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温克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北方边疆地区的游猎和游牧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鄂温克，是鄂温克族的自称，全称“俄格都乌日尼贝”，汉语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

鄂温克，有语言，无文字，语言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鄂温克语支。

中国鄂温克族，在新中国成立前被称为“索伦”、“通古斯”、“雅库特”三个部分，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土地肥沃的嫩江流域中上游地区和水草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动植物资源丰富、素有“林海”之美称的巍巍大兴安岭耸立其间，还分布在新疆塔城等地。

鄂温克族，作为人类族群之一，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要想了解鄂温克族，就要研究鄂温克族的历史。研究它那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可以了解它独具特色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史，以及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性格和民族的真善美。

一

鄂温克，从久远的年代走来，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根植于氏族繁衍、狩猎生产和氏族生活，以森林为家园，走山穿林，风餐露宿，坎坎坷坷，在山林中循环走了很长的路。他们走过春秋，走过冬夏，走过风浪，一代接一代，前赴后继，历经沧桑，奋斗不息，造就了具有森林狩猎文化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谱写了独具特色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史。

追忆鄂温克族的社会历史轨迹，鄂温克族的发展史有两个“最长”，一是狩猎生产历史最长，二是氏族生活历史最长。我在写作《鄂温克人》一书中把这两个“最长”作为切入点，从一部分人的活动和一件事的由来入手，顺着鄂温克人的祖先走过的历程，探索来龙去脉，抓住鄂温克族的历史脉络、发展规律，顺藤摸瓜，上溯到久远的年代直至狩猎和氏族的起源。

狩猎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种形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8000年，人类进入氏族社会阶段，人类形成“氏族公社”，初为母系制，语系形成，氏族盛兴群猎。

随着人类劳动技能的进步，手工业开始发展，磨制石器出现，人类进入中石器时代，语系分离，民族处于萌芽状态，人类广泛使用“弓箭”狩猎，这成为人类重要的生产活动。根据野生动物分布的种类不同，狩猎逐渐趋于专业化，形成了“猎鹿人”、“猎牛人”、“猎马人”、“猎羊人”等比较持久的狩猎集团，而在贝加尔湖一带原始森林中的古代鄂温克人，以体大肉多的鹿科动物为生活资料来源，成为“猎鹿人”集团，形成了“以猎为主，捕鱼和采集业”相结合的生产、生活方式。

氏族公社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集体力量的壮大和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大，它们联合起来形成“部落共同体”，经济和文化发展方向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些部落放弃狩猎，在平原河谷地带开拓新兴产业，进入新石器时代，民族形成。

二

鄂温克人的祖先则不同，他们仍坚持狩猎生产和氏族生活，以狩猎经济和文化为发展方向。狩猎与氏族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相适应，狩猎为支柱经济，氏族为社会结构，成为鄂温克社会历史的“两条主线”，即经济和社会的框架，承载着鄂温克社会向前发展，在共同的斗争中凝聚成民族要素，以“鄂温克”名称联合起来形成了同一的古代民族。

人类社会进入青铜器时代，在地球的北半部陆地和岛屿苔原高地森林中先后出现的驯鹿驯养业传播到鄂温克社会，在贝加尔湖一带苔原高地森林中生活的古代鄂温克人也驯化野生驯鹿为半驯养式驯鹿，创造了动物驯养业，他们也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可支配的动物，有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也有了可乘骑、驮运货物的交通工具，方便了猎人们游猎于数千里的山林中；而驯鹿也因此被人们称为“森林之舟”、“神兽”。

驯鹿驯养业的出现和发展，给鄂温克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使男人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促进了鄂温克氏族社会由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氏族首领由女性改为男性担任，建立起了以父居制为基础的父系制氏族社会。

