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若干年前已出版《生存论研究》，现在再成所谓“续探”，得做一些交代。本书的主题关涉有关生存哲学的讨论，但对这一众所周知的名称倒是需要再做一定的界定乃至于正名。生存哲学是关联于哲学人类学的存在论基础，根植于诸多哲学及文化传统并特别关注现代人的存在境遇及其命运的哲学传统。在西方，生存哲学兴起已有一个多世纪，其基本表现形式经历了早期那种专门对抗黑格尔理性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并且在上世纪中期还表现为萨特式的以个体生存为特征的生存主义或存在主义在哲学生存论兴起以及生成论传统复兴这一问题域中，生存论与生成论是贯通在一起的，其实生存论与生成论之间存在相当差别，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而无论是非理性主义还是个体主义的生存，都曾是生存哲学在思潮上的表现，因而带有一切思潮常有的时效性。生存哲学不等于生存主义。作为思潮的生存主义已经过时，但生存哲学依然是一项哲学传统，依然构成现代性的机理与内在价值，表现为对物化、合理化以及当代精神文化的病理状况的不懈批判与治疗。随着1968运动的结束，西方生存哲学的主脉已从生存主义思潮复归于现象学及解释学传统，与此同时或在结构主义中展开重建，或与解释学、环境哲学、激进社会理论、教育哲学、心灵哲学、政治哲学等合流，在生活世界、语言、身体、空间、生态、女性等主题上多有建树与拓展，依然延续着这一传统的生命力与表现力。当代生存哲学亦深入影响了当代兴起的各种社会文化运动，如生活质量运动、生态人文思潮、美德复兴思潮、宗教复兴思潮、女性主义思潮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其中，由于当代生存哲学致力于积极应对当代人的生存处境及其问题，强调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积极变革，因而对于当代西方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的当代调整，更是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在中国，生存哲学的探索由来已久，而自主的、具有学科自觉意义的生存哲学研究也有三十余年，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其间，先是对西方生存主义哲学的追踪及学理探究，继而在上一世纪末展开马克思生存论思想的发掘与阐释，并明确提出建构当代中国的生存哲学，稍后学界同仁自觉发掘中国哲学与文化传统中的生存论资源，阐释其现代价值，等等，也走过了一段积极探索的道路。不过，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渐显沉寂。其中缘故，既复杂也简单。复杂者，或因虽经此前艰辛探索奋力伸张、却依然只是混杂于众声喧哗的学院话语且后学者并未实质性跟进，由此陷入疲态；或因论域及其限度之被意识与界划，而致研究领域与重心已发生实质性且又未能被觉察的转移与深化；或因如此个性化的研究终因难以纳入诸如学科建设主业或其他学术时尚之列，而自认冷门且归于沉寂；或因此前的一些实质性批评并未获得回应且研究本身也难以中继等，总之近十年来的生存哲学研究基本上是乏善可陈。简单者，概因课题的意义与论域尚未获得理解且课题本身并未得到深化，因而实际上陷入停滞，于是笔者方有“续论”之意。这不是出发点的正名，而是对论域的再行规定与反思，且冀希于相关理论及论说上有所突破，这算是自我超越的一次尝试。如下从现实生活的观察出发，阐述继续展开生存论研究的紧要性，事实上也是交代本人之重启生存论研究的实践契机及其动因。就从生存的定义说起。生存论中的“生存”并非只是人们平常所说的“生存”。我们平常所说的“生存”，其实是讲“存活”（Surviving），其语境是一种完全限于物质生活并抽掉了精神生活及其超越性的存在状态，是一种在直观意义上被肯定的状态，在那种语境中，好像一提到精神生活，便就是某种不属于“生存”的多余与奢侈。但生存论中的“生存”，则区别于上述日常语境的“存活状态”，其重心看起来并不在物质而在精神，换言之，生存论中的“生存”，乃精神生活是否承认、肯定并且超越物性生活的问题，其实质是从物性的存活提升为人的生存，强调“站起来活”（standing out or out-standing）且“活得更好”。当然，生存论中的“生存”并不排斥人的物性生存，而且也关注“存活”或“幸存”，但生存论不是把人降低为一般生命存在物、而是强调物性生存的属人性，日常生活所谓柴米油盐之类生存艰辛引出的乃是人的生命的艰辛不易，因而也意味着对日常生活意义的更深层面的理解，因而，“存活”或“幸存”便伴随着人在艰辛困苦环境里对人之为人的“感恩”与“赠予”意识，伴随着对灾难的铭记与反思，进而使之增益于生命意义与价值。因此，生存论不是僭越物质生活、而是将这样的物性生活置于被反思的存在状态，使其向人的生命开放和生成。在《生存论研究》中，我也曾区分过物性的生存与生存论所讲的人的生存，称前者为“生存1”，后者为“生存2”，不过那里对“生存1”作了过多的排斥性的分析，如称之为“流俗的生存观”，今天看起来，这种来自于日常生活的生存观依然是值得肯定的，其本身不能只是被解读为动物般的“存活”，而是蕴含着生存体验及其内在的超越性，而作为健全并具有反思意识的“生存2”，必然是以某种方式包含了“生存1”的；换句话说，“生存1”本身就是“生存2”的来源，“生存2”是在更高的层面对“生存1”的反映和扬弃，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的历史性的生成。如此理解的生存论，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而如此把握的生存的历史性，方能通达作为最高理论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在生存论意义上的“生存”对时下中国而言依然是十分紧要的，而时下不少人对生存的理解恐怕仍然陷入“生存1”的层次。问题本身当然有其历史与现实处境。“存活”与“幸存”，对于经历过人间灾难及战祸的中国人，记忆深刻而痛苦，邓小平用“国籍”说以及“生存与发展”之排序，显然积极回应了当代中国人关于生存的诉求。时至今日，中国仍有几千万人口处于温饱线以下，而十三亿人口大国的低限生存无论是对于国家安全、还是对于人类文明而言，都是重中之重的问题。基本问题仍需要在“生存1”的意义上加以解决。但是，与此同时，问题又是发展和变化的，随着生存问题本身的深化，生存论所讲的“生存”必然成为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事实上，社会现实已经展开出了这样的问题处境。