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一)李掖平关于王方晨，山东省作协和国内文坛的介绍性文字一般是这样的:王方晨 (1967—　)，山东金乡人。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一级作家。1988年初登文坛，1990年调入东营市文化局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至今。已发表中短篇小说100多部 (篇)，另有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戏剧作品多种，共计350余万字。作品入选多种文学选本，曾获山东省首届齐鲁文学奖、山东省第二届青年文学奖、《中国作家》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而文界的朋友们平日里对他的介绍则非常简明扼要，常常只是一句话:王方晨是个文学教徒。但在我看来，称其为“文学圣徒”似乎更为准确、贴切，因为“圣徒”较之“教徒”，更是百分之百的虔诚、虔敬、虔恪。而王方晨20年来一直以圣教徒的姿态挚爱和追求着文学，早已陷入一种痴迷、痴狂之境。方晨对文学的痴迷和痴狂，首先就表现在他对写作是那般深刻而疯狂的迷恋上，仿佛是一个专为文学而生而活的人，一头扎进小说创作中就再无他顾。他曾告诉我，他每天在睁开眼睛、意识清醒之后，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是写作、写作、写作。他说这话的时候神色一本正经，丝毫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后来他又在文章中写道:　“我的生活，除了读书、写作，就是孤独的思考。”(《书房春秋》)而这些话的真实性则由他2000—2005年6年来的创作实绩作出了证明。正是这组数字给了我一种惊讶和震撼:6年来方晨共创作发表了37部中篇;49个短篇;散文、诗歌20余篇 (首)，计200多万字。这简直是疯狂写作!这种写作速度简直就是“井喷”!他简直就是一架写作机器!这使我只能用以下的语句描绘方晨与写作的关系:小说对他来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早在他出生之前，在其前世，就在那里等他了。然后，方晨出生找到它，与它相遇相合。所以，写作是方晨的生命本能，小说是方晨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只有写作，方晨才能有效地摆脱心灵没着没落、精神焦躁不安的空虚之苦;只有写作，才能真正浇灭他心中的熊熊大火，使他心灵有依有靠、饱满宁静。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写作，在方晨就意味着虽生犹死。因为这是唯一可以解释方晨把“井喷”式创作状态维持这么久而毫不显疲乏之气的理由。其次，方晨的谈话内容和谈话方式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学的痴迷和痴狂。只要你和他交谈或几个人聚谈时有他在场，那么好了，你且听他说吧，除了文学阅读就是文学创作——他会喋喋不休地告诉你，最近又读了什么书，又写了什么作品，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创作思路，又打算着手再写什么……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你根本无法插嘴，只能做他的忠实听众;他的诉说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意味，而且语速很快甚至有点儿惶急，口气充满自信甚至有点儿狂妄，表情严肃甚至近于神圣，眼神专注甚至颇显迷狂。如若有人把话题扯开，他或者急于把话题重新拉回来开始新一轮轰炸，或者你们几个说去，他呆在一边儿呈现出一脸思考状，整个儿属于“意识缺席”。你问到他，他便心不在焉地支应你一句，没人问他，他就堂而皇之地给你个“精神不在场”。说老实话，对方晨的这种交谈方式开始我很不习惯，但几次之后也就欣然接受了——若非如此，王方晨就不会成为现在这个独特的卓有成就的王方晨。的确，当思考与写作已成为他全部的心心念念并孜孜以求时，这一切都很自然，也很正常，是水到渠成。如此这般，我明白了方晨心底深处的计量:生命是短暂的，而时代是急遽变化的。他怕来不及，他入心入骨地明了繁复无序的社会中什么事都会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所以，让他这样惶急、痴迷而又狂妄的，说到底，是对这人生对这时代对这社会太在惜。