三

鄂温克人的祖先，由母系制过渡到父系制后，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民族要素进一步完善，驯养驯鹿和狩猎生产活动的范围需要扩大。于是，古代鄂温克人以驯鹿为交通工具，从公元1世纪起，逐渐从发源地贝加尔湖地区向外扩展，向西沿通古斯卡河（安加拉河）、叶尼塞河至鄂毕—额尔齐斯河谷；向北沿维季姆河、勒拿河至北冰洋，其中有一支向勒拿河以东至鄂霍茨克海及堪察加半岛；向东自贝加尔湖至黑龙江上游、外兴安岭，再向外兴安岭以南的精奇里江（结雅河）流域地区广袤的山林地带游猎生活。而在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贝加尔湖以东至黑龙江上游以东地区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

古代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向外扩展后，分布很广，接近了临近民族，外界也发现了山林中有森林猎人，鄂温克人也望见了大山外的世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外界可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族群。中原王朝管辖东北地区后，也没有以“鄂温克”名称记载，而是每个朝代都以鄂温克人当时分布的地域和生产、生活的特点给出了自己的名称，如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称“室韦人”，元代称“林木中百姓”，明代称“女真人和北山野人”。如此众多的不同名称接二连三地张冠李戴，也没有抹掉鄂温克这一名称，因为鄂温克人不论哪一部分都称自己是鄂温克人。

四

时代发展到17世纪，东北亚地区风云变幻，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再次复兴，由白山（长白山）到黑水（黑龙江）统一东北地区时，一贯用掠夺性战争实现统一事业的清统治者，自1639年12月至1643年5月，向正在发展中的“索伦部”诉诸武力，连续发动三次战役，斩杀无辜居民，掠夺牲畜和财物，致使索伦部鄂温克人落难，卷入了复杂多变的关系中。他们把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押送盛京（今沈阳）外，把其余鄂温克人当俘虏引渡过来14595人，分别发落到沈阳、锦州等内地各处为军役和奴隶，其中有2304人被流放到嫩江流域（今齐齐哈尔附近的昂昂溪和古龙沙漠、沼泽地带），编成8个牛录（佐）。他们不久于1644年向西北方向的大兴安岭发展，延伸至雅鲁河、济沁河流域山河之间居住，保持了“索伦”之称。

1643年6月，沙俄远征军从西伯利亚地区入侵黑龙江流域地区，战火蔓延，致使黑龙江上游的达斡尔人和一部分索伦鄂温克人，在清朝政府的同意下，自1653年起背井离乡，渡江越岭，南迁至大兴安岭、嫩江流域地区居住。

清朝把大兴安岭东麓浅山区诺敏河、格尼河、阿伦河、音河、雅鲁河、济沁河、绰尔河、托信河、洮儿河上游索伦山居住的鄂温克人，以及嫩江上游两岸平原地带从事农耕生活的达斡尔人和一部分鄂温克人，纳入八旗制轨道，从1667年开始编佐，以佐领取代氏族制，统称为“布特哈打牲部”，下设“阿巴”（围猎场）和甲喇（亦作扎兰）分别管辖各佐。从此，索伦鄂温克人、达斡尔人和鄂伦春人就成为了嫩江流域、大兴安岭浅山区的主要居民，也成为了清朝征调兵源的基地，平时猎貂纳贡，战时出征打仗。

五

1685年6月—1686年6月，在黑龙江上游，中俄双方两次雅克萨之战后，1689年9月7日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以格尔必齐河、石大兴安岭（外大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额尔古纳河北岸属俄国、南岸属中国。不久，于1727年9月1日，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划分中俄中段边界，与《尼布楚条约》相连接。从此，由于边界的变化，鄂温克族按照当时居住的地域分别归属俄国和中国，而鄂温克人就开始成为了“跨界民族”，在俄国的被称为“通古斯人”，在中国的被称为“索伦人”。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后，呼伦贝尔地区成为了祖国北部边疆前沿，当地又无居民可充当驻防兵，基本上处于有边无防状态。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呼伦贝尔段的防务，从1731年开始从布特哈地区挑选戍边兵丁3000人，其中索伦鄂温克兵1636人、达斡尔兵730人、鄂伦春兵359人、巴尔虎蒙古兵275人，还有未经兵丁测量的老、弱、残兵丁796人以及其眷属。

