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主题领域，政治学是一门相对古老和基础的学科。自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对于研究人和人组成的社会方面的知识进行学科分类开始，政治学就是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亚里士多德指出，各科技艺都追求某种目的，而在这些目的中，最高的目的应属政治学。它包容和规定了所有其他实践科学的目的。“实践科学”包括三个分支：伦理学、家政学和政治学。伦理学研究的是一个人如何通过自我修养的社会化过程，成长为一个符合社会要求的“正常的人”的学问，研究的是“个人之善”。家政学研究的是当时社会自然形成的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庭的组织和管理问题，研究的是“家庭之善”。作为奴隶社会细胞的家庭，因奴隶在当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并不被当作正常人来看待，所以家庭的组织和管理主要是指奴隶主怎样役使奴隶和牲口进行生产的问题，由此，这一“家政学”后来逐渐演变为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学。而政治学则是研究当时人们社会活动中组成的最大社会共同体——城邦的组织和管理问题，有关城邦学问的政治学研究的是当时最大最高的学问，研究的是“城邦之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101页。《尼各马科伦理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政治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活动的“至善”的科学，即如何组织和安排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政治学所关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现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人类本质属性的一种体现。广义上的政治“是人类集体生活的一种组织和安排，在这种组织和安排之下，各种组织、团体和个人通过一定的程序，实施对集体决策的影响”。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因此，广义上的政治学关注的是人和人组成的社会怎样过上有组织的集体生活的问题。人类社会活动扩展到哪里，政治学研究就会跟踪到哪里，以一种全景的视野，思考如何通过在一定利益基础上的、内在化的强制性的社会关系——权力来构建最大社会共同体的政治秩序问题。当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传统意义上的天际——地球大气层外的空间时，政治学也必然会从关注国内政治发展到关注国际政治，再到涵盖空间权力互动的“空间政治学”（Astropolitics）。空间政治学作为对空间政治活动进行综合、分析和批判的考察而形成的理论体系，既是人类政治活动空间拓展的现实要求，也是政治学自主成长的必然产物。因此，国内外学术界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有关空间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尤以国际期刊《空间政治学》（Astropolitics）登载的文章为代表。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探讨空间技术发展与空间安全的互动影响、相关国家的空间政策、空间攻防的军事航天准备、外层空间法与空间安全建构、国际军控与空间安全等。国外研究则大多从空间力量建设角度谈空间安全问题、空间国际军控、国内政治与空间政策，以及有关空间政策资料信息方面的智库、网络杂志和年鉴如荷兰的《空间政策》（Space Policy）杂志、美国的《今日军控》（Today Arms Control）杂志和网站、瑞典的《SIPRI 年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等。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有关空间政治学各主要领域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与日俱增的态势，但是在厘清其内涵、范式和价值的基础上对空间政治学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的成果尚未出现。因此，当人类政治发展随着空间探索利用的步伐延伸到这一新的高地之际，如何科学地构建空间政治学的研究体系是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恢宏的视野和前瞻的使命感驱动着作者抱着“吾侪所学关天意，潜心苦思求道真”的探索勇气，从空间技术的现实应用和影响出发，就空间政治学方面做些基础理论性的探讨，其涵括的学理意义和创新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 空间政治学探讨应先明晰其研究对象、主要命题和硬核边界在空间探索、利用实践中，征服空间、利用空间的能力决定着空间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而空间主体的互动关系对空间“生产力”——空间技术的发展具有反作用。“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国际政治是生产力和世界交往发展的产物，当不同国家进入空间展开探索利用的社会实践活动时，各自利用空间技术为自身安全和发展服务，在国家间的互动交往中形成了特定的空间政治关系。（一）空间政治学主要研究围绕权力展开的空间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由于不同情况下人类对政治本身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政治学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所提供的政治知识和研究方法也就随着政治内涵本身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空间政治学研究的空间政治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部分，是人类进入空间展开探索、利用实践活动以来逐步出现和成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因其自然环境特征和人类空间技术的特点，是唯一真真切切、完完全全的全球公域。