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诚不学，少好读史，钻研既久，粗识端绪，谬主大学通史讲席，越既有年，于通史编纂之法，懵无所知。兹事体大，世无司马光之才，二千年之事，正史杂史，次及史事记载考证之书，浩如烟海，当如何纠集，而后不致贻误来学。即以体例言，将欲从旧，则纪传、编年、本末之体未必适于今时；将欲从新，则虑遗弃事实，统系不明，非教人通知古今之意。且史材如何采摭，文字如何纪述，皆有待于商榷，未易以一人一手之力成之。近来著述之才斐然，通史之作，非无鸿篇巨制，而不刊之典，似犹有待。盖率尔成书，不脱日本人窠臼，揆之于义，未免不衷，若体大思精，包罗贯串，则不免涉笔知难，废然而止。在昔尚有《纲鉴》等书，流行坊肆，虽复疏舛，然使人童而习之，犹足以稍明本末。今则鄙此等书不读，而又无以代之。昔人深痛于靖康之祸，每归咎于崇宁禁止读史。准斯以谈，则金人入汴，卵翼齐楚，后世未尝无此事，然而无人能避免其覆辙者何也？历史循环之见，固为拘迂，而后先如出一辙之事，亦往往而有。故学者不泥古可也，不高唱复古可也，而不知往事覆辙则不可，废弃史事不观则尤不可。历史进化为一事，因果定律别为一事，而历史所以昭示吾人者，永永不可忘，则又为一事。姑以外患论之，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冑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莫如读史；诚欲读史，莫如注重事实，先编通史。通史编纂，莫如由国家特开史局，妙选通才，商订体裁、类例、史材、文字，然后分撰长编，务期以数年之力，删削而成，使读者无浩博难穷之叹，亦无浅薄谬误之讥，岂非嘉惠来学之盛事。虽然，此愿何时可偿，何人能偿，以意度之，正恐非易事也。斯编之作，若遽目为通史，是亦僭妄之甚矣。然区区之经营，盖已历十六七年。当民国六年，国史馆初改为国史编纂处，隶于教育部，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孑民元培先生，兼为处长，礼聘屠敬山寄、刘申叔师培、叶浩吾瀚、童亦韩学琦、蒯耕崖寿田、孙季芃诒棫诸先生，任通史纂辑。之诚年少无学，亦羼其列，与张蔚西相文先生，任民国史纂辑。蔡先生手订条例，纂通史者缀辑正史名词，先编词典，次第始及通史。是后三年间，童、蒯、孙三先生，即从事缀辑《史记》及《两汉书》，而屠先生则自著其《蒙兀史》，刘先生著《南北史补志》，叶先生著《美术史》，皆未成书。之诚默念编纂通史，曷若先定体例，再为长编，否则不如依本末之体，区分事实、制度、学术、文学、风俗等等，亦可为通史底簿，终以非其所职，未敢遽以语人。后于编纂民国史之余，私撰《南北朝风俗志》，多读乙部书，因以暇日裒录，汇为一编，是即斯编经创之始。自后时作时辍，至民国十六年，专任北京大学史学课程，乃并力为之，以为教本。得友人孙君爽秋之助，又历六七寒暑，始克粗就。计前后修改已不下六七次。今年复畀燕京大学重印，方在病中，未遑细为整比，只略刊讹敚，史书鱼豕最多，辽金元人名，一书之中，前后互异，皆一仍其旧，不敢妄改。小有增省。初意以七八十万言了之，不欲过多，多则恐人不易读。及其成也，篇幅乃几倍之，然已屡经删削，弃余之稿，尚盈箱箧。 尝以史事最难于详略取舍，不难于详而难于略，不难于略而难于略得其当。斯编排比失次，取舍异宜，固自知之。诸生日以重印为请，遂亦不容终秘。然其据依，亦有可得而言者。一曰体裁。略依纪事本末之例，先之以世系，著明年代，稍及统系，以存“通”之本义，兼使读者得以与本书互参。次之以一代大事，尤重民族变迁，其无关得失，不必详者则略之，非必事尽于此，以详于此者自有诸史在。次之以制度，制度为一代典则，不仅观其因革损益，及政治良窳，实欲借以测其影响于社会者安在。尤重地理、官制者，读史本以二者为基础。述地理止于州郡，述官制止于台阁寺监者，特疏举其要，以较详者自有诸志在。次之以学术、文学、艺术，期以著学术之渊源，思想之变迁，亦以见时代递变递进之迹。学术、文学、艺术，亦但举可以代表当时者，即如佛老见于释、道藏者何限、书画自有专书，尽入通史，势不能容，故遂从略。他皆仿此。终之以生计，以为读史意义，根本在此，民族兴亡，无不关乎生计之盈绌，今后经济关系，或牵于外，或变于内，必更繁复，故欲参证史实，以一较其得失。自信斯编颇重事实，特所重者非一人之事，琐细之事，以为制度文章，莫非事也。