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面前的两卷本《观中国》，是一份以介绍近年来域外当代中国研究成果为任务的资料集，是从2013—2015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编发的《国际中国研究动态》（京内资准印刊物）中选辑而成。向学界译介海外中国研究最新成果，是社科院海外中国学研究团队历来的传统。40年前，在已故的孙越生先生领导下，情报研究所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开始致力于这项工作，并出版了《国外中国研究》辑刊，在当时引起过较大反响。40年来，国内海外中国研究学术成果引进的潮流虽时有起伏，但从未中辍。主要变化体现在从改革开放初期如饥似渴地吸纳转为更加系统、更有选择性地取用。这一方面是由于海外中国研究持续发展造成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则可归功于国内学者外语素养的提高、信息交流渠道的拓展以及国内学术研究水平的总体提升而形成的理性与自信。信息与网络时代的来临，对学术研究工作尤其是学术情报工作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对于前者，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范式要经受全面的挑战，而对后者，必要性以及合法性则受到了根本的冲击，尤其联系到现有的学术生产的考评和激励机制，给这项基础性的工作留出的生存空间极其微小。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尽可能地将这一工作传统保留下来，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支持下，于2013年创办了《国际中国研究动态》（简称《动态》），也才有了读者面前两卷本《观中国》的成果问世。《动态》既是面向学术界的信息类产品，同时也是社科院发挥智库功能的一种产品形式。美国学者基欧汉（R.O.Keohane）和约瑟夫·奈（J.S.Nye）在《信息时代的权力与自主性》一文（刊于1998年第5期的《外交政策》）中这样描述智库的编辑角色：“众多的信息会导致注意力的缺乏。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而那些能够把有价值的信息从白噪声当中区分出来的人士就大有用武之地。这就需要更多人员从事编辑、过滤、解释和提供线索的工作，这会带来权力。”尽管我们对于这一知识生产过程所赋予的权力缺少自觉，但责任意识始终存在，那就是借鉴外脑补充我们认识和处理本国问题的视野与智慧。这些“外脑”，有的是高校学者，有的是智库专家，欧美发达世界居多，但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学者也不被忽视，在有限的人手和语种配备情况下，我们尽可能广泛地追踪了各国各地区中国研究的发展，新技术所支撑的RSS订阅等信息采集手段为团队提供了辅助。长期的多学科训练让团队成员在保持个人兴趣焦点的同时努力缩小了视野盲区。如果出现重要事件和重要问题引发的研究热点，《动态》会组织专刊予以介绍。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反复进行各种权衡，即在议题的时效性和成果的生命周期（高质量成果周期更长）之间、学术性和政策性（决策参考价值的高低）之间做取舍，还要考虑地区间的均衡，学科间的均衡，等等。更加复杂的是，编译者要在社会科学的程式化写作中剔粗抉精，并经常性地对材料中出现的“西方中心主义”、“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意识形态表述加以删汰处理。总之，这不是一项如外部看来似乎能够轻取的工作，个中甘苦唯有参与者能够体会。引进海外中国研究的成果，首先要考验引进者的心态，其次才是他们的识见。习近平同志最近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在这一点上，严肃客观的学者，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哪种学科，都应该怀此心量、有此方向。如此才能把区域研究的成果上升为具有普遍价值的智慧。“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国外学者从公允、客观的角度介绍和研究中国，当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与此同时，确切地了解域外世界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也是我们自身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前提。作为他者，海外知识界对中国的认识和解读，自然会有“成见”。这种成见首先产生于传播学者李普曼所指出的“我们对事实的认识取决于我们所处的地位和我们的观察习惯”，“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公众舆论》）。给伊斯兰地区的工厂工人建立无隔间的公共浴室，不是带给他们福利和文明，而是侵犯了他们既有的习惯和文化——这则源自韩国中国学家金光亿教授讲述的故事生动展示了文明播迁和文化交流中反复出现的尴尬，此类尴尬无论是对审视“他者眼中的他者”还是向他者传播我们的文化、价值都具有长久的启示意义。