为什么这样说呢？其一，海洋并不是整个海洋都是公海，各国领海基线12海里内是领海。此外，200海里内是专属经济区。其二，空中公域也只是大气层内空间的一部分，因为各国领土、领海之上是其领空。其三，网络空间严格地来说，只是虚拟空间，是与实体空间迥然有别的，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它是不是与海洋、空间并列的空间，也是高度存疑的。各空间主体在最纯粹的全球公域——空间展开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凡是围绕主体间的权力而展开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就是这里所说的“空间政治”。空间政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延伸的新高地，既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空间活动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一类社会活动、形式及其关系。在世界各国探索利用空间的社会实践中，各空间主体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而且利益是多方面、多元化的。各空间主体的利益是在社会关系中实现的，因此，结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就成为必然。利益是社会关系生成的出发点，也是社会关系维系和发展的归宿。各空间主体由其经济社会基础和空间技术能力的不同，反映在空间社会关系上，出现了不同空间主体之间，既有对立与斗争的关系，又有协作与联合的关系。这些不同关系的维持需要靠权力进行调整、控制和支配。没有权力的作用，就会出现关系的混乱状态，从而影响空间开发、利用活动的正常进行。因为在空间社会关系运行过程中，利益不是自行实现的，冲突与矛盾不可避免。一般说来，解决矛盾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矛盾双方自行解决问题；另一种则是需要通过权力的介入来解决，或者以权力为中介，或者由权力支持其中的一方压倒另一方面使矛盾得到解决。空间政治所指的正是后一种情况，即通过权力强行调节空间利益关系，保持空间主体间共同秩序的社会活动、形式及其关系。空间政治形成和发展是地缘政治扩展与空间战略竞争态势演变的必然产物。按照现有空间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各国空间开发利用活动都是在其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的，也就是说，各国需要对自身国内不同空间主体的空间活动在国际层面上承担统一的主体责任。由于国际社会至今仍然缺乏类似国内政治中的中央政府权威体系，而各国之间在空间活动领域的互动所形成的利益关系中也难免出现矛盾和冲突，由此引起的战略安全和合法权益的维护问题同样需要权力强行介入来解决，这类围绕国家间权力而展开的空间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是人类空间社会活动的核心组成部分，即对作为空间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空间政治，进行科学研究既事关各国的国家安全，又事关世界和平，更事关人类的前途命运。（二）空间战略利益博弈是空间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命题如果从广义上把空间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研究各空间主体如何在空间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中，通过权力这一建立在一定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内在化强制性社会关系来构建有组织的集体生活，那么思考主体间围绕冲突与合作、战争与和平这一主题展开的空间战略利益博弈，则是空间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命题。世界交往是国际社会形成的基础，国际政治中矛盾无时无处不在，矛盾的解决过程也是国际政治发展的过程。空间政治的成长是空间主体在互动实践中建构的结果，空间战略利益博弈的实质是国家间利益博弈在空间的延伸，而这一过程取决于以空间技术为支撑的空间实力。空间技术作为各国征服空间、改造空间能力的标志，是空间探索、利用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它的发展进步从根本上制约着空间政治中的权力关系。认识到作为人类征服空间的“生产力”——空间技术对各空间主体交往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空间技术的全球化本质，既可洞悉空间政治演化中的客观规律，又能切实理解空间冲突、空间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而是同归于尽的严重后果。因此，合作是空间安全的唯一坦途。空间技术及其应用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将上亿的个人纳入地球村相互依存的生活中，与此同时，也改变和塑造着个人观察分析国际政治，尤其是空间政治问题的眼界和方式。在信息时代，各种“信息高速公路”若没有“空间段”的衔接，信息的流动将不可能畅通，也就无法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空间和数字化生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技的逻辑决定国际政治的逻辑，航天科技国际合作的内在要求必将克服越过国界的限制，从而为空间合作提供现在看来仍感遥远，但最终可期的美好前景。”徐能武、彭舒帅：《混沌理论视野下外层空间安全利益博弈与汇聚研究》，《求索》2013年第8期。空间技术“天使”、“魔鬼”兼具的特征，使得空间战略筹划尤显重要。对空间技术决定的空间能力增长的理性分析，引出权力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性，要求空间战略谋划，既要考虑自身利益，又要着眼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何构建一个从空间技术的高度相互依存的特性出发，确保空间的战略稳定性、拓展性和可持续性的分析模型，既是对空间战略制定者智慧的考量，也是空间政治学进行理论创新的关键和重点。美国在空间技术和航天管理上是一流的，但在空间战略的推进上却出现了短板：“阿波罗”项目结束以来在载人航天方面缺乏明确、一贯的目标和坚定的政治支持，其直接后果就是载人航天的大起大落和一系列项目的半途而废。