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峰仁棣《近代叙事诗研究》书稿杀青，嘱我写几句话为弁言。

西方文论讨论诗歌之体裁，常以叙事和抒情为限。缘此，他们对叙事诗有严格的标准，主要是强调叙事情节的完整性。以此衡量中国的古典诗歌，其实鲜有合规者。我们不能说西方的叙事诗排斥抒情的功能，但是，比之抒情诗，这种功能是相对弱化的，至少是隐现的。在中国古代，最初讨论诗歌，并不言叙事，《毛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赋》所谓“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突出诗歌的抒情性。而与缘情分庭抗礼者，则为言志，和叙事也并无直接的关联。因此，中国诗歌即使叙事，也只是抒情的帮衬。我们找到较早涉言叙事的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其中有云：

石延年长韵律诗善叙事，其他无大好处，《筹笔驿》、《铜雀台》、《留侯庙》诗为一集之冠。五言小诗如“海云含雨重，江树带蝉疏”、“平芜远更绿，斜日寒无辉”者，几矣。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

除了先前出现的乐府民歌外，唐代白居易可算是中国叙事诗作家的早期代表了。但是，魏泰对其作品评价不高，且没有列举具体诗篇。相对而言，对今天学界不太关注、读者也不太知晓的宋代诗人石延年的叙事诗却有较高评价。魏泰所举石延年相关作品，凡三首，今仅存吟咏诸葛亮出师伐魏的《筹笔驿》。除构思略承袭李商隐同题诗作外，通篇感叹多于叙述，按西方文论的标准，也是很难归入叙事诗行列的。

其实，当下讨论中国的古典诗歌，其与“事”联系在一起而成为诗学理论之概念者，常见的除“叙事”以外，尚有“用事”、“纪事”。所谓“用事”，就是用典，即引用典籍中的故事。《颜氏家训》言“沉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沧浪诗话》言“押韵不必有出处，用事不必拘来历”。可知，“用事”只是诗歌创作的一种修辞手法，甚至是其他文体，诸如古文创作亦可使用的修辞手法。

“纪事”的广为人知，起于一种诗歌总集之编纂方式。这种方式始由南宋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奠定。说是“撰”，因与一般的总集编纂不相类。其主要的工作是考稽诗人生平事迹，搜集诗歌散佚作品，发掘创作本事背景，以及荟萃有关诗人诗歌的评论。所以，所谓“纪事”，其实是记录诗人创作之事，而非诗歌叙述之事，甚至许多文字与创作之事亦无多大关系。以后厉鹗《宋诗纪事》，陈田《明诗纪事》，均沿用其法，不脱此窠臼。唯陈衍辑撰《元诗纪事》，谓所录“必本事考据所在，其泛泛评品，概所不登”，这多少可以让“纪事”名副其实。然强调的还是创作之事，其所收作品大多与叙事诗相去甚远。及仲联师率余辈编次《清诗纪事》，方始稍有改观。这种改观首先得益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至清代，其叙事功能有了长足的进步。《清诗纪事·前言》在列举了清代大量的叙事诗经典作品后称：“可以说，叙事性是清诗的一大特色，也是所谓‘超元越明，上追唐宋’的关键所在。《清诗纪事》的作用，将会通过检阅清诗的独特成就来确立它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恰当地位。”

当然，即使是清代，如果用叙事情节的完整性来要求，堪称叙事诗的作品还是凤毛麟角。《清诗纪事·前言》说《诗经》中叙事之诗“篇数不多，且大都篇制短小，不能同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或古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那样的长篇史诗相比并”，其实，在整个中国诗歌史上，包括清代，也没有可以相媲美的长篇史诗。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针对中国诗歌的特点，是否应该确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诗标准，并对此做出相应的研究，毕竟，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本来，中国诗歌的叙事，并不强调对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的记述，而重在关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特征。《毛诗序》云：“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郑玄《诗谱序》进一步的阐释是：

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由此可见，《诗经》定下的中国诗歌功能的基调，便是《礼记·王制》所说的“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以后，孟棨《本事诗》谓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作诗，重点不在客观的叙述，而在主观的感受。这种感受源于社会动荡和山河兴废，以及动荡兴废中百姓的艰难苦恨。或许，这就是西方的史诗和中国的诗史之根本差异，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西方是叙事隐现抒情，而中国则是叙事帮衬抒情。

以诗史的标准构筑中国的叙事诗评价体系，特别适用于近代。

首先，道光以后，中国就一直挣扎在内忧外患之中，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庚子事变，外强的入侵和掠夺从来没有间断过;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直到辛亥革命，内部的抗争并由此引发的内部矛盾的爆发，也从来没有消停过。李鸿章光绪元年所上《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称近代中国的历史“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文学的繁荣时期，一般不会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繁荣时期。歌舞升平，升平的歌舞往往是没有价值的。钱谦益《纯师集序》云：