其事有一代分述，或数代合述者，纯为纪述之便，非有微意存于其间，亦非体例不纯。其所以造端于秦者，以秦以前六经即史，至说经偏于考据，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若论远古，则杨朱所谓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明若暗，经传所传，宋人尚有故意翻案者，求证于金石甲骨，所得既渺，毋宁付之阙如。马端临不有言乎，“乖异传疑者不录”，故遂决然不作，庶几窃比司马光不作《通鉴》前纪之意。至秦以后，制度文化一贯，约而分之，则秦汉三国为一时代，两晋南北朝为一时代，隋唐五代为一时代，宋辽金夏元为一时代，明清为一时代，共厘为五卷，粗本于所见所闻所传闻之义云尔。二曰取材。斯编取材，首重正史，次及政书，次始及于杂史，再次始及于其他。近人著述，耳目所接，未遑甄录。排比之法，皆撮录原文，以类相次，明著所本。苏轼谓“天地间事物散于六经诸史，惟恃一物以摄之，此物维何，即意是也”，盖谓当善于识别。今人重视野史，斯编乃多取正史者，非谓正史以外无史，亦非轻信前人所信，诚以自来史职甚尊，断代之书，所以累代不废，即由无以相易。自唐修《晋书》，李延寿修《南北史》，多取琐闻小记；宋人宋、欧之于《新唐》，司马之于《通鉴》，采摭杂史，多至数百余种。此后私家撰述益富，然野史多尊所闻。沈括身在朝列，所纪宋事不实，遂为洪迈纠摘。明季野史，果一按其时地与人，则互相违迕，莫可究诘，故顾炎武以野史为谬悠之谈，而万斯同独重实录。正史为体例所限，往往不详，且成于后人，自不能尽得当时真相，野史佳者，多足以补史阙。然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故取材野史务须审慎，否则必至以伪为真，甚者以真为伪。之诚亦尝欲纪民国以来事，二十年间祸乱相寻，皆身亲目击，或且预知隐秘，然属笔而后，以质正于当事者，则曲折尽异，且其所言，人各不同，然后信纪载之难。当时报章所纪载者，若函电，若宣言，若命令，非不实也，果细究之，不唯事情曲折，无此单简，甚且有与事实相反者。异代之后，谓之为信史不可也，谓之为非信史亦不可也。杂史所载，委曲详尽，正如报章纪事。然报章有闻必录，尚有许人更正之例，杂史传之异代，则并此而无之。若学识不充，不能别择，妄加援引，诬蔑古人，其事尚小；贻误后学，其罪实大。张孟劬先生谓史书纪事，固贵直笔，然正史具存其迹，使有识者自能寻求微意，以昭实事。故之诚以为读史修史，皆贵有识。史贵求真，正不当独取野史而忽略正史也。又今人治史，多重金石。金石足贵，此亦诚然。特其所以足贵者，亦只官阶、地理、姓名、世系、年月，或足以补证史阙而已。至于行实则蔡邕作碑，唯郭林宗不愧，韩愈不免谀墓。南朝禁止立碑，亦正厌其虚美。人情所向，子孙万无丑其尊亲之理。况史家蒐罗旧事，谱谍志状，未尝屏弃不观，今之所贵，未必非昔之所贱。故以金石为旁证可也，闰位代嫡，谓金石以外无史，窃以为稍过矣，故斯编所取金石文字甚少。又今人喜胪前人实物，宝为重要史料。实物较金石，种类尤多，且关于制作，其足以发千古之秘，正未有艾。特凡此种种，不过证史而已。史若可废，考证奚施？且实物发现，较之史书所纪，固已多少不侔矣。斯编为求前后一贯，窃亦未取，非敢苟为异同也。时贤著书，兼综博采，既偏重新发现，复矜尚孤本秘籍。采山之铜，岂不可贵？若之诚不敏，妄欲寝馈取求于二十四史之中，则所谓废铜耳。然废铜不为人所重也久矣，若能给冶铸之用，未始不与采山之铜等，否则亦终愈于非铜。区区之意，以为金石之学，古器物之学，日新月异，将来必臻广大，蔚为专科，特易见之书。若正史之类，果能不畏烦难而细读之，亦未始非求新之一助也。三曰文字。今后编述史事，宜用何等文字，将尽改白话乎？抑宜先引原文再加翻译乎？夫史学贵真贵简，故刘子玄不废口语，而未尝谓史不必有文，孙樵竟致讥俚言，谓非史法。夫史书文饰未必皆真，特出于后来追述。而乃以今时之文，纪古时之事，其不中程，亦犹之乎以古时之文，纪今时之事也。前人追纪古事，唯字句略有异同者，司马迁之于六经，班固之于《史记》是也；加以修改，自出机抒，则宋祁之于《旧唐书》是也；略去重复之词，则李延寿之于八书，司马光之于诸史是也。《通鉴》文字，首尾一律，最为难及。诚以史贵求真，苟文字改易，将必去真愈远。况白话、文言，差违已甚，何能对译？苟以繁易简，必失之支蔓。平情而论，白话可纪今事，似未尽能述古。至若翻译外史，自不拘此。