这种政治支持的动摇本身又是美国向信息化、多元化的技术—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的反映。美国航天飞机项目的终结和载人航天的未来发展问题，既集中反映了美国空间战略的动向，也对空间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空间政治学对空间战略利益博弈这一主要命题的研究，需要从空间技术的现实效应和效能出发，在战略的层面研究相关政策、法律、外交、文化、哲学问题。黄嘉：《外空伦理研究》，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如何将技术动力与政治—社会目标结合起来，实现航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上述提到的美国问题，同样也是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譬如，2010年6月28日，奥巴马总统公布了新的国家空间政策。该政策与布什政府的政策相比，更加强调通过国际合作维护空间安全，倡导负责任的空间行为，在空间军控与裁军的立场上明显松动，单边主义倾向明显减弱。军事上更加注重空间态势感知、定位与侦察等空间力量的非作战应用，注重对先进发射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加强快速响应能力建设。强调商业航天力量的建设，载人航天运输也实现商业化，通过政府采购等措施，培育商业发射市场，以强大的航天工业基础支撑航天事业。再如，美俄空间合作，尤其是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合作（国际空间站），很多方面可能会给未来的中美空间合作提供范例。（三）空间政治学研究应围绕空间政治的实质明确其硬核和边界澄清了空间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命题之后，就应在把握其硬核的基础上，明确空间政治学的研究边界。“空间政治学作为一门政治学的分支科学，它应该符合政治学的学术发展方向（或该领域）的要求。”［俄］ E.切尔托克：《21世纪航天——2101年前的发展预测》，张玉梅、杨敬荣主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一般来说，政治学主要研究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由此可知，空间政治学就应该研究在空间开发、利用过程中，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具体来说，这种含义上的空间政治学主要研究“航天在国际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和地位，组织开展航天活动及将航天活动用于国际关系的方式方法，各国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信息、生态及其它目的而在国家内政外交中对航天活动的利用方法。”《21世纪的天缘政治学和航天发展预测》，党政、宋尧译，《载人航天信息》2013年第4期。诚然，这一定义大大拓宽了空间政治学的内涵和外延，而不是狭义的利用空间权力的“空间控制论”。空间政治学所研究的这一人类政治文明延伸的新高地，与其他空间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区分开来的是，同任何层面的政治一样，空间政治这种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是围绕权力特别是国家间权力进行的。空间权力是决定空间政治活动发展状况的根本因素。因此，与空间实践活动相关的权力是空间政治学的硬核。围绕空间政治中的权力展开研究，不难发现在空间政治中权力扩张的帝国逻辑与空间技术民主融合实际功效之间的悖论，从而认识到空间政治进化合作是构建包容、普惠、和谐的空间政治秩序的必经之途。空间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延伸发展的前沿，其硬核定位了其研究边界的原点。这就是说，空间政治学主要研究围绕权力特别是国家间权力而展开的空间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因此，不与权力直接相关的空间技术研发本身或空间开发、利用的技术方案，以及围绕市场展开的纯粹的空间经济活动等，都不属于空间政治学关注的范围。但如果是从权力的视角研究空间产业化、商业化对主体间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的建构和影响，则又可包含进空间政治学研究的范围中。空间政治学研究的边界涵括关涉空间探索、利用中所有利用权力来强行调节、控制，以建立一定政治秩序的社会活动、形式和关系。随着空间政治的形成和发展，空间政治学的研究边界也必然是不断浮动、扩展的。从横向空间来看，人类在空间能走多远，边界就会延伸多远；从纵向深度来看，空间技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的应用和影响有多深入，边界就会拓展多深。这种人类社会实践有可能发生在空间，有可能发生在大气层空间，也有可能发生在地球表面或深层，甚至是在网络电磁空间等虚拟空间。当然，也有可能几者兼而有之。只要是围绕空间活动中权力展开的，就处于空间政治学研究的边界之内。从根本上来说，围绕权力展开的空间政治作为人类空间社会实践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的运作范围是由空间技术和空间能力所决定的，因此，它会随着空间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而发展。从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开始，早期的空间系统主要运用于侦察与核查，仅仅服务于核威慑战略，基于空间实力的权力主要在美苏核恐怖威慑中起着微妙的平衡作用，如曾被吵得沸沸扬扬的“导弹差距”威胁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空间政治的主体主要限于美、苏两家。这是空间政治形成的第一阶段，即起步阶段。在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中，空间系统被广泛运用于现代战争支援，意味着有限空间战的开始。其后，在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空间已完全纳入联合作战。从空间多个行为体、空间技术规模和空间博弈成为国际政治主要矛盾之一来看，“世界政治（全面）进入空间政治时代几乎与人类迈进新世纪（几乎）是同步的。大致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基于先进空间技术的大国之间空间竞合构成了一种空间政治的结构关系。