流传了许久的所谓“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碗来骂娘”的说法，看上去是心理及心态问题，实质上就是生存论所说的精神是否接受物质满足的问题，是“生存2”的问题，人们开始要求对人的生存进行全面健全的理解。健全的生存既不是单一的物质享受，也非单一的精神浪漫，而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古代大政治家管仲尝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但从“仓廪实”及“衣食足”到“知礼节”及“知荣辱”之间绝非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过渡及转化关系，司马迁后来将其中的“则”字改成了“而”，是很有道理的，不过其中的“而”同样标示着一个历史过程，颇不容易。这里还存在着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传统时代以匮乏为特征，这里的匮乏主要是指物质生活条件的匮乏，社会系统集中主要精力于解决物质匮乏问题，而精神文明也主要围绕着解决物质匮乏或维持匮乏系统的稳定，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人类真正应对“剩余”的文明模式，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物质文明并不能有效地转化为精神文明，问题不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而是“饱暖思欲”。与此同时，社会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同传统时代人们的心态集中于物质匮乏相比，现代性时代人们的心态多集中于对“剩余”（丰裕的物化生活及其大众文化）的不满与拒斥，甚至于由此形成激进运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过这种现象，而1968运动更是源于青年学生对现代物化生活以及西方福利社会的精神反叛，可见真正形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并不容易。近代以来，不同的民族、国家及相关共同体，都在努力实现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化，西方有的国家为这一过程花去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并且迄今为止仍然在完成这一转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已有百年积累，殊为不易，而最近三十年里，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则更是令人感受到这个古老文明国家向现代文明转变的艰难与急迫。中国的实践证明，发展是“硬道理”，但中国道路要讲好讲圆，还得要讲些“软道理”，而提升精神生活品质之类“软道理”，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发展必须讲好的“硬道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积累，今天中国大多数人当有理由考虑、也应当考虑生活质量问题，考虑如何更好地活着的问题。在这里，转变生存观念，即从“生存1”提升为“生存2”，已不只是外在的和抽象的要求，而是内在的、具有自我生命肯定意义的转变与提升。这一问题的严峻程度，完全不亚于当初改革开放时面临的球籍问题。这一时代的中国人，将观念仅仅闭锁于“存活”，自有可以理解的外在的生活条件的限制，但如此长期的观念闭锁，其实也导致了对生命应有的超越性缺乏关注，在这方面，传统的教条化的唯物主义教育未必不是在巩固这样的闭锁，而当把“共产主义”依其汉译仅仅理解为财产意义的共“产”主义、把共产主义仅仅理解为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时，恐怕就没有触及共产主义在精神信仰及其超越性方面的内涵，而此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展开的市场经济显然加剧了国人的物化意识。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中，国人的价值观恐怕并没有实现由物性的生存向人的生存的提升，今日中国人精神信仰的缺失状况，实有其内因。解决今日中国人的物质层面的任务依然困难重重。民生问题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且任务繁重，国家每年须尽力抵御各种灾害侵袭、以确保农业生产任务及其粮食产量的稳步提高，而在房地产业大规模发展的情况下，国家还须力保耕地、森林及湿地底限，还要确保食品及其基本民生生活的安全，如此等等。从国家领导人到科学家，都在想方设法、殚精竭虑地为保障民众物质生活的需要而努力。然而，在很多场合，上述逻辑的背后实际上还潜存着一个令官员、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无法无可奈何的悖论：国家社会确实在努力创造条件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却往往来自于某种没有止境、甚至欲壑难填的物欲。问题很“坚硬”也无法回避，其所涉及的是改革与发展的深层问题。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从表现上看是体制上的固化，实质上是支撑和维持体制固化的物欲化观念，李克强总理讲的“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大体上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支配利益的常常就是顽固的物欲化观念，灵魂有时候是可以感动的，但这种感动一旦触及利益，马上回缩到僵化、懈怠和麻木的状态。这些年来，尽管国人总体的物质生活程度逐渐提升，但物欲依其自身欲壑难填的逻辑，总不会满意于当下的物质生活状况，而社会总体的物欲程度实是不断加剧。其实，人的物质生活应当存在其限度，此限度本身就不能依物欲、而应依照能够满足起码生活需要的相应的自然生态条件以及社会文明程度进行评估。然而现实却是，膨胀的物欲似乎越来越以自身的逻辑支配了社会生活，并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引擎”。