故纪载今后之事，用白话文，正可存实；若追述古事，用意虽在使众人易晓，而求真之义不磨，则原文似不当改。若夫制度，更难以今时文字释之，孙樵谓史家纪职官、山川、地理、礼乐、衣服，亦宜直书一时制度，使后人知某时如此，某时如彼，不当以秃屑浅俗，则取前代名品，以就简编。故斯编之作，全录原书，一字不易，荀悦所谓“省约易习，无妨本书者”是也。亦以大学诸生，沉酣典籍，不必再假通俗之文。而斯编职在排比，与撰述殊科，直录旧文，体则然耳。所据依者如此，语其缺失，尚有二端。其一考证。近来考证之风盛行，一事一物，必穷究原委，网罗众籍。斯编独略而不备者，意本提示纲要，俾学者循类以求，多读原书，姑以此为劝诱之资云尔。史学本贵考证，惟通史则有间，所重在乎系统沿革，所要在乎事实纲领。若有待于考证，则研读专史者，固优为之；且史之为用，岂仅仅在此？斯编于异同取舍，亦间有考订，而不欲明著之。明著之则篇幅愈侈，与“省约易习”之义，盖相违矣。其二论断。在中国史学，本有史评一派，积久流为空疏，遂不为人所重。诚以见解随时而异，随地而异，今日之所见，已异于昔日，则来日之所见，未必不异于今日。况往古之人与事多矣，论人当观其一生，论事当究其终始，而得也失也未必尽当。盖书缺有间者多矣，其涉疑似之间者，未能一一论定。故斯编各标题目，略分片段，诚不欲轻下断语，徒滋空论，致贻他日悔恨；亦以排比之责已尽，任读者随时随事，自能以其见解解之。盖读史若能比较综合而观，则事理详晰，因果分明。斯编排比，颇事综合，自不必费词解说，而后微意乃见。然斯编也，于民族消长，生计盈绌，二者纪之独详，以为今后立国立人所关至大，读者不容忽视，则于历史效用，未尝不致其最后之希望也。草创既竟，每持以就教通人。燕都旧为学术渊薮，谈史学者尤众。幸不蒙其所薄，凡有纠弹，无不虚受。编后附以通检，即承洪煨莲先生之教。尤受张孟劬先生过分奖许，谓“取舍排比，足当一‘洁’字”。然得失自知，始终不敢满假，或待后来补苴。若海内魁硕，能出其专门名家之学，以诏一世，则不独区区之至愿而已。 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邓之诚。此书原名《中国通史讲义》，期于纠集史材，稍具系统而已。昔年先后在北京各大学讲授通史，即以之供诸生参考。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为更名《中华二千年史》，非本志也。二十年来，久已绝版。今日史学大昌，名著如林，不意采及陋劣，谓取材皆有出处，或可省翻检之劳，乃由中华书局就原板重印。凡属显然错误，略皆改正。其明清史部分，亦正整理旧稿，即将继此付印，俾成完本。壮年经始，晚幸观成，不可言劳，历时则甚久矣。此书缺点，自序已详言之。老病侵寻，精力日减，不及照覆，尚多疏漏。明知之而不能弥补其阙失，固由学力有限，而史学甚难，实不胜望洋之叹云。一九五四年五月，邓之诚识。此明清史部分，脱稿于二十年前。采撰体例，一仍《二千年史》之旧。唯时代较近，所述宜较详，故篇幅加多，不止倍蓰；而合述明清两朝政治经济文化因革递嬗之迹，隶于编末。昔曾印作讲义，惜铅椠未竟而太平洋战起，不幸为敌羁系，稿草多佚。自后无暇补苴，遂置之不顾。近始略事纂辑，期于复故，尚不可能，至于博综整齐，何敢妄拟。比其粗就，殊嫌不能包举，有宜详而反漏略者，有宜简而反烦复者。语其致此，盖亦有由。初以论事宜先知人，故录列传叙事稍详。又以近数百年间，多战争之事，若各为细述，则累牍难穷，不述又嫌失关照，故编为年表，俾诸方事迹，并列一表，庶可通观其成败进退。从来史表之作最难，今强效之，以致疵颣，固由近事难明，抑亦识力有限。再则近代实录正史官书档案以及其他撰录，浩博无垠，纠集驾驭，甚非易事。即如《明史》，号为佳作，而列传中一事散见，轻重无别，往往顾此失彼，以较唐以前史，迥不相侔；《清史稿》成于仓卒，更不足以语此。明清实录之修，由不学者任之，首尾不相连贯，盖缺而不载者多矣，是非更可不论。然后知昔贤谓作史莫难于当代之史，诚为不易之论。盖史材愈多，甚费抉择，其难乃倍于往古也。时贤正深研明清经济，其见于书史者，率为官文书，所习用语句，出于胥吏，当时易知易行，今乃不得其解，若望文生训，不免毫厘千里之差。故斯编诠释稍慎，有不知者，未敢强为比附，唯录其事，以待解人而已。凡此诸端，非求宽假，实出自状，阅者谅之。一九五五年七月，邓之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