……因此，21世纪的门槛不仅表明一个新世纪的到来，更标志着世界政治迈入了空间政治时代。”胡键：《天缘政治与北斗外交》，《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二 空间政治学研究应把握空间政治复合建构中的范式转换空间技术及其应用已成为世界高新技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展示，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经济和国防现代化水平乃至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大国地位的重要支柱。空间政治起源于国家对安全利益的关注，而基于空间系统特点出现的进化合作远超进化冲突的特征，决定着空间政治发展的进化取向。这就要求空间政治学研究应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诸范式的误导，把握空间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复合建构的特征和规律，积极构建符合空间政治和平融合发展本质特征的全新范式。（一）空间政治学研究应摆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诸范式的误导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政治实践需要不同的理论范式作指导。“范式也可以称为大理论，是一个理论群，是关于世界政治性质的一组假设。不同的范式关注不同的问题，运用差异的概念。”王帆、曲博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范式与命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流范式包括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不难发现，在将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用于探讨人类活动拓展到空间这一全球公域中不同空间主体（特别是国家）在国际互动中所产生的空间政治问题时，其理论假定的局限性。新现实主义虽然丢掉了古典现实主义的人性论假说，但认为只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不变，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就会围绕权力这一轴心运转，这是不可更改的客观规律，所以也被简称为“权力范式”。这种围绕着权力争斗思考相关问题的方式必然会陷入循环论的怪圈。如果以权力政治活动为目的的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是永远没有希望的。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新现实主义具有客观唯心主义的特征，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则具有明显的循环论色彩，因此，新现实主义无法适用于空间政治的分析。例如，作为当今空间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前中情局情报分析员和美国空军学院教授艾弗里特·多尔曼将空间政治学界定为关于空间的地缘政治研究，赤裸裸地提出“空间控制论”。Everett Dolman，Astropolitik：Classical Geopolitics in the Space Age，（London：Frank Cass.，2002），p.15.这实际上仅是现实主义“制权理论”的一个机械翻版而已。与之相对应，新自由主义是进化性理论，它认为制度是人为的社会事实，制度可以促成国家间的合作行为。若将人在建立制度方面的能动性考虑在内，就是人通过努力可促成合作，国际政治的整体发展可以走出循环圈，不断向更趋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各种形式的新自由主义也是以先入为主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第一重假定的，其哲学基础具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色彩。新自由主义认定国际政治中各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围绕权力进行理性的博弈选择。诸如在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国际关系中不对称的相互依赖成为国家间权力的一个新的重要来源，或者由霸权建立的国际制度在霸权之后，仍应维持其为“隐形霸权”服务的功能，等等。显然，这一范式并没有摆脱“权力范式”的窠臼。尽管上述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两种理论都属于理性主义，但是，它们却给出了互相对立的结论。这种现象表明，现有的理性主义理论并不是完备的理论，也就是说，现有的理性主义理论的基本假定（无政府主义、国家行为体、国家利益最大化等）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从而导致相关理论无法恰当描述或者有效预测空间政治中的国家互动。建构主义的兴起与发展无疑为西方国际政治的研究范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Jeffrey T. Checkel（1998），“The Constructivist Tur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orld Politics，Vol. 50，No. 2，pp. 324-348.建构主义认为，由观念和话语构成的结构至少具有与物质结构同等重要的地位，而结构与行为之间并非理性主义所探寻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如果说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构成的理性主义容易陷入客观唯心主义，建构主义则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因为建构主义中所谓“朋友”或“敌人”的共有观念，总体说来，都是一种主观判定。西方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将观念作为国际政治的根本原因的论断导致严重的因果解释错位，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明显相悖。