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气也。忠臣志士之文章，与日月争光，与天地俱磨灭。然其出也，往往在阳九百六，沦亡颠覆之时。宇宙偏沴之运，与人心愤盈之气，相与轧磨薄射，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有战国之乱，则有屈原之《楚词》，有三国之乱，则有诸葛武侯之《出师表》，有南北宋、金、元之乱，则有李伯纪之奏议、文履善之《指南集》。

近代诗人亲历了亘古未有的种种磨难，他们歌有思、哭有怀。同时，如此之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爆发，他们或见或闻，甚至亲身参与其中。乱世总是充满着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乱世也不乏横空出世的英雄，他们的诗笔，既记载着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和英雄，也宣泄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的情绪。所以，近代的历史在帮助诗人获取诗歌题材的时候，融合了西方的史诗和中国的诗史。

其次，近代以后，国门是闭不了也锁不住了。洋枪洋炮既然轰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的士大夫在见识了洋枪洋炮的杀伤力的同时，也接触了西方的新异思想——这是比之洋枪洋炮更具威力的武器，也是制造洋枪洋炮的基础所在。所以，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或者说，只是保存旧制度的无可奈何的幻想。随风而入的，当然还有全新的西方文艺思想。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以下的阐述，为我们找到了十分恰当的依据：

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诗篇为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每篇率万数千言。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尔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中国事事落他人后，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宋人至称为日月争光;然其精深盘郁、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生平论诗，最倾倒黄公度，恨未能写其全集。顷南洋某报录其旧作一章，乃煌煌二千余言，真可谓空前之奇构矣。荷、莎、弥、田诸家之作，余未能读，不敢妄下比骘。若在震旦，吾敢谓有诗以来所未有也。

此被梁启超“欲题为《印度近史》，欲题为《佛教小史》，欲题为《地球宗教论》，欲题为《宗教政治关系说》”，并称“有诗如此，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的诗篇，便是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由此我们发现，梁启超的诗歌价值标准，明显受到西方的影响。其推崇西方的史诗作家，特别欣赏他们的长篇诗作，以此和中国的诗史作家杜甫等做比较，这种比较的结果，当然是希望中国的诗歌能够和西方的叙事诗拢近。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近代对诗歌叙事的逐步重视，特别是从西方文学中汲取养分，促进了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饮冰室诗话》录《锡兰岛卧佛》说“以饷诗界革命军之青年”，可知，《锡兰岛卧佛》就是他们革命的成果和典范。黄霖《近代文学批评史》说：“时代在变，文学及文学观念也在变。这时期的变，虽然未能冲决旧的罗网，未能呈现鲜明的新色彩，但却已经在走向新的未来。”旧的罗网终究是要冲决的，当不久之后的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成为20世纪主旋律，而众多长篇叙事诗涌现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记得近代叙事诗在其过程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和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呢?