最后，对文学的痴迷和痴狂导致了方晨处世为人方式的简单纯粹和自信自傲，他是一个性情率真、品格单纯，在如此利欲熏心的时代里还能保持心地透明的人，似乎和这个世俗的社会不太合拍。对这样的人，良善之人决不忍心骗他欺他，奸邪之徒虽免不了要骗他欺他，然而却很难得逞，因为他的简单和纯粹自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他的简单朴实，固然有出身贫寒农家本性厚道憨淳的遗传基因，但我以为这更与其思想意识被文学紧紧缠绕心无旁骛密切相关。任何一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你在这方面耗费过多就势必会在另一方面极力省减。当方晨一心一意地专攻文学时，他哪里还有多余的精气神去经营处世之道?因此，简单纯粹就成为文学圣徒王方晨为人处世的必然。方晨的自信自傲甚至自负也是出了名的。表现在交友方面，就是简化一切经营友谊的繁复程序，奉行自然天成的原则:“我这人历来容易相信别人，似乎是天性使然。我向往一种崇高的纯洁的友谊，在这方面我是很理想化的。我觉得真正的友谊是一种天然的状态。友谊就是环绕你的空气，是照耀你的阳光，无处不在，又不用时时让自己去发觉。”他对许多人耗费很大精力于人际交往上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宣称“要说动脑子，我动得还真不少，怀疑精神也并不匮乏，但我从来不想在跟人的交往上浪费更多的脑力”;“但我相信自己拥有真正的朋友，他们决不低俗”。他引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名人以为己友:“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我是朋友最少的人，我却认为自己朋友最多。古今中外，老庄、孔孟、伊索、但丁，虽多是死人，却虽死犹生。是的，他们都是精神万古不灭的伟人，但我宁愿把他们当自己亲爱的还活在人间的朋友。”敢宣称与这些先贤名家是好朋友，好大好自傲的口气!难怪方晨的好多小说题目都与世界经典作品相同，他就是要挑战经典、与经典比试比试，甘冒被经典遮蔽的风险，这种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而他的自负主要表现为对自己的作品偏爱至极，“写得最好”不仅是他的追求目标，而且早已成为他自评作品的一个定论。其实，每个作家都偏爱自己的作品，这就好比那句俗话“孩子当然是自己的好”。但绝大部分作家在面对别人评议其作品时都会表现得较为谦虚，尽管心里会很不以为然。而方晨却往往直来直去地反驳他不同意的批评，丝毫不留回旋的余地，这一点我亲身领教过。那是在他的《王树的大叫》获首届齐鲁文学奖之后，有一次开会遇到他，他让我谈谈对这个作品的看法，当我说到结尾如果不把“大叫”写出来可能会更好更含蓄时，方晨立刻反驳说:“不写，那是你想的，我写王树必须大叫。”说实在的，不了解方晨的人肯定会觉得他又傲又狂，但了解他的人会觉得方晨傲也罢、狂也罢，其实都来得坦荡率真，还是蛮可爱的。因为从来不想在与人的交往上浪费脑力，所以很多关于处世行事的日常顾虑，方晨都搁置在一边不管不问。比如，一个人应该怎样在错综复杂的文界人际关系中保存自我，发展自我?在多大程度上保存才是恰切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发展才既不至膨胀，亦不至缩略?怎样调适?怎样整合?这些问题几乎是每一个活在当下社会中的人必然也必须思考的，对一个已成一定气候的青年作家而言则更是如此。然而，方晨却从不考虑这些，既无暇更不屑。我就这个问题问过他，他答曰:“想这些干什么?我从来不想，我只想创作的事儿。”这话如若换作别人说，我肯定怀疑他作秀，但我不怀疑方晨这话的真实性。因为方晨的确与一般人不一样，他是个很特别的人。对方晨的特别，业内很多人已达成共识。李贯通说:“王方晨对文学对写作的那种纯粹，那种执着，那种倔强，是在别人身上少见的。”李敬泽说:“几年来，我接触过众多作家，却很少见过有人对文学创作持有如此高度的关注。我们相识6年时间，每次谈话，王方晨几乎没有说过别的。”吴义勤说:“王方晨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一个天才的作家，一个教徒。他从本质上具备了一个天才作家的很多非常态的因素”。这些话当然都是赞语，但我却不免常常为他感到忧虑:一个除了写作别无其他爱好和乐趣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会不会觉得单调乏味?会不会缺少浪漫情调?甚或让家人难以忍受?因为我对方晨的日常生活细节不甚了解，所以唯愿这不过是俗人多虑罢了。方晨的特别表现在读书方式上，就是只凭爱好不论需要，重在体味和思悟，不太计较功利，与钱锺书、张爱玲等人相似，属于性之所至随心所欲一类。