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科长顺博士的论著《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长顺博士好学、上进。2004年9月，他开始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选择我作指导老师，完成了题为《先秦士人道义传统与司马迁〈史记〉的批判精神》的学位论文，在修改、补充之后，以《先秦士人与司马迁》一书出版，受到学界好评。2008年，他又参加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仍选择我作指导老师。他在做好单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同时，刻苦钻研，勤奋努力，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博士学习任务，其学位论文——《生态学视野下的西汉文学研究》顺利通过答辩，并得到答辩委员会专家的肯定性评价。毕业之后，长顺没有停止学术上的追求，笔耕不辍，在《文学评论》、《文史哲》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多数论文都是以西汉文学为研究对象，也是对博士论文的深化。经过进一步完善，博士论文的修改稿即将付梓，他请我作序，作为导师，我乐于为之。汉代文学研究，从文献考证、资料编纂，再到宏观的外部研究，自古及今，成果斐然。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对汉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已有学者注意到了汉代政治、汉代经学、汉代社会生活与文学的关系等方方面面。单就西汉一朝的文学研究，也有不少专门的论著。“生态学”研究是近年来的热门论题，随之而起的“文化生态”、“生态文学”研究也应运而生，蔚为大观。当然，也有学者着手“文学生态”研究，意欲探究文学与其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人性生态之间的有机性联系。长顺博士的这本著作，就是以生态学的视野，将西汉文学置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中予以观照，可算作是一种新的思考和尝试。要真正把西汉文学纳入生态学的视野，将西汉文学自身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都看作一个生态系统，探究文学在产生、发展、嬗变过程中其内部诸要素与外部环境影响的规律，并进一步认识各种环境如何对文学产生积极影响和负面制约，也并非易事。众所周知，西汉文学在先秦文学成就的基础上，受先秦文化的浸润，取得了大的发展，赋体完备，散文兴盛，史传文学成熟，等等，而这一切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深受其影响。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把握并深入探讨文学与前述诸“生态因子”的相互作用，我们深知其难。对此，该论著没有避难就易，而是运用“生态学”原理，从西汉文学对其“生态环境”的适应、与其“生态系统”的平衡、“生态因子”对文学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这就抓住了“文学生态”这一关键词，并从中寻绎西汉文学样态与其环境之间的生态规律，可谓思路开阔，结构严谨。科学研究是人们探索未知事实或未完全了解事实的本质和规律，以及对已有知识分析整理、验证并发现有关事实的本质及其规律的实践活动。自然科学是这样，人文社会科学同样是这样，古代文学的研究也应当注重把握其发生变化的规律。我们说，汉代文学根植于文化的土壤之中，受政治气候、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的促进、影响甚至干预，才得以发展、兴盛和自觉。西汉文学在自身的“存在环境”中，上述诸因素就构成了文学成长的“生态环境”，受“生态系统”中诸因子的影响，使得文学发生变化。那么，西汉文学如何适应其“生态环境”？受到“生态因子”怎样的影响？文学又对自己所处的“生态系统”产生了怎样的能动作用？这些都需要深入思考，从而发现规律性的存在。论著在这些方面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如论著认为，就西汉文学的政治生态来讲，政论散文的嬗变与文学对政治的适应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了政论散文，政论散文为适应政治“生态环境”，就发生着嬗变，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生态环境下，“生长”的情况就不同。那就是，政论文对政治环境有一种适应性，这种适应性表现为国家政治局势的变化决定着政论文的论政内容。就奏议文来说，政治生态的变化，影响着奏议文的生长和发展，越是平稳的政治，奏议文“生产”就越少；多欲政治和衰败危局都会刺激奏议文的“生长”。论著还从音乐文化生态视角，用艺术生产和消费理论，考察西汉前期歌诗的生产和消费性质，并把握其嬗变规律，认为就汉代歌诗的生产性质来说，有一个由民间个体自觉生产到官方组织社会性生产的嬗变；就汉代歌诗的消费性质来说，有一个由娱乐消费到政治消费的嬗变。像这样探索文学发展规律性的结论，论著中还有不少。人类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就要有创新。学术研究要体现创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古代文学研究要创新，就要善于发现问题，要善于探究文学现象之间的关联性。论著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如论著认为，汉初政治统治集团所形成的楚地故里的地域文化心理，是骚体赋发达的政治生态之一。这就把政治统治集团成员所表现出的对楚歌、楚舞、楚服的尚好，以及对楚辞有浓厚兴趣的现象，与汉初骚体赋的发展联系起来，发现其中的必然性联系。论著还探讨了礼制文化对于文体生成的生态影响，认为西汉时期的礼制乃是文体多样化的成长空间，礼仪文化是文体类别繁衍的土壤，礼仪制度乃是文体生成的“寄生环境”。此外，论著还对西汉博士制度与文学、经学对文论话语的催生、历史散文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证等问题进行论述，颇有新见。诸如此类，都可从中见出长顺博士的问题意识、理性思考和创新思维。科学研究离不开理论的应用和现象的实证。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来说，理论的全面把握非常重要，对文献中文学现象的发掘则更为重要。论著运用生态学的理论，从生态适应、生态平衡、生态影响方面入手，深刻理解生态学的原理，并用于文学现象研究，可谓驾轻就熟。此外，论著还就文学生态的理论范畴作了分析和思考，并就文学生态学的建构提出了初步的设想。这都显现出了长顺博士的理论功底。在此基础上，论著深入挖掘文史资料，在对文本进行细读的基础上，探讨西汉文学生成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和影响。为了把握西汉一代文学文化的全貌，其对先秦两汉有关文献著作都有所涉及，并引用恰当，论证充分，表现出了长顺博士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朴实的学术作风。当然，要从生态学视野对西汉文学进行全面研究，需要思考的问题还会很多。比如，就汉初政治状况来说，诸侯王国、诸侯国与中央的关系问题等，也是西汉文学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态”，它对于文学的影响也应当得到关注。再如，如果把“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话题，置于文学生态学的视野下进行思考，在社会动荡、百姓受难的社会背景下，会有文学与其存在“生态”的不平衡现象，其中的原因仍需要我们再探索。长顺博士对于学术研究的执着，渗透在包括此书在内的所有成果的字里行间，他把辛勤的汗水洒在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论著的出版，是对前期学习的一个总结，也是以后学术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学问无止境，学习无止境，期望长顺博士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得更好，走得更远。二〇一三年五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