1732年（雍正十年）夏季，戍边官兵进驻呼伦贝尔草原，以“索伦”之称，编成“索伦左右两翼八旗”，今人称“索伦部”。巴达哈为索伦左翼总管，总管衙门设在伊敏河西岸胡吉日托海（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亦称“南屯”），往额尔古纳河通往俄国道路边界一带，驻牧于伊敏河东、锡尼河北、大兴安岭西，北至额尔古纳河。博尔本察（鄂温克族）掌管呼伦贝尔关防兼右翼总管，总管衙门设在西屯（今海拉尔西南军用机场），往哈拉哈河喀尔喀蒙古边界一带防守，驻牧于哈拉哈河右岸，伊敏河西至呼伦湖之间地带。

清统治者一向认为索伦（鄂温克）人骁勇善战，而将其当作一支劲旅推上军事舞台，在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参加反击外国入侵和在国内平息民族分裂的战争。他们金戈铁马，远涉西北、西南边疆及东南沿海直至台湾等地，转战22个省。他们吃苦耐劳，奋勇效力，英勇作战，涌现出许多战功赫赫的英雄人物，据不完全统计，因战功胜任总管、副都统、都统、将军级高官的有37人，他们为捍卫中华江山和边疆人民的安宁做出了重大贡献。

1820年，有一部分使鹿鄂温克人从俄国境内勒拿河流域迁出700多人，迁入中国境内的有索罗共、结力克、柯尔他昆、布勒多特4个氏族，共有75户、300多人，驯鹿600多头。不久，这4个氏族中又分化出了库德林、索罗托斯2个氏族，共6个氏族，其中的一部分于1858年迁至大兴安岭西北部原始森林中过着游猎生活，他们就是今日的敖鲁古雅使鹿鄂温克人，在日伪时期被称为“雅库特人”。他们的前来不仅增加了中国的鄂温克族人口，而且在中国的鹿科动物中增加了驯鹿品种，使中国成了有驯鹿的国家。

1858年5月28日，中俄签订了《瑷珲条约》，以黑龙江为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给了俄国。居住在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领土上的鄂温克人也归属了俄国。而鄂温克族的绝大多数人口在俄国，据俄国政府1897年的人口普查，当时在俄国的鄂温克人有100多个氏族，人口为64500人，其中在后贝加尔地区的就有33500人。

鄂温克族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经历过几个朝代，其中接触最多、出力最大、受害最深的是在清代。清统治者对鄂温克族采取强制与怀柔相结合的政策，先征服，后利用，让他们战时出征打仗、平时猎貂纳贡，把兵役和劳役负担压在鄂温克人身上。清代频繁的战争把鄂温克人推上军事舞台，他们为捍卫大清江山，西征南战，转战四方，奋勇效力，英勇作战，虽然打了很多胜仗，也涌现了很多英雄人物，但长年累月的战争，死伤者甚多，其生还者十不一二也，不死于战争，即死于瘴烟之地；加上成年男子长期在外，长达十年、二十年之久，不能回归家庭，成年男女长期分别两处，后代繁衍日益萎缩，人口不断下降，到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鄂温克族户口凋零，难以再戎马出征，他们为统治者付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

清代的兵役和劳役之苦，致使鄂温克族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经济衰退，陷入困境中不能自拔。

六

辛亥年，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胜利，推翻了清王朝，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元年。

改朝换代，八旗制解体，自然解除了套在鄂温克人身上的兵役和劳役负担，解放了生产力，从征的青壮年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休养生息，鄂温克人有了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机遇。

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居住在俄国境内贝加尔湖以东、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之间、尼布楚以西、满洲里以东地区的“乌鲁楞圭”、“敖嫩宝日金”、“乌者恩”等地的一部分游牧通古斯鄂温克人，于1919年陆续迁入中国呼伦贝尔草原特尼河、莫尔格勒河流域居住，从事畜牧业生产，他们就是今日的陈巴尔虎旗鄂温克苏木的鄂温克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我国东北地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忍辱退出沈阳，日军相继占领辽宁、吉林两省，当年11月3日，日军以伪军为前驱进犯黑龙江省嫩江桥，马占山将军指挥东北军奋勇抵抗，打响了“江桥战役”，东北军英勇顽强，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清朝末代皇帝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改称新京）建立伪满洲国。东北地区沦陷为殖民地，伪满政府还拉拢东蒙地区上层人物，在新京专设兴安局，接着于4月5日设兴安省，把东蒙地区划分为兴安东、南、西、北四省，其中布特哈、呼伦贝尔地区分别划分为兴安东省和兴安北省，实行法西斯统治。