他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总是令他想到生活的悲剧性;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每每激起他潜藏于心的狂暴情愫;司汤达的《红与黑》和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则常常使他对完美女人的渴望得到满足;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让他体会到人生的虚妄;托尔斯泰的《复活》让他品尝到明亮和健康;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让他一次次汲取快乐的精神;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则驱使他洞彻内心的幽暗与人性的悲凉;而福克纳的文体则引导他享受全身心的宁静的松弛。其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心灵的体味和思悟较之手法的借鉴和仿摹更重要，因为借鉴和仿摹易流于生搬硬套，但体味和思悟更易于酿化生成自我心灵的精气和血液，行走在文字间凝定成独特的个性。所以方晨小说所接受的西方各种文学风格的影响，不是结构、手法、语言等技术层面上的，而是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的精神气质，从而使其创作显现出最大限度的敞开或拓深的可能性。方晨的小说为读者打开了通向审美之域的视窗，在并不新潮的故事虚构和话语叙述中多维度地彰显了丰富而又深刻的人性，生命灵光的频频闪现和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与批判，奠定了其小说世界灵动而又沉重、欣悦而不乏悲伤的审美基调。其都市小说和农村小说主要从社会文化批判兼及国民性和人性批判、痛苦地揭示市民和农民灵魂裂变精神、发探都市爱情的虚妄性三个维度营构主题;其历史小说和童话小说，则侧重通过一段段残暴血腥、尔虞我诈的虚拟历史场景和一个个天真烂漫、情趣盎然的虚拟童话世界，影射和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世界和复杂多变的人性，彰显出启蒙精神烛照与自我意志觉醒的深刻思想价值。在乡土小说中发探解剖人性是方晨作品的一个重要生成维度。由儿时乡村生活经验出发，他在许多作品中把描写的笔触伸向了乡土生活，通过对回忆中的故乡人事风情的刻画与描绘去探寻那扎根于故土的乡人们的心灵奥秘。一方面，他热烈赞颂了乡民们淳朴深厚的亲情、友情、爱情和土地情:《霜晨月》描写了四处奔波、生意艰难的说书人老杨一家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扶持;《兔子回来了》表现了凤祺老汉对土地与生命的挚爱之情和村民对凤祺老汉的淳厚乡情;《上学》闪射出生存困境中夫妻之爱的温情亮光;《大声歌唱》更以诗化手法渲染了主人公薄树阳的优美歌声，他的歌唱充满着对生活的热望和对真善美的追求，使幸福感得以绵延和拉长，使灵魂得以净化、人性得以升华……正是拥有了这些复杂而美好的情感，农民的生命变得充实宽广，乡土世界显示出温情的诗意和蓬勃的生机。另一方面，他又敏于捕捉农民身上的种种人性缺陷，在不动声色的刻画描摹中展开民族劣根性的掘刨与批判:《樱桃园》中那个瘸腿村长，一面奴才似的为刘镇长等官员来樱桃园性消费提供村中颇有姿色的妇女，另一面又凭借自己筛选女人的特权向竞争进园的妇女索取性贿赂;而赵瑞凤、郝爱秀等女人为了能进樱桃园挣钱，请村长吃饭给村长送菜甚至陪村长上床。复杂的乡村政治与汹涌的商业大潮扭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恶俗污浊的人性暗流;《麻烦你跟我走一趟》中那个动不动就叫嚷“要不就拉出去毙了”的刁村长和镇派出所武所长以权压人，对村民范思德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虐杀，而村民们却由此感到快意的满足;《乡村的火焰》中的村民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纷纷向凶狠狡诈的村长殷勤慰问以表忠心……在“乡村政治”这个典型场域中，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主奴根性”阴影依然笼罩着乡民的心灵。另外，许多小说还揭示了农民身上隐蔽的窥私癖、躁动的好色心理、虚伪的要面子等精神病弱，多侧面地丰富深化了作品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思想内涵。在都市小说中展示人性是方晨作品的另一生成维度，主要侧重于对都市中人迷失本性的刻画和揭示。与民间生活的相对稳定性不同，都市文化带有鲜明的浮游性和易变性特征。