另外，建构主义否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认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判然有别，“社会世界中的一切皆因人们的施动性活动而建构，人们在建构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深刻理解了所生活之世界。”董青岭：《复合建构主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实践是主体活动的建构过程，但否认其同时是一种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并不承认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所构成的矛盾运动，看不到在实践中人与自然或物的关系。因此，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并不适合于用来探讨人类社会实践扩展的空间政治问题。相比之下，以实践作为国际政治分析的逻辑起点，重新界定了政治演变中物质与观念的辩证关系，“观念的东西不外乎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感觉是客观世界，即世界自身的主观映像。”《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在实践过程中强调物质与观念的辩证关系，以二者的“决定”与“反作用”来解释体系冲突/合作的进程选择，进一步澄清了物质结构与观念结构的互动关系。空间政治的复合建构与持续进化取决于对两个核心变量的考察，即空间技术发展程度与空间政治权力结构。（二）空间政治学研究应把握空间政治物质权力和共有观念复合建构的特征和规律空间政治学研究应从支撑空间技术的社会经济因素入手，分析空间技术的安全功效，洞悉空间政治关系的演变和空间政治运作过程。在诸多影响因素之中，作为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集中表现的科学技术变革与扩散，对于空间这样高度依赖科技发展的新兴战略空间而言，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现代生产力最前沿的代表者——科学技术对空间主体互动关系具有决定作用，将科技本身的变革与发展纳入空间政治演变的分析框架中，将有助于理解作为征服空间能力标志的空间技术如何对行为体和整个体系施加影响。空间技术实力是空间权力最直接、最主要的来源，空间技术实力差异决定着空间权力结构，物质权力决定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对物质权力变化具有反作用。一般来说，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变革或扩散容易催生分离性政治认同，而当技术发展均衡稳定时，聚合性政治认同较易形成。因此，空间政治学研究着重关注空间政治演化的特征和规律，显得尤为重要。尽管目前国际上有一系列条约和文件，禁止在空间部署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随着世界上少数国家致力于发展空间武器，空间军事化的势头正不断发展。美国制天权理论家詹姆斯·奥伯格就曾指出，几乎可以肯定，有人会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部署天基武器，其理由将是防御的需要，其方式将与20世纪后半叶核武器的发展情况十分相似，与核武器不同的是，空间武器一旦部署就可能被使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空间开发、利用缘起于对国家安全和大国地位象征的追求，空间武器自杀伤效应所导致的军备逆序和空间系统越依赖越脆弱的特点，决定了空间攻防对抗准备得不偿失。空间政治中的多极化趋势和极易形成的非对称和平反制的态势，决定了空间冲突和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者，而空间技术发展中非对称抗衡的局面则很容易出现，因此，聚合性政治认同较易形成，“合作共赢”必将成为主体间最理性的选择和共有观念。当然，前提是各国空间技术不为强权所限制，得以自由发展，特别是那些作为非对称的和平反制手段的技术应获得宽松的发展环境。空间技术覆盖全球、跨越各域、连通民心的特征，使空间作为最典型的全球公域是人类新型政治文明孕育、发展的最佳场所。空间政治和平融合发展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包容、普惠、和谐的空间政治文明建设是全球融合、世界大同的必经之途。由此，研究空间政治学应从空间政治的技术缘起着手，探讨空间政治中单一主体试图利用空间优势控制他国的帝国主义企图与空间技术在客观上会促进不同主体民主融合趋势之间的权力逻辑，强调指出帝国逻辑与民主融合的基本矛盾构成了推动空间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或者说，仅从空间技术的战略意义层面上看，空间国家更易围绕安全利益博弈进行攻防对抗准备。但是，当空间主体间出现势均力敌的状态，由于空间极易进行非对称反制的特点和空间技术跨越沟通的强大功能，又使得暂时或长久的空间合作成为可能。这从空间政治的早期表现形态——美苏空间政策分析中研究各国在空间政治中的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的规律中可窥见一斑。在对各国空间政策的本质和内涵进行严谨的重新评估基础上，不难发现空间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复合建构的特征和规律。因此，围绕空间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命题——空间战略安全问题逐个展开，从不同的角度剖析空间政治中的空间武器化与军备控制、空间行为准则与环境安全、空间资源利用与合作机制、空间产业化商业化与复合依存等问题，就可构建起一个较为清晰明了的空间政治学分析框架。（三）空间政治学研究应坚持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进化取向对国际社会的总体思考和人类历史的深层认知，即政治关系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与放大，本质上它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历史运动向全球范围扩展所必然带来的。