然而，比“成见”更难处理的是我们“对成见的成见”。把他者的误读或文化偏见统一划归到政治上的霸权主义或阴谋论，就是这类成见的一种表现。另一种对成见的成见则表现为，对西方出于自身省思和社会改造目的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赞赏和吸收，当作“上邦大国”文明辐射能力和文化魅力并无限放大其优势。两种类型的过度阐释，加上一直存在于中国知识界的对西方话语的偏听偏信，构成国内对海外中国学进行再研究时的主要症结。即使是在编译过程中，我们也小心地克服着上述成见。在本书编选完毕，重读校样之际，作为编者，我们仍然感到有许多遗憾。“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是集中和跨越了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分支学科的一个领域，从它在上20世纪作为“区域研究”得以形成以来，就持续向专业化和综合化两个方向发展。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学科研究者将中国纳入研究对象或将之设置为重要的变量或参数，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意识到，对中国这一对象体的研究，需要不断打破学科壁垒乃至打破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二分，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高度一体化（以制度为核心整合的经济体、社会体和文化体）特征来进行观察和分析。根据我们持续对海外中国学所进行的跟踪调研来观察，大体可以总结为，更多的成果出自前者，而更好的成果出自后者。但是，由于要呈现最新的成果，我们不得不承认，选辑的文章主要来自前一类，这有时会令读者产生小有收获无大启发的憾感。收入本书的130多篇译介文章，累计近50万字规模，虽然经过努力编排，仍然不免给人以碎片化的感觉。当然，如果强行用一个“现代化”的大帽子（并且是祛除了“西式现代化”魔魅的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勉强对全部文章的主题进行一番收束性的解说，但这样依旧十分困难。这部资料集的信息碎片化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当下现代化进程中的高度复杂性是同构的，信息聚类相对容易，但对于后者，任何一种降维处理都有可能带来重大风险。即使避开信息碎片化所造成的阅读焦虑，作为编选者，我们还体会到另一重焦虑，即，虽然是阅读他者的研究，“以一种‘遥远的目光’来审视自身”（语出王铭铭《西方作为他者》），还是不免时时感受到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难处”。中国要“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由自身国情特别是体量和不均衡性带来的挑战不可谓不多，并且，应当看到，国际社会对于一个中国能否和平崛起还多少抱有怀疑甚至质疑。出于某种忧患意识的焦虑很难避免，我们只能反复提醒自己不要被这些焦虑干扰导致放大了某些问题的严重性。还令我们觉得遗憾的是，我们能从收录的文章中，从海外对华客观友好的学者以及参与国际学术合作的中国学者那里，分明感受到一种期待，即对一个倡发展、允自由、讲规矩、守信诺、重和平的中国的期待，这种建设性的立场与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我们的译介、编选过程并没有充分地将这种期待还原出来。有时是这样的表述被淹没在社会科学程式化写作的文本中，有时则是受我们自身学术水平的限制。对于上述遗憾，宽慰地想，赋予这样一项基础性的学术资料编选工作太多责任有点不切实际，但这的确是一项需要责任感的工作。点明这一点，不是为了自我表扬，而是在翻译和编辑都成为科研业务大家庭的“穷亲戚”的处境下，借机向所有从事过和仍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研究者和工作者致敬。这其中当然包括参与本资料集编译工作的刘霓、杨莉、崔玉军、韦莉莉、杨丹、王文娥、祝伟伟、陈源、王娜娜、唐磊等同志，以及韩侃瑶、李敏、刘晓玉等同学。对此项工作给予大力支持的姜辉、张树华、黄长著、何培忠等诸位领导和资深研究员，以及学界给予我们许多鼓励的众多同行学者，我们也借此机会表示诚挚的感谢。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时下的科研考核机制表现出浓重的企业化绩效考核色彩，但本书的几位主要参与者特别是年长的研究员都格外谦逊，不愿居功，最终，在征求大家同意后，我们按照年龄幼长而非长幼的次序把参与精选集编订的几位同志作为责任人列出来，以这种方式给以后此类事业的参与者鼓励。借前言的机会，我们要向前辈学者的这种情怀致敬。从2016年起，《国际中国研究动态》内刊转为《国外社会科学》杂志中“海外中国研究动态”这一栏目，继续向学界贡献相关知识产品。我们将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唐磊执笔2016年7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