处于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个人，如果没有坚实的精神防线和敏锐的判断能力，常常会迷失或扭曲其善良认真的本性。《一个局》中的主人公“上帝”，品性淳朴工作认真，在世俗化的都市语境中却成了一个异类，他执着而又认真地为申副局长送信，却遭到了收信局的姑娘和警卫、办公室的同事、出租车司机以及围观群众的冷遇、嘲笑和误解，同时与妻子苏桂兰也产生了精神隔阂，几乎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恍惚间已然丢失了自我。《螳螂之恋》刻画了新任文化局局长管文化与原副局长李西元之间的权术争斗。管文化上任伊始事事摆出一副大度、谦让、宽容的高姿态，其实施行的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在王、张、徐三位副局长的帮助下，最后轻松地拿掉了李西元，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正直善良的人性已被官场“内耗式”的权术之争扭曲异化为阴险狡诈，令人胆战心惊。《吃掉苍蝇》里的苏亚红就像一辆性欲望战车，而诗人“鸟”则几乎成了苏亚红的性工具，在无休止的床笫征伐中彻底迷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落花流水》里的大学校园，处处流传着“兰沫女士让外国人弄了”的谣言，系主任贾森等人充满淫邪的目光使本来就非常孤独的兰沫女士更加抬不起头来。《王树的大叫》中主人公王树作为包村干部在乡下踏踏实实地帮助村民摆脱贫困，既赢得了村民的拥护和赞扬，又获得了精神的充实和幸福，而在单位里却成了一个处处找不着北的小人物。一方面，其妻子国棉玲责怪他懦弱无能调不回城里，夫妻关系笼罩着阴云;另一方面，王树的包村行为又常常不被同事们理解，不断遭到同事们的恶意猜测和局长朱萃娜的故意欺压。王树旺盛的人性生命力在都市委顿下来，在乡下那种为乡人办实事的要强个性到了都市却转换为懦弱的妥协和一种得过且过的奴才哲学。《我是你的大玩偶》《人都是要死的》《到灯塔去》等小说，为都市爱情吟唱了一曲曲悲悼的挽歌。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钱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大行其道，志同道合灵肉一致的爱情观被放纵物欲谋求实利的情爱观取而代之，金钱交易原则代替了情感至上原则，严肃神圣的爱情变作了赤裸的交易和游戏，都市爱情已走向终结……方晨由此洞开了当下市井间物欲膨胀道德沦丧的文化氛围，诱使都市中无根之人迷失了清醒的自我和善良的本性，深刻地揭示出国民精神的历史形态及其在当下时代的延续发展，进而警示人们:国民的奴性病弱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精神障碍，也是当下人们依然沿袭传统悲剧生存方式的关键所在。只有彻底清除传统文化心理深处的劣质积垢，才能真正建构起理想的国民性格。这种警示既秉承了20世纪初鲁迅先生彻底改造国民性的精神血脉，又包容了历史的厚度、现实的深度和人性的广泛意义。方晨的历史题材小说主要是通过一段段残暴血腥、尔虞我诈的虚拟历史场景，来影射和烛照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与人性深度的。他描写20世纪北方平原血腥暴虐斗争史的小说，摆脱了红色历史小说泛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善与恶、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简单二元对立写作模式，恢复或标识了一种新鲜的“民间记忆”，它以历史为筐装进了作家对文化、人性与生存的本质体认，显示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新历史观。《日本是一个省》描写、反映了“爷爷”边小福在抗日战争血雨腥风中的成长历程——边小福投奔土匪赵独并非出自清醒的民族意识或是非观念，而是被赵独的那匹枣红马所诱引，他追随枣红马踏着血迹斑斑的道路穿行在土匪与日本人的队伍中，见证了卜子万小妾六儿与赵独之间扭曲疯狂的性欲发泄过程，目睹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人丧尽天良的行刑杀戮场面，逐渐生成了冷漠扭曲的心性，甚至有了参与暴虐屠杀的冲动，最后变成了日本人的帮凶。这种人性的生成衍化改变了红色正史中的人物成长模式，在遥不可知的历史隧道里显示着另一种真实。