发展逻辑的背后往往是膨胀的欲望，完全受制于物欲的发展同样会使发展的目标丧失主体性，甚至发生物欲奴役人性及其生存的情形，如冷漠、虐待、消费异化等等，类似现象实际上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只是我们已经习惯于见怪而不惊；当然，认同于物化，也常常容易见怪而不惊。物欲有不同的主体形式，既有整体的物欲，而一旦某一群体或是整个社会导向的物欲化，其在当时往往是难以得到克服的，观念、市场、机制、政绩以及舆论，均会不断巩固物欲化，为其张目且正名，并不时通过营造人的感性及其自由的假象，以干扰人的判断力。这种时候，明白人并不多，而敢于直言的明白人就更少。也有个体形式表现出来的物欲，即物欲已经身体化，成为个体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个体的物欲是极端自私的，无论民众甚或周围人群出现什么样的苦难，极端私欲的个人都会无所顾忌且理所当然地实现其物欲空间。今日中国既存在社会整体的物欲化，也存在个体样式的物欲化。在某种程度上，物欲化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甚至于毒瘤。社会固化显然是今日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其实质即物质利益的持续巩固，而其背后，无论在观念及价值层面还是在实际的利益机制上，均由不断蔓延的物欲化所控制。从可以观察的层面看，今日中国发展的总体状况，总体上还需要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经济发展必须同民生问题以及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及生态文明关联起来，如何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普通大众，显然是当前中国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里插一句，时下各种主流媒体不那么经常提“精神文明”，其实，对这个已为中国百姓熟悉且容易接受的习惯用语，还是应该经常提及的好。要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形成消除和预防腐败发生的长效机构，除了取决于法治机制的建立健全，也取决于良好的社会精神与风气，取决于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近些年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受物欲化的侵蚀过深，而物欲化的社会风气显然助长了诸多不正之气。新一届中央花大力气整顿党风和社会风气，显然切中了现时代的主要问题。面对社会急剧的物欲化现象，好像已经有了一种简单且一劳永逸的方案：去物欲化。各种传统复兴主张纷纷出台，诸如国学、宗教、西方古典传统，诸如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再到海德格尔及施特劳斯等，仿佛都派上了用场；有的思潮甚至试图动用“文革”资源或利用民粹主义，兴风搅浪。近几年中国的思想状况，再次出现了“思想圈地”或“意见支配世界”的局面，表明中国的改革事业再次进入攻艰状况。总的观察是，现时代面临的问题的确真实存在且十分严峻，但通过去物欲化并诉诸回复的方法恐怕于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对物欲化的拒斥姿态，而在于如何在现代性与历史的双重意义上理解并规范物化，因而分析问题的基本立场注定不是前现代的，而是现代性的，更确切的说是马克思那种积极的和建设性的现代性立场，而在问题的理路上，则当在肯定实践的现代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和完善实践，在人而不是在一般存在物的意义上理解和肯定人的生存，这样的思路使得笔者再次进入自己比较熟悉的生存论研究课题上来，并且视阈一旦展开，觉得这一领域依然存在着很多可以深入探究的问题，加之近年来已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于是便有了这部《转化之路——生存论续探》。当然，特别要指出的是，从物性的生存向人的生存的提升，对于这一时代的中国发展而言，恐怕不只是观念的和体制的转变，而是涉及到现代中华文明的再一次转变，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文明当代转型的积极回应。中国先贤讲“君子当善假于物”，“君子役物而不役于物”，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利用并克服物化的思想资源，而现代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在经历30余年快速发展的今天，面对自身发展面临的生存问题，更需要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联上实现一次实质性的提升，即实现从物性生存向人的生存的提升。这样的提升，本身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其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中华文明精神面向人类文明的再造，因而更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面对这样的伟大实践，我们的学术理论自当有所建树。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剑英先生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提携，促成了拙著的出版。感谢责任编辑喻苗的辛勒细致的工作——附带说一下，喻苗正是我们当年在武昌喻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的首届哲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喻苗如今已不只是一棵苗了，想到当初在那里创办专业哲学系的艰辛，作为老师的我颇有些感慨。另外还要感谢我的两位研究生康翟与康宇所做的初稿校对工作。最后，愿当代中国的生存论研究能够持续推进，以不负于这一艰难而又伟大的时代！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