政治文明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需要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上，准确地定位自己的历史使命，并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来制定自己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空间政治说到底，是表现为空间技术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空间作为当代最先进的生产力综合集成所作用的领域，空间技术被主要大国广泛应用于国际安全互动领域，空间技术发展的程度决定着空间政治的状态和方式。在空间政治互动中，相关空间主体要目光远大，善于从全人类解放角度去寻找价值坐标，为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实现做出应有的贡献。从空间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这一基本矛盾推动的空间政治发展的现状出发，切实维护空间战略安全和合法权益，既事关国家发展大计，也是人类空间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世界各国空间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化，维护空间战略安全和各国合法权益日显重要。为此，在把握空间政治实质的基础上，有关国家制定一个什么样的空间战略，既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也是一个非同小可的现实问题。与一般从战略或技术的角度探讨世界各国空间探索、利用问题不同，空间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应更多地关注空间政治作为人类在空间开发、利用中形成的复合体系所特有的内在结构和演变规律。从空间无疆域性和各国进入空间寻求的国家利益实质上是一种技术性级差空租的特征入手，通过全面分析空间政治的起源、动力、本质、演进、问题、前景等主要内容，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把其作为由诸多要素构成，按一定运行规律存在、发展的有机体，从而极力寻找提高其整体效能和优化参与的方法。人类探索、利用空间是前无史例的艰巨事业，仅依靠任何一国的单独力量都是相对有限的，空间技术作为最前沿科学技术的集大成者之一，其高度的社会化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市场规律进行优化组合，才能最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发展。因此，世界各国空间开发、利用应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结成利益共同体，把技术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实现互惠共存、互利共赢。同时，实现空间探索、利用中的共同发展，其根本出路在于空间技术的交流融合。创造空间政治的美好未来，要靠各国的自身发展，更要靠各国的共同进步。各国要在切实维护现有国际空间法框架下各自拥有的相关权益的基础上，深化空间领域务实合作，积极推进技术的深入交流，促进产业的深度合作、优势互补，在开放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构建空间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命运共同体。人类空间探索、利用事业的进步倚赖于空间的战略安全，空间战略安全是空间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保障。空间战略安全是指在空间探索、利用过程中相关国家安全互动的任何一方不会受到他方人为的系统性伤害，它并不包括空间技术限制或不足所造成的安全问题。维护空间战略安全，需要相关国家凝聚共识，积极作为，共同担当起应尽的责任。各国应维护空间战略安全，打造责任共同体，推动空间安全对话与磋商，积极推进空间国际军备控制，探讨建立和完善空间国际安全合作机制。三 空间政治学研究既是全球融合的现实命题，也是人类空间拓展的未来需要空间探索、利用、开发的“高边疆”区域特征，对地球上的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发展都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从空间技术的效应和效能分析入手，对空间技术鲜明的军民两用性、高方位所带来的全天候性等特征进行战略思考。从空间政治围绕权力复合建构的实质出发，构建一个空间技术发展与战略稳定性关系的空间政治学研究体系框架，既可开拓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高地，又能寻求人类和平融合发展之道，更是探讨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宏大课题。（一）空间政治学研究是拓展政治文明内涵和外延的理性努力在把握空间政治学中国际政治权力的主要功能和特征的基础上，可以看到大力推进空间政治文明建设，既是全球融合的现实命题，也是人类社会空间拓展的未来需要。政治文明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在空间政治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立足于权力基础上的合作，以一种地球之上的国际政治很少见的方式出现，正是空间政治学不同于现有一般政治学理论的地方。当在空间活动中相关国家间各种权力类型相互作用、相互强化，使得空间政治发展既出现惬意的合作，也难免平添不安的冲突。从空间政治的历史实践和基本类型来看，除共同利益、权力结构这些核心要素外，共同的基本理念和道义准则、外部强制力、认知要素、国内政治乃至制度惯性等，都对空间政治文明建设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何理性地认识和利用其积极因素，防止消极因素的负面影响，趋利避害、蹄疾步稳地推进空间政治文明进步既是空间政治学研究的旨趣所在，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包容、普惠、和谐的空间政治文明追求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空间拓展的趋向。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是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桑玉成：《现代政治文明的源起及其演进——桑玉成教授在复旦大学的讲演（节选）》，《文汇报》2003年12月29日。当人类文明发展到能真正“上天”的高度，理应从理论上充分把握空间政治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复合建构的本质，从而以理性而睿智的态度引导空间政治朝着安全、美好、幸福的方向发展。