同样，在《死不了的小虾》及其续篇《大豆的归途》中，八路军的艰苦斗争场面被移到了幕后或被大幅度削减，而设坛画符的铁板会、红枪会以及农民抗日团体罗团等民间组织的活动成了小说表现的主体——猥琐、怯懦、一心报私仇的战争旁观者罗得宝和数次历经死亡考验而生命力依然高昂的小虾成为人性展示的中心，自卫团首领老萧在寻找日本人的途中与神出鬼没的红枪会周旋时的焦灼矛盾心理被放大凸显。在此，虚拟的历史风云因时间的久远而飘忽不定，而鲜活丰沛的人性却因与现代人心灵的高度契合而放射出绚丽的光彩。方晨的家族题材小说借助20世纪乡村家族斗争的发展史来彰显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心灵，以长篇小说《榆树灵》为代表。小说将在时代风云激荡中的核桃园村搭建成一座昭示人性奥秘的绝妙舞台，这是苦魂们拼命挣扎但不能轻松逃脱的苦恼之域、罪恶之渊和宿命之圈，每个人都饱受家族利益与个人奋斗目标的双重诱导与钳制，苦不堪言而又无可奈何。庄镰伯，曾经志向远大、勇敢坚定，领导农民对抗“极左思潮”，为村人们度过饥荒做出了贡献。但在登上支书宝座和率先成为村中首富后，他却把聪明才智用到了不择手段地打击报复他人、疯狂牟取私利上，终因作恶多端而最后葬身于核桃园大作坊的熊熊大火之中。袁广田，放纵阴毒猥琐的“恶之花”在心田盛开，以充当庄镰伯的走狗为荣，毒打稼祥、凌辱芒妹、欺压乡民，是乡村土地之恶的典型代表。庄行潜，这位核桃园之恶的知情者，却性格软弱不敢抗恶，终日无所作为苟延残喘，年迈时只能在北京儿子的寓所里靠静思回忆苦熬残生。闪烁着土地之善和人性之灵光的李麦和芒妹，却无辜地牺牲于这藏污纳垢的乡村社会里，一个绝望的自缢身亡，一个在没有夫妻之爱的家庭坟墓里渐渐衰老。人性的善恶较量始终笼罩在错综复杂的家族关系中，每个人都是负载着丰富复杂人性内涵的生命符号，标示出独特的“这一个”的文学审美价值，给读者留下不绝如缕的心灵回响。方晨的童话小说主要以“狂放的幻想与现实生活的融合”手法，在一个个天真烂漫情趣盎然的虚拟童话世界里，表现和剖析人性。一方面他虚拟出荒诞不经、想象奇特的童话世界，来满足少年读者喜爱幻想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又将人的情感取向和性格特征附着于童话世界，既使读者感受到人性的亲和力，又使童话文本具有了鲜明的现实能指性和讽喻性。具体说来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寓言形式来暗喻现实人性世界。在《树的哲学》中，不能到处移动的小树不听老槐树的苦苦劝告，冒着死的危险执意要走到另一处去欣赏美景，最终它借助夜风和星星的帮助，在悬崖上长成了一颗自豪的大树，尽情地俯瞰远方的风景。难道现实中的人要达到人生的高远境界不应具有小树那样的勇敢、执着精神吗?在《我是小孩儿》中，铁玩具小约翰在人国与老鼠国之间来往，就是为了做一个了不起的大人，但在困境面前他却屡次懦弱地喊出“我是小孩儿”的逃命咒，致使宏伟的愿望终成空想。这种屈从于困难的懦弱本性还原了人性的真相。《布老虎》通过描写布老虎与大公鸡、小羊、小牛、人之间无忧无虑、友好相处、互帮互助的日常交往，来凸显和赞扬现实世界里同情、理解、真诚、善良、互爱互助等美好的人性。这些含蓄、蕴藉的寓言故事彰显出丰富多彩的人性内容。第二类是通过自然界与人之世界的鲜明对比来揭露、鞭挞人性的贪欲。在《鱼仙女儿》中，唐小贝等人一坐上那神奇的石门墩，就会看见百年前莱河的自然美景——宽宽的河流，澄清的河水，航行着的大帆船，跃出水面的鱼儿，绿树成阴的河岸，以及从树林里跑出来的兔子。但这美丽舒适的自然环境被王小宝、赵小花等人疯狂破坏后，两岸的花草树木变成了雪白的纸，树上的鸟儿成了人们的猎物，污染严重的河水黑乎乎、稠腻腻地泛着一层白沫，一大片死鱼漂在河面上，裸露的河岸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树坑，像是人脸上害天花留下的伤疤。面对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被人之贪欲全然毁坏的严酷现实，人类难道不应反思与警醒吗?在《猴王鲁鲁》中，原本在山林间自由自在生活的猴子鲁振东被农夫俘虏后，又被卖给了耍猴的李建国，在为李建国长期卖命养肥了李后，却被作为废物送回了猴山。在残酷压榨利用鲁振东、虐杀母猴菲菲的李建国身上，充分暴露了人性的贪婪与冷酷，现实讽喻性十分鲜明。由于十分看好方晨的才情、实力和创作前景，所以在充分肯定其成就的同时，有必要对其不足挑剔如下:一是方晨的自信、自傲和自负固然有效地激活和保持了创作的生命力激情，但对超越其已经标识出的高度，恐怕会成为一种局限。如果尺度有失，则容易泛滥才情，有可能走向反面。二是方晨汪洋恣肆式的写作太过暴烈和疯狂，缺少必要的沉潜和节制。三是方晨的小说主要采用一种梦呓式语体，任意放大自己的主观想象，语言表达直白激切，行文节奏快而匀速，有叙述缺少变化之嫌。且让我以信心和希望，期待方晨小说创作的新突破和大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