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对当代人类缓解饥饿、贫穷和资源压力，改善健康、福利和生活方式，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更多财富，具有无法估量的发展潜力和应用价值。鉴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发展转基因食品对我国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目前，转基因技术培育成功的动物、植物、微生物品种越来越多，用这些品种制成的食品也在不断增加，其种类包括：植物性转基因食品、动物性转基因食品、转基因微生物食品（如生产奶酪的凝乳酶等）、转基因特殊食品（又称“疫苗食品”，如能预防霍乱的苜蓿植物）等。人类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研发始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 8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把10多年分子研究的成果运用到转基因食品上，并于90年代广泛应用到农产品生产中。美国是最早进行转基因食品研究的国家，1983年转基因烟草和转基因马铃薯首先在美国诞生；1986年始，转基因抗虫和抗除草剂植物开始在田间实验；1994年，可延长成熟期的番茄在美国田间大规模生产并获准进入市场销售；其时，抗病毒转基因烟草也开始在中国生产。1996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约170万公顷；1998年，转基因作物已经在8个国家种植，全球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猛增到2800万公顷，增长16倍之多，1999年增至3990万公顷，其市场价格高达30亿美元，涉及40个转基因品种，其中，大部分是抗虫害、抗病毒、抗杂草的转基因玉米、黄豆、油菜、马铃薯、西葫芦等食品。200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大约是6770万公顷，比1996年的170万公顷增加了大约40倍。2005年转基因作物销售额约达80亿美元。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Service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Agencies，简称ISAAA）于 2014年2月13日发布报告称，全球27个国家超过1800万农民于2013年种植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比2012年增加3%，也就是说增加了500万公顷。此外，首个具有耐旱性状的转基因玉米杂交品种亦于2013年在美国开始商业化。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于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18年中增加了100倍以上，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1.75亿公顷。目前，转基因食品的主要产地是美国、加拿大、欧盟、南非、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等。其中美国仍是全球转基因作物的领先生产者，种植面积达到7010万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的40%。然而，转基因食品作为一项科学新产物，也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决定了转基因食品在给人类带来不少恩惠的同时，也带来潜在危害与风险，这就要求我们在看到转基因食品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更应科学分析和防范其给人类带来负面问题和潜在风险的可能性。因此，制定合理的转基因食品标识、信息政策，规范转基因食品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增加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转基因食品的市场需求刺激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从而进一步促进转基因食品产业的发展。本书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出信息不对称下转基因食品标识和信息政策对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十分重要。然后，建立消费者消费行为模型，分析转基因食品标识和信息政策对于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强制标识和公开信息政策能够提高我国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再通过经济学实验获取消费者消费数据，实证分析转基因食品标识政策和信息政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首先，通过分析转基因食品生产者和监管部门两个利益主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以及影响因素，从两者博弈的角度分析，认为无论是在静态博弈模型下，还是在动态博弈模型下，转基因食品生产者重视转基因食品的宣传，自觉加贴食品中转基因成分标签的概率随着转基因食品监管部门监管力度的增大而增大。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转基因食品相关监管部门要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生产者的监管力度，转基因食品的标识和信息政策必不可少。其次，从传统经济学的偏好和福利理论出发，通过建立中国转基因食品消费者的消费效用函数模型，分析中国消费者在转基因食品不同的标识和信息政策下福利变化。得出结论：当市场上同时存在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时，在一个市场经济和法制尚不完善，厂商机会主义行为比较普遍的环境下，采取强制标识政策将能够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所以，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应该采用强制标识政策作为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签管制方式。消费者在充分了解转基因食品的信息后对于转基因食品的保留价格才是真实的，消费者在有信息情况下的福利水平要高于无信息情况下的福利水平。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公开转基因食品信息应该是我国的转基因食品信息管制方式的政策取向。再次，引入实验经济学方法，以苹果为例，通过转基因苹果和非转基因苹果的拍卖实验，获得消费者的消费数据。通过调研获得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态度、安全认同度等。运用调研和实验数据，实证分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消费者在不同的转基因食品标识、信息政策影响下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以及影响态度的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工作性质、购买地点、家庭人均月收入和居住地区7个解释变量对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而家庭规模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认知度与消费者对转基因苹果的偏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标识政策和信息政策与消费者对转基因苹果的偏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转基因食品标识、信息政策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偏好的影响显著，有信息时，消费者更加偏好非转基因食品，无信息时，消费者更加偏好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政策下，消费者更加偏好非转基因食品，自愿标识政策下，消费者更加偏好转基因食品。即强制标识政策和公开转基因食品信息使得消费者偏好转基因食品程度降低，而消费者在明确区分转基因食品和了解转基因食品信息的情况下，对转基因食品的偏好是真实的，获得的福利提高了。最后，运用实验数据实证分析不同转基因食品标识、信息政策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数据，揭示出消费者在不同转基因食品标识、信息政策下的福利变化。分析认为：有信息时使得消费者对转基因苹果的出价降低，而这个出价是消费者充分了解转基因食品信息后获得对于转基因食品真实的保留价格，所以消费者在有信息时的福利比无信息时高。强制标识政策使得消费者对非转基因苹果的出价提高，由于消费者的出价是消费者的保留价格，因此，消费者在强制标识政策下的福利大于自愿标识政策下的福利。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应该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强制标识政策和公开信息政策。本书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1）引入实验经济学方法，通过实验获得实验数据，分析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和不同监管政策下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消费行为和影响因素，在揭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真实偏好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我国实际的转基因食品标识、信息政策。（2）引入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转基因食品生产者和监管部门两个利益主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以及影响态度的因素，总结各相关利益主体对转基因食品的行为特征，从政府和转基因食品生产者博弈的角度揭示转基因食品监管的必要性。（3）构建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行为模型，分析消费者在不同监管政策下的消费行为，实证分析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希望本书能为我国制定合适、有效的转基因食品标识、信息政策提供一点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