空间技术的跨域互联性和空间战所导致的同归于尽的必然结局，迫使理性的空间主体在空间政治利益博弈中，采取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合理、越来越能够有效地解决主体间矛盾和冲突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也越来越有利于国际社会形成综合、共同、全面的安全观，互利、合作、共赢的发展观，开放、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仁爱尚德、兼怀天下、同舟共济的道义观。（二）空间政治学研究是促进全球和平融合发展的现实命题科学技术研究对象的客观性、认知规律的共同性和科研成果的普适性，决定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全球化本质。因此，具有全球化本质的空间技术的发展和扩散，有利于人类在地球村中的和谐相处与共同繁荣。随着空间技术的深入发展，空间探索、利用正由主要是一种国家行为向非国家行为扩散，各种开发主体间呈现出高密度利益博弈与汇聚的状态。这种高密度利益博弈与汇聚是空间技术开发、利用中个人对个人、个人对公司、公司对公司、个人对国家、公司对国家、国家对国家等高度交叉、串联、并联、平行等异常复杂的依存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团”将继续增大、复杂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混沌世界，然后发展到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最终形成你我不分的共同体。空间政治的复合建构与持续进化不仅有助于和谐世界的建构，而且有利于推动国际社会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美好未来。空间高科技鲜明的全人类共通的逻辑从根本上决定着空间政治中以合作为主的政治逻辑，但这一切诚然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理性的人类在充分领悟科技的这一社会本质的基础上，利用一切政治智慧，包括均势政治导致秩序的原理来寻求空间开发、利用中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如期实现。徐能武著：《外层空间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当前，美国作为空间安全领域的唯一超级大国，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中国迥异，在作为典型高阶政治的空间政治领域，极力防范、限制乃至施压于俄罗斯、中国等其他国家。2011年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携带着中国科学家付出心血的阿尔法磁谱仪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之际，中国记者竟被所谓的“沃尔夫条款”拒之门外。2013年美国NASA禁止中国人参加讨论开普勒（Kepler）空间望远镜探索太阳系外星体的研究计划的天文会议。美国以外的其他空间主体大力发展空间技术，就可以非对称和平反制手段威慑、遏制美国空间霸权的企图，从而确保空间政治的良性发展。空间政治学研究既要探讨各国人民为探索空间、利用空间、征服空间而奋斗的内在动力机制，也要寻找各国按照和平融合发展的空间政治时代的要求处理国与国之间矛盾和问题的基本准则。这既不会是单纯的所谓鸽派观点，也不是所谓鹰派的谋略，而应该是直面现实的真心思考。在空间中传统地理位置上的国界不复存在，有着理性智慧的人类不得不面对空间全新环境，甚至外星智慧物种的挑战。地球上的人类利用空间技术，想从相互冲突中获利，这极易导致同归于尽的局面，因而急需协调，国际政治一体化既有明显的可能性，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性。事实上，世界各国只有真正认识到空间技术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并在空间探索、利用的实践活动中将其付诸实施，才能从社会的层面实现人类的共同的利益。由此不难推出，空间政治中合作共赢的实践必然会引领全球和平融合的深入发展。（三）空间政治学研究是探讨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未来需要人类冲出地球，进入空间标志着人类开始可以以天的方式俯视大地了。探讨人类向何处去，是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两途，抑或是自由民主社会，这更多的是从时间——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角度所做的思考。而从空间来说，则应探讨人类在完全支配地球时如何抓住机会进一步向空间拓展的空间问题。王岳川：《空间文明时代的中国文化身份》，《学术月刊》2006年第7期。“人类未来将在空间中生存，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人类即将耗尽全部生存资源，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这方面，天才的预言家克·埃·齐奥尔科夫斯基有句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中’，这是绝对正确的。未来的人类是属于整个宇宙的。”［俄］ E.切尔托克：《21世纪航天——2101年前的发展预测》，张玉梅、杨敬荣主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空间政治学研究必然要探讨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空间政治演进的趋向和前途问题。经过较深入的探究，不难认识到当人类冲出地球进入浩渺沉寂的空间时，“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条件，保障国际和国家安全这一任务的特殊性，形成和保持一个国家必要的空间能力，制定和开展国际和国家航天计划的原则，为了政治、经济、军事及其它目的而利用航天活动的成果，这一切都要求在新学科（学科方向）范围内进行专业的研究”《21世纪的天缘政治学和航天发展预测》，党政、宋尧译，《载人航天信息》2013年第4期。。空间政治是典型的多样权力和共同观念复合建构的政治社会，它的出现有其历史必然性，而它的存在和发展更受其内在规律的支配和作用。