺术语境研究》是近年来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可多得的研究成果。如上所述，研究艺术的语境，严格地说并不是一个新课题。在艺术思想史上有不少相关的思想资料。特别是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艺术理论思潮从结构主义走向了解构主义及各种后现代理论形态。其中，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开放的艺术概念理论、艺术界理论、艺术制度论、艺术场理论等的兴起，让人们看到，任何一个“文本”都是特定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而要解读这个文本，则势必会关涉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如果没有语境性要素的支持，一件艺术品甚至都有可能会成为非艺术或反艺术。如果具备了一定的语境，原本是非艺术的东西却有可能被重构为艺术。关于艺术与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艺术品的意义的形成受语境的制约，这已成为艺术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共识。因此，一件艺术品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接受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对艺术的语境进行研究。总体来看，《艺术语境研究》一书的理论目标是清晰的，爬梳和掌握的相关理论资源是充分的，对一些问题——如反本质主义问题、相对主义问题的论证分析是辩证的，对通过艺术语境研究理性地认识和发展本土艺术的愿望也是合理的。这反映了作者宽阔的理论视野、厚实的专业基础以及扎实认真的良好学风。作者的论述有较高的学术立意，能够从问题史的角度对现实和理论展开讨论，提出自己的观点;积极应用一种开放的、交流的、联系的、对话的方法来研究艺术的语境问题，体现了很好的思维能力与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应该说，以“艺术语境”这样一个前沿性的论题作为研究对象，这既是一个对当前艺术领域具有重要理论与应用价值的题目，也是一个难度较大、相当富有挑战性的题目。我们注意到，到目前为止，在语言学研究中，“语境”与本来意义上的“文本”相互之间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有关语言的语境理论建构已初具形态;在科技哲学领域，语境理论研究也开始得到了相当的重视。而在艺术理论中，“艺术语境”问题尚没有专门作为研究对象从基础理论的角度给予集中而系统的研究，找不出现成的、系统的艺术语境理论研究成果可资参考。本书对国内外有关艺术语境的主要观点、思考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有针对性地解剖了以往艺术语境研究中的混乱现象，尽量使泛化的、零散的艺术语境研究走向条理化和系统化，并开掘了诸种西方艺术理论中的语境论成分，也使艺术语境研究提升到自觉的理论建构的水平。透过艺术语境研究这个视角，作者将符号学、结构主义及文本理论、艺术起源与艺术社会学理论、分析美学中的艺术制度理论等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对比，详尽阐述了艺术的文本内语境关系和文本外语境关系，这是艺术理论中很有意义的一次理论突破。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艺术语境的内涵、外延、艺术语境与艺术文本之间的呼应关系、艺术语境理论区分于以往的艺术“环境说”和系统论的整体与部分学说的独特规定等基本理论问题给予了初步探索与界说。这可以说是本书最有理论价值的学术探讨。本书的另一个颇有价值的探索在于，提出了独特的三层艺术语境分析模式，将艺术语境划分为作品语境、艺术生产语境、社会语境三个层次，致力于建立起一个以艺术品为中心参照物、以艺术生产为研究重心的同心圆结构的艺术语境研究模式。这些理论思考与建构，对于今天的艺术理论探索与艺术批评实践，无疑具有参考价值。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对这种艺术与语境间的多层关系，画出图表进行推演，这就使艺术品、艺术家、欣赏者和批评家、一般社会和文化情况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明晰的呈现。作者以图示推演模式将自己的理论思索图示化，直观地显示了艺术语境结构的基本构成与特征。本书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艺术生产要素间的关系变化，揭示出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艺术活动中的语境与文本间的关系会发生明显的转变并生成不同的艺术生产形态，这些不同的艺术生产形态共时性地沉淀在当下社会的各个角落。因此，这种研究也具有艺术类型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我们都知道，发生自20世纪的先锋派艺术给艺术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话题和新的困难。针对这个问题，书中将艺术语境结构在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加以延展，运用艺术语境理论分析当下艺术生态中出现的艺术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艺术化思潮现象，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从而在艺术语境理论的探索上作了有意义的拓展和深化。作者努力挖掘艺术语境研究的一般方法论意义和具体分析艺术现象的应用价值，努力拓展艺术语境理论的内涵与功能，这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当然，《艺术语境研究》作为一位年轻学人的一部探索性的学术著作，不可能解决我们前面提出的有关艺术语境的所有问题，该书对一些艺术语境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也不是不存在可质疑、可讨论之处，但作者不畏难题、真心向学、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苏轼有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瓢在水。我想，假如没有一颗如珠在渊的真人之心，是不可能在艺术基础理论领域默默耕耘并有所收获的，也是不可能写出像《艺术语境研究》这样一部有自觉的理论建构、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艺术基础理论研究专著来的。我衷心希望艺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包括有关艺术语境的理论研究能有更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问世，从而为夯实“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基础、为整个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添砖加瓦，多作贡献。李心峰2012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