七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俄国东北地区，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北犯，派陆、海、空军前往东北地区强占铁路沿线各大、中城市。于是，中国共产党也派遣大批党、政、军干部，进入东北地区开展工作，1945年11月15日，在齐齐哈尔组建了嫩江省人民政府，同时也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嫩江军区。在深入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开展革命工作的影响下，鄂温克族中的一些进步人士、进步青年响应号召，纷纷走上革命道路，有的在农区参加土改斗争，有的在牧区参加民主改革斗争，有的还参军参战，奔赴解放战争前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鄂温克族人民也和各族人民一样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进入了崭新的时代。鄂温克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愤图强，努力奋斗。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鄂温克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鄂温克族人民聚集地方呈现出了“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建立起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各少数民族聚集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58年3月5日取消“索伦”、“通古斯”、“雅库特”称谓，恢复并统一了“鄂温克”族称，圆满解决了长期民族分隔的历史问题。从此，鄂温克人以“鄂温克”族称问世，并载入史册。

民族名称恢复统一后，经国务院1958年5月29日全体会议七十七次会议通过，决定撤销索伦旗，在原索伦旗的行政区域内设立鄂温克族自治旗。于1958年8月1日成立了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政府。根据党的民族政策，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批准，散居在其他行政区域内的鄂温克族也相继成立9个民族乡人民政府。从此，鄂温克族人民实现了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自治权利，这是鄂温克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鄂温克族人口与分布，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鄂温克族人口有30505人（其中男14740人、女15765人）。在内蒙古自治区有26201人，分布在呼和浩特市等12个盟市中，主要聚居在今呼伦贝尔市的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阿荣旗、扎兰屯市、根河市、海拉尔区；黑龙江省有2706人，主要分布在齐齐哈尔市及其讷河市等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72人，分布在塔城等地；另外，因工作关系散居北京市等27个省市区的有2676人。

八

鄂温克是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森林狩猎民族，有自己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具有森林狩猎文化特色的民族历史。

鄂温克族由于狩猎生产历史和氏族社会生活历史最长，很多故事淹没在历史尘埃中朦胧不清，致使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不那么清晰明了，加上文字记载稀少，增加了研究工作的难度，但时断时续在史籍中出现的少量文字记载给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线索。

根据古代鄂温克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最长”和“三次转型”及其发展变化，我在2000年6月出版的《鄂温克人》一书中首次将鄂温克族历史进程概括为“两条主线”和“三个发展阶段”。

两条主线，是指狩猎经济和氏族社会，两者有机结合，既是鄂温克社会历史的脊梁，又是经济和社会的框架，成为古代鄂温克人长期赖以生存的支柱经济和社会结构，一直支撑并贯穿鄂温克社会。

三个发展阶段，是指在狩猎经济和氏族社会框架内经历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使用弓箭，实现以猎为主；第二阶段驯鹿驯养业的出现，有了可支配的动物；第三阶段养殖业和种植业兴起，向生产性经济发展。

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揭开了狩猎经济和氏族社会相结合发展的客观规律，把它作为主线梳理鄂温克历史，豁然贯通，既显现了森林狩猎民族社会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又分明了它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所幸有许多久远的故事依然鲜活，这些鲜为人知的文化积淀为破解历史难题、克服“断代”现象、疏通鄂温克社会历史提供了依据，使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清晰明了，首尾相连，生动地展现了鄂温克族森林狩猎文化特色的社会历史风貌。

九

前面说过，鄂温克，是鄂温克族的自称，可是，在史籍中没有以“鄂温克”名称出现过，但鄂温克人不论哪个部分都说自己是鄂温克人，这说明“鄂温克”早已成为鄂温克人普遍认可的一个名称，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说明鄂温克名称是在久远的历史年代里形成的。