最后，中国近代叙事诗创作之所以取得不菲成绩，究其原因，与传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特点不无关系。这种特点既包含着诗歌的风格，也涉及诗歌的体裁。近代叙事的诗歌，古体和近体、五言和七言，都是诗人的创作载体。当然，最引人关注并最有成就的是古风乐府、七言歌行和近体组诗。近代诗人学习古风乐府创作叙事诗，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姚燮的《双鸩篇》。过去学者一般认为，此诗留有学习《孔雀东南飞》的痕迹，着眼点是篇幅之长。我以为，这种学习主要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都是讲述自由的爱情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与不自由的婚姻之间发生矛盾的悲剧故事。《双鸩篇》以五言为主，穿梭交织杂言，这自然又是学习古乐府的另一经典名篇《木兰辞》。而以唐代新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的各种矛盾，也是近代叙事诗写作的一大亮点。姚燮、鲁一同、金和等早期作家和后期的金天羽等一大批诗人，都有名作传世。七言歌行的叙事源头，则是白居易和元稹。特别是《长恨歌》、《琵琶行》和《连昌宫词》三足鼎立，千百年来脍炙人口，被誉为“长庆体”。近代诗人学习《长恨歌》，主要演绎光绪帝与珍妃的故事，评价高者为金兆蕃《宫井篇》，郭则沄《十朝诗乘》谓其“追述宫史，兼及朝事……为妃惜，不仅为妃惜也”。仲联师《梦苕庵诗话》赞其“工丽无匹”，并言自己也曾以此为题材“少作《金井曲》长古一首，效香山之《长恨》，写哀蝉之凄吟，自以未工，刊集时已删去”。效仿《琵琶行》，近代诗人则以傅彩云的传奇故事加以传唱，如樊增祥的前后《彩云曲》、薛绍徽的《老妓行》等。而杨圻《檀青引》，借优伶蒋檀青的身世，感叹沧桑兴废。借鉴《连昌宫词》，尤以王闿运《圆明园词》和王国维《颐和园词》著名，其实，当时创作《颐和园词》同名诗作者，尚有张怀奇、饶智元、张鹏一、吴之英等，可见一时风气之盛。大型的近体组诗，起源于宋代。汪元量《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当时就有极高评价。李珏跋汪氏《湖山类稿》，说汪氏“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又称“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而仲联师《三百年来江苏的古典诗歌》，以为鸦片战争时期苏州诗人贝青乔，追随扬威将军奕经至浙东前线，据军中所见所闻，作《咄咄吟》七绝一百二十首，“竭尽辛辣讽刺的能事，每首都有详细的自注。这种写法，在古典诗歌领域里，是宋末汪元量《湖州歌》、《越州歌》以后所仅见的”。《咄咄吟》记咄咄怪事也。近代之近体组诗，几乎家喻户晓者，为龚自珍弃官离京南下途中所作《己亥杂诗》三百一十五首。诗歌全景式地反映了鸦片战争爆发前夜中国社会种种腐朽、混乱、没落的场面。按传统诗歌标准，近代堪称诗史者应是不少，但绝对不能遗漏龚氏《己亥杂诗》。到了近代后期，痛定思痛，诗人不再停留在揭露和埋怨的层面，而是提出了或维新，或革命的治国方略。因此，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一百五十四首也很有特点，很有价值。王韬作序，说其“叙述风土，纪载方言，借综事迹，慨感古今。或一诗但纪一事，或数事合为一诗。皆足以资考证。大抵意主纪事，不在修词”。作者《自序》，称出使东瀛日，“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丳之以诗”。谈到写作宗旨，则谓“中国士夫，见闻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又谓日本“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而自己“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感情上的排外，是不能成为战胜列强的法宝的。黄遵宪的叙事之诗，已不满足于记载历史成为诗史，而是要成为学习外国、维新变法的生动教材。

有感于近百年来近代叙事诗研究的相对薄弱，借题发挥，作了以上议论，就篇幅论，已经大大超过我以往为朋友和学生著作所写序言，似乎也不合序跋之类文体的规制。其实，仔细阅读亚峰的《近代叙事诗研究》，又觉得有些话成为狗尾续貂的多余了。

亚峰此书凡四章，分论近代叙事诗的主要内容、诗体分类及表现特征、表现技法以及近代诗人的诗歌叙事意识，可以说牵涉到了近代叙事诗研究的方方面面。《文心雕龙·知音》称“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亚峰于此也是下了功夫的。本书最早是亚峰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在苏州大学的三年中，亚峰的勤奋、刻苦和耐劳，是老师和同学有目共睹的。所以，一改再改的论文，及答辩之时，也得到了杨海明、谭帆、王英志、张寅鹏、马亚中等先生的一致好评。作为最早讨论近代叙事诗的专著，亚峰没有急于求成，没有赶忙出版。而是认真修改，仔细打磨。“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古人云“十年磨一剑”，亚峰考取博士研究生至今，已经整整十年了。也就是说，此书从最初的准备开始，也有十个春秋了。在精雕细琢之下，亚峰现在呈献给学界和读者的这部心血之作，首先值得称道的，是在貌似朴拙的框架之下，蕴藏着既精巧而又完整的论证体系。具体说来，即以“叙事”为纲，不仅涵盖了近代诗歌的各个风格流派，而且对近代诗歌在艺术上的成就也作了索引钩玄的抉发，尤其是注意到了近代叙事诗与小说、戏曲之间的内在关联，实际上已经把握住了文学古今嬗变历史时期古典诗歌演进的关键所在。沿着叙事而融合俗文学的艺术精神与表现技法的方向，旧体诗向现代白话诗过渡的路径，清晰可见。也就是说，亚峰此书，不但对近代叙事诗有穷搜苞苴之功，弥补了近代诗歌研究的一块空白，更重要的是，亚峰在谨慎而扎实地试图从宏观层面对近代诗歌的发展作出规律性的总结，至少，是提供了一个新颖、独到的解读近代诗歌史的视角。当然，除此而外，本书还有很多其他的亮点，相信读者诸君，自能灼见精妙，毋须我再为哓舌了。作为当年亚峰的博士生指导教师，我为他这部书的出版以及他十年来在学术上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并期待他以此为新的起点，百尺竿头，放步而行。

是为序。

马卫中

乙未七月朔日于姑苏古胥门畔风云一片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