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关于网络文学的理论性文字是《论网络作家的审美创新性》，那是在2003年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研究生时的第一篇课程论文。当时选择网络文学作为论文选题范围，是感觉它能给文章带来创新性。这也与我的个性有关，我总是对陌生的理论和知识抱有强烈的好奇心与亲近之感。于是我在图书馆里用近一个月的时间搜材撰稿，并将其发表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的研究生专刊上。毕业后，我又将这篇文章改头换面，以《论网络文学写作主体的新质》为题发表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上。几年后，这篇文章又被山东文艺评论丛书《报告文学、网络文学评论卷》全文收录。我说这些，并不是炫耀自己，反而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在撰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并没有阅读过任何一部网络小说。那时，没有自己的电脑，甚至还不会在网上搜索文献资料。没有阅读任何网络文学作品而进行理论思索，这是后来让我感到非常荒谬可笑的事情。在真正阅读了网络小说之后，我对当前那些有关网络文学的理论性研究文章产生了很大的怀疑。很多网络文学的研究者会不会也像我当初那样建立在没有阅读作品的基础之上？毕竟网络小说以海量的形式出现于网络，这对研究者的精力甚至学术生命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是非常令人恐怖的事情。鲍德里亚认为，这是对象对主体的反讽，“诸如科学、技术或政治权力等主体，可能会这么以为，认为它们已经将其研究的对象，比如说自然、大众和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可是，这种看法（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压迫和异化）其实是完全可以推翻的。对象也许是在跟主体玩一场游戏，自然现象在跟科学逗着玩儿，大众是在跟媒体逗着玩儿，等等。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对象对我们的反讽”［英］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137页。。其实，单就小说文本的理论性阅读和遴选而言，网络小说已完全超出了研究者的掌控能力。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游戏，且让人看不到局势扭转的希望。传统的文学研究对象往往是经典文本，一方案头，一尺书牍，沉思数日，便可形成一篇字字珠玑的理论美文。然而网络文学呈现给研究者的是海量与芜杂，研究者要做的不仅仅是品味，更是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筛选与鉴别。因而，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对网络小说的非经典性阅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面对网络小说，一个研究者完全可以站在精英文学的审美立场去否定它，进而将其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但这样一来，研究者便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和学理的公正性，不免有武断和狭隘之嫌。一个研究者也可以像我当初那样，不接触文学文本而进行理论研究，但这无法弥合理论和文本之间所存在的抽象与具体、同质性与差异性、简单与繁复之间的矛盾，研究结果必然有空疏与宽泛之嫌。我想，我的网络文学研究一定要建立在文本的阅读之上。我阅读的第一本网络小说是天下霸唱的《鬼吹灯》，这还是一名同事推荐给我的。直到现在，甚至多年以后，我都坚信《鬼吹灯》是中国第一流的网络小说之一。它成就非凡，意义重大。我永远忘不了当时阅读它的情形：深夜斗室内，我坐在电脑屏前，凝神静气，尽管不时感到脊背生凉，周遭鬼影森森……《鬼吹灯》彻底颠覆了我以前对网络小说的偏见。真正对网络小说进行理论性的探索是在2009年我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也就是撰写这本专著）以来。在这之前，我的理论思索的兴奋点很随兴，小说、电影、小品、生活现象都可能成为我理论思索的触发点。但在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之后，我不得不将尽可能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阅读和思考网络小说。我非常珍惜这次教育部课题的成功申请，直到现在还有种走“狗屎运”的感觉。因为那年，我只是地方本科院校的一介讲师。我想，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尽管在知识面前我总是感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但二十多年的小说阅读经验还是让我相信自己的阅读能力和审美判断力。我相信有一种力量来自文字，有一种快乐来自文本。这种力量和快乐会让我痴迷。幸运的是，我在阅读网络小说的时候时常感受着这种力量和快乐。很多时候，我的午饭和晚餐都是在电脑前吃的。