那么，在什么时候出现“鄂温克”这一名称的呢？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鄂温克人的祖先形成的“猎鹿人”集团，长期在共同地域内和相同自然环境里，因狩猎目标一致，在共同斗争的过程中，伴随民族要素的形成，出现了“鄂温克”名称。从此以后，鄂温克人不论哪个部分都称自己是鄂温克人。这是多么一致的呼声，说明鄂温克名称已经深入人心，铭刻在鄂温克人的心目中，人们以鄂温克名称联结起来共同发展。

可是，“鄂温克”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呢？由于鄂温克民族历史悠久，年代久远，加上外界以诸多的名称张冠李戴几乎掩盖了鄂温克名称，也冲淡了鄂温克名称本来意义的相传，致使鄂温克名称的本来意义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如俄国学者史禄国先生在《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一书中记载：“有些通古斯集团已经忘掉了这个名称的本来意义……但足以被人看作是来源于鄂温克人的某种原语。”这说明词源肯定出自鄂温克语，还有些学者探讨过“鄂温克”名称的含义，提出过很多假说，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在《鄂温克族简史》一书中有两种解释：一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一是“住在南山坡的人们”。两种解释都来自鄂温克人的解释，使鹿鄂温克人、通古斯鄂温克人用鄂语解释为“俄格都乌日尼贝”，汉语译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索伦鄂温克人也用鄂语解释为“乌日尼鄂沃日敦特格色贝”，汉译为“南山坡的人们”。这两种解释在说法上虽然有“大山”和“山坡”之别，但意义基本相同，说的都是山林中的人们。这反映了古代鄂温克人与山林紧密相连的关系，体现了鄂温克人的祖先发源于山林中，并以森林为家园，狩猎生产、生活的历史。

鄂温克名称的含义，之所以解释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是指贝加尔湖以东日出的方向，群山连绵，山峰耸立，有一条高达7000英尺的大山脉，环绕巴尔古津河中游河谷，一直延伸到高达6500英尺以上的伊卡次基山脉，还有雅布诺威山脉隘路高达4000英尺，维提姆台地海拔也达3000英尺，以及勒拿河、阿玛扎尔河、外兴安岭等地大山林，使鹿鄂温克人都叫“俄哥登”（亦称“俄格都”），而把住在这些大山林中的人们都称“鄂温Ki”、“鄂温基”，意思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

索伦鄂温克人中曾经相传“下山的人们”之说，一些人误认为是对鄂温克名称的解释。其实，鄂温克名称是早在历史上形成“民族要素”时就已经出现的古老词汇。所谓“下山”的说法，可能是指有一部分鄂温克人在山林中的河谷地带，或者到平原、草原地带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生活的人们而言的。但这只是一部分人的变迁，而且是在接近近代时才发生的，与出现“鄂温克”名称的年代相差数千年。

鄂温克名称的含义，“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之说，大多数人已认同，新闻媒体也广泛使用，从广义上说，可以说得过去，内容也符合鄂温克人在历史上森林狩猎民族的特点。

至于“鄂温克”一词词尾的“克”字，鄂温克语称“Ki”，即“鄂温Ki”。汉语把“Ki”称为“克”，而成为“鄂温克”。俄语把“Ki”称为“基”，而成为“鄂温克”或“埃文基”。

过去在史籍中曾出现过“通古斯北语支”的说法，新中国恢复并统一“鄂温克”族称后，“通古斯北语支”之说已经不适宜了，而后又出现了“通古斯语支”的说法，这是语族和语支的重复说法。在鄂温克名称已经统一的情况下，还是直接用“鄂温克语支”既名正言顺，又合情合理。

历史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历史有过去，

还有未来。

悠久历史，

记录在岁月中。

传承历史，

与时俱进。

历史经验中，

吸取营养。

正确把握今天，

走向未来。

注：

我写过几部书，都以“吴守贵”的名字出版的，这次《鄂温克历史文化发展史》以我自己的“哈拉”（姓氏）“阿本千”作为笔名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