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实际、了解现实情况，关注当下的一些具体问题，这是近年来自己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于是，从哲学思辨的形而上层面走下云端，脚踏大地，进入“田野”，力求悟真、写真，也成为自己的特别兴趣之所在。现实社会中有许多新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出现了重组，人们的心态、追求也与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从一个宗教专业研究者的角度，怎样看待今天的社会变迁，怎样更好地促进社会建设，这是结合专业深入实际的一个有利切入点。带着上述问题，自己曾作过系列调研，并且把基本思考和探索思路放在宗教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社会应该如何对待宗教的存在，宗教在今日社会中应该怎样去积极适应和能动发展，宗教能够、如何为社会进步主动有效地贡献，这是在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仍然存有疑问甚至争议的问题。对于经典作家的宗教批判理论，我们应该联系中国社会实际来看，社会变了，其宗教的存在、意义和作用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我们所熟悉的宗教批判理论有其逻辑前提和结果的关联，前提变了，结论自然不同。如果我们不再有批判自身存在之社会的使命，对其宗教的批判自然也应停止。也有人强调我们当今的社会的确出了问题，因此不应放弃对社会的批判，而且有必要加强。这里，我们还是应该回到经典作家宗教批判的理论核心，即立意在社会批判，而不是宗教批判。从社会、政治意义上来讲，对宗教的批判“已经结束”。人们在此所需要投入的，仍然是社会批判。况且，我们现在的根本任务不是“破坏”而是“建设”这个世界，是和谐地构建这个社会。我们所要做的是呵护、稳定我们的家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经典作家都指出了宗教维系其现存社会的功能。同样，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当然也欢迎宗教的参与，宗教积极维系我们现存的社会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理应认可和支持。实际上，中国社会及其政体对待宗教社会参与的态度和政策，宗教回应社会的作为，对中国及其宗教的未来发展都非常重要。其实，在目前中国社会环境和民众认知状况中，宗教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建设有着很大的活动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政府和社会舆论的认可和鼓励。所以，让宗教在这一领域作更大的开拓、有更大的作为，对于中国社会和宗教都有好处，而且现在时机也已基本上成熟，在这种水到渠成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顺势推动宗教的社会服务等社会工作，使之能积极参加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云南作为美丽的“彩云之南”这一祖国边陲宝地，对自己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自己常说“我是云南的粉丝”，这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也是各种宗教都有其历史存在和现实发展之地。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又是正在从事宗教研究工作，云南当然是自己必去而且应该常去的地方。这些年来，在政界、学界和教界各方面的帮助、支持下，自己与单位的同事多次去云南调研，每次都深有感触、颇有收获。在对待民族宗教问题和相关工作的开展上，有没有一种“云南模式”，这种模式是什么，有何普遍或实际意义，这些都是自己非常关心和认真考虑的问题。最为直观、最为简单的回答，就是云南为民族、宗教的多元共存、和谐共处提供了相关的典范、启迪和模式，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洞幽觅真。人类历史自古至今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有着丰富的地域和民族特色，表现出种种不同。这些多元社群最初是各自独立存在，有着相对的封闭性。但人类社群一旦形成，就开始不同社群之间的交往，其间既有友好交流，也有摩擦、矛盾，甚至出现冲突和战争。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多元而共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态势。正是在这一处境下，不同的人类社群才达成了多元而共存的共识。这就需要在相互交往和共同存在的状况中既争取求同存异的理想，又保持住和而不同的底线。人们当下谈论得较多的是共融、合一，也希望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出现这种理想趋势。其实，这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景，与现实相去甚远。正如政治上难达统一、一体那样，在现阶段我们一定要正视、尊重民族和宗教生存的多样性、多元化。只有在这种真正的尊重之下，才有可能多元通和、共谋发展。如果不顾现实、不尊重客观规律而人为地强调单一、谋求合一，其结果则可能会适得其反。在民族、宗教的存在与发展上，我们理论研究者至少应从理想主义回到现实主义，在承认、尊重多元性的前提下推动对话、沟通，形成多层叠合、有机共构的社会或精神共同体。随着国家“十一五”规划的完成和“十二五”规划的开始，我国的宗教学研究也面对着回顾过去五年、展望未来五年的转型时期。宗教研究在当代中国是发展最快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之一，但也处于一个艰难、复杂的发展过程中。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演变，其最早在西方的诞生就是脱离基督教神学思维、方法、立场、观点的革新过程，从而成为一门客观、独立、不以宗教信仰为前提而研究多种宗教并推动其对话的新兴学科。宗教学在当今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两个方面的误解和揣测：一个方面认为宗教学就是要对宗教开展批判，要成为宗教批判学，而这种批判则包括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思想批判等层面。由于没有具体、全面、深入、透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对宗教的批判，殊不知这种以批判为意向的宗教批判归根结底是会指向对我们当今社会的批判，而且会产生社会批判、政治批判的导向。这种形“左”实“右”的可能结果，值得我们警醒和警惕。另一个方面则认为宗教学就是“宣传”宗教、“信仰”宗教的表白，即实际上就成为了“在教言教”的“宣教学”和“护教学”。这种把宗教学误解为“宣教学”的旨归，其实质则把宗教学又推回到原来的“神学”。这两个方面都是对宗教学的误读或歪曲，其结果都会使我国方兴未艾的宗教学有“夭折”的危险，至少会使其发展困难重重。好在当今的社会和中国学界对宗教学的发展有正确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这一良好的外部环境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宗教学硕果累累，不断走向成熟和取得成功。总结这一经历，不少人称当代中国宗教学是从“险学”到“显学”的独特发展。为了在我国当代宗教学领域内回顾和前瞻，自己在2011年进行了对中国宗教学学科发展的系统调研，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也对中国宗教学未来五年的发展有所思考和构设。这些想法虽是一家之言，却也在同行学者、前辈专家中征求意见、听取建议，并将之修改、补充、完善。自己衷心希望，中国当代宗教学的研究能够进入既有“计划”又有“市场”的良性发展，能够在未来更加积极有为。在当代中国研究宗教学，最根本的问题是要解决宗教认知这一“怎么看”和宗教工作这一“怎么办”的基本定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实，宗教政策和相关管理也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从整体来看，尚未真正解决对我国现阶段宗教的认识问题，因此在对宗教的政治态度、社会管理方面也有一些关系没有真正理顺。带着这种问题意识，自己对当代中国约百年之久的宗教认知演变及其对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影响以及当前宗教管理思路和模式进行了相应调研，在认识层面加以梳理、反思，从而也产生了自己关于当代中国宗教问题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不一定成熟，但至少可以提出一些问题以供有关方面参考，以便能尽早真正解决相关认识问题，将我们的理论与实践、见识与策略协调、统一起来，避免矛盾或歧义，从而在今后能够充分发挥我国宗教作为文化软实力在我国文化战略中的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从以上四个层面，遂有了本书的四篇调研报告。这些报告之间虽然缺少其连贯性、系统性，却对于我们分析、认识当代中国宗教等问题，探究宗教学的意义和作用，提供了一些思考和话题。由此而言，这些调研报告的相关内容就有了其内在的关联性、一致性和共同性。从宗教人类学的意义上谈“田野”调查及其特殊方法，自己当然是一个新手，并有许多知识要认真、系统地学习。但从“写真”的研究意义上来说，本来就要求边干边学。为了得到“真”，我们则必须走注重实践调查、理论联系实际之路，深入“田野”觅真、求真。2011年3月9日于燕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