有段时间我的右手甚至成了“鼠标手”，一模鼠标就酸麻……在阅读的时候，我的生活变得简单而快乐，心中时常涌动着一种慷慨而悲壮的情感。毕竟，网络阅读不像传统纸质阅读那样轻松写意。从生态学视野研究网络小说，我想我又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下，生态学理论因对现代主义理论的批判、强烈的现实情怀和宏伟的文化建构梦想等因素都使其具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而网络小说的发展却呈现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无序状态。生态学理论的理想化、有序化和网络小说的实践性、无序化之间似乎很难达成一种默契，两者之间仿佛隔着万水千山，甚至有“风马牛不相及”之感。然而，生态学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的理论存在形态，更具有一种实践意义上的方法论特性。正如鲁枢元所说：“所谓‘生态学’，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摄了自然、社会、生产、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观点，一种崭新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鲁枢元：《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因此，作为方法论意义的生态学与网络小说之间有着不易觉察的关联性：一是网络小说目前生机勃勃的发展状态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生态性，这为生态学理论介入网络小说提供了文学性的实践基础；二是网络小说的发展状态已成为当前研究界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生态学的建设性文化立场与新世纪对网络小说的理论期待视野相契合。于是，我把生态学与网络小说结合在一起。当然，这种结合对我而言既是一种发现，更是一种挑战。我想，网络小说最大的生态性问题在于它的“灌木丛生式”的发展状态。如果说传统文学呈现为一种生态学象喻意义的“盆景式”存在样态，那么网络文学则呈现为一种“灌木丛生式”的存在样态。埃德加•莫兰曾将文化的发展形式称为“灌木丛生的方式”，“如果说人类来自同一个主干，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精神实体的进化是以灌木丛生的方式进行的，是一些分裂发生和形态发生过程，并伴随着创造性的涌现”［法］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生境、生命、习性与组织》，秦海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莫兰的论述非常深刻，虽然是针对文化的发展，但也可应用于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灌木丛生式”存在样态包含几层意义：（1）一种未经意识形态经典化的、处于文学史之前的文学原生状态，由于缺乏外在力量的有效规训，加之网络技术的强力支持而使网络文学呈现出一种庞杂而无序的存在状态；（2）一种更多依赖于自身力量生存的，具有更多生命力、创造力和包含更多可能性的文学形式，网络环境的自由性使网络文学既可遵循传统文学的原有规范，又可别开生面地自立门户，从而使网络文学场成为具有无穷的创造性和生命力极强的审美空间；（3）一种尊崇多种文学类型共同发展的文学样式，由于缺乏对主流文学观念与创作形式的推崇，使网络文学场中的各种文学样式具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权力，从而使网络文学场不再像传统文学场那样因某种文学样式获得垄断地位而形成“中心（主流）”与“边缘”对峙的文学存在格局，而是形成了“灌木丛生式”的存在样态。面对原生态的网络文学，既是我们的大幸，又是我们的不幸。大幸的是我们和它共时代地处于历史的发展之中，见证着它的发展、繁荣和芜杂；不幸的是我们必须对它作出理论的回应，而这又是何其艰难!在本书中，我主要探讨了网络穿越小说、网络玄幻小说、网络武侠小说、网络生存小说和网络爱情小说在小说文类方面的叙事特征以及网络小说在叙事的日常性、先锋性、故事性、反经典性、青春性等方面突出的叙事表征。由于研究能力和小说阅读量的限制，许多小说文类未被涉及，如网络历史小说、网络军事小说、网络耽美小说等，这势必会给我的研究带来诸多不足。我想，对网络小说的理论性阅读和遴选工作并不是我能完成的，它需要几代人，甚至许多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撰写书稿的过程中，我时常有种恐慌感：读过作品之后迟迟不敢下笔，担心新近的阅读会推翻之前的阅读所形成的理论判断。直到今天，这种恐慌感依然存在。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我的阅读和研究。我想，每一次阅读和研究都是对自己的一次补充，一次延伸，一定会为他人日后的研究产生影响并留下痕迹。这本专著与其说是带有局限性的个人论断，还不如说是一个开放性和争议性的理论话语行为。对网络小说的理论言说路径很多，方式亦很多。我只是选择了一种言说路径和话语方式而已。因而，我真诚地欢迎来自各方的批评和质疑，这些不同的声音将会启发我对网络文学的深入思考，并激励着我继续前行。是为序。李盛涛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滨州望海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