空间政治建构源于国家对空间技术性级差空租的追求，由各个国家空间技术发展所决定的国家间权力分配结构直接影响到空间政治的内部组成，而空间交往实践中形成的共有观念，特别是作为“类”的人在空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和其他可能出现的挑战，所必然出现的同类相助的合作观念要远强于地球这一狭小的摇篮之内，人类在空间的共有观念对空间政治活动中治理体系的进化有着不可避免的作用。空间政治实践正在探索和预示着人类社会光辉灿烂的文明前景。2015年7月24日美国航天局宣布，从开普勒空间望远镜中发现，一颗1000多光年外的行星——开普勒—452b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像地球的宜居的行星，被誉为地球2.0；虽然其遥远的距离使地球上的人类深感遥不可及，但空间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预示着人类社会空间拓展的方向。“人类始终是理智的，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可能正是为了能使理智在宇宙得以孕育，每个人可以发挥各自的想象，大自然或超级力量在宇宙深处选定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地球，创造了人类。……未来的人类将是整个宇宙中的人类。为了这一未来，现在就应着手准备。”［俄］ E.切尔托克：《21世纪航天——2101年前的发展预测》，张玉梅、杨敬荣主译，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64、69页。由此不难理解，从终极意义上说，空间政治学研究是探讨人类社会向何处拓展的未来需要。通过对空间政治学的内涵、范式和价值的研究，不难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空间技术是空间政治进化的根本动力，各国和平利用空间的技术应不受限制地得到最好最快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政治学就是各国空间活动中关于权力分配方式和权力运行机制的研究，更直白地说，空间政治学也就是各国空间活动中有关权力的学问。空间政治中权力的基础是多元化的，但其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空间技术形成的实力。空间技术作为空间开发利用中的第一生产力，推动着人类对空间探索和利用的不断深入。由此，各国在空间领域的互动实践也必然会不断加深，空间国际关系逐渐成形，空间政治应运而生。空间作为最真切的全球公域，各国和平探索、利用空间活动不应受到限制，任何国家、任何势力均无权以所谓“敌国”的名义，不让他国自由、和平地探索、利用空间。二是空间战略安全是空间政治运作的核心目标，国际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从空间政治发展的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在空间非军事化上虽然形成了一定共识，但对于如何推动空间军备控制以及推动何种类型的军备控制并未形成有效规范。现有空间国际安全机制仍然是以禁核（禁止天基部署核武器）不禁天（即各类对天武器和天基常规武器）为总体框架。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大力发展天基和地基反卫星武器、反导系统和全球快速打击系统，推动了空间领域攻防平衡向进攻占优转化，加深了空间战略安全的不稳定性，同时也使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威胁日益加剧。因此，针对日益临近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千方百计地反对空间武器化和军备竞赛，以维护空间战略安全和各国合法权益。三是和平融合发展是空间政治的本质特征，决定包容、普惠、和谐的空间政治文明建设是全球融合的现实需要。空间的探索、利用是国家的事业，也是人类的追求。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人类探索空间的门槛，拓展了开发、利用空间的规模、广度和深度，有利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增进和发展。然而，由于国家及其管辖下的企业探索、利用空间的基本动因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往往以非合作甚至对抗的方式处理相关矛盾，也引发了许多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在当今各国讲求实力政策、争取空间优势、提升军事水平的时代背景下，空间军备逆序和极易实施非对称反制的特点，必然迫使各国认识到，积极参与推动空间国际安全合作是维护和拓展空间安全和发展利益最理性的选择。空间技术覆盖全球、跨越各域、连通民心的特征，使空间探索和利用不但有利于推动一国内部各种资源的统筹利用和各产业的协调融合，而且有利于推动世界各国的和平、融合和可持续发展。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试图在继承、发展已有学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从现有空间技术发展的实际能力和功效出发，以新的体系、新的方法丰富和发展空间政治学的学术研究，构建恰当的空间政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拓宽其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从而加深对人类未来发展空间走向的理论把握，进一步理清空间开发、利用的理念追求与实践要求的互动关系，为中国更好地把握住空间探索、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新机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三尺龙泉万卷书，学林跋涉意如何。作为国防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一名从事政治学教学和科研的教员，谨遵“厚德博学、强军兴国”的校训，依托我校空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优势平台，矢志于空间政治学领域的长期探索和研究。蓦然回首，从激情勃发的青葱岁月步入发际后收的天命之年，怀揣着“学术本是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从对中国军事政治问题的思考起步，再到对国际安全问题的关注，后来逐步聚焦于空间政治学研究，筚路蓝缕，辛苦耕耘二十余载，苦心孤诣，“为伊消得人憔悴”，作为勿需扬鞭自奋蹄“孺子牛”的真心书写，既是对前辈老师和同行贤者的感恩之作，亦是对这个时代和社会奉献的微薄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