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时代，“浙东”从来就不是一个思想史的概念，而只是“两浙东路”这个行政区划的简称。在思想意义上被朱熹反复提及并严厉批评的只是“浙间”、“浙中”以及“浙学”。朱熹（1130—1200）在一封书信中批驳了陆九渊之学后说：“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当时传授师说，何故乖讹便至于此？深可痛恨。”所谓“传授师说”是指吕祖谦，潘景愈（字叔昌）为吕祖谦门人，吕祖俭（？—1200，字子约）为吕祖谦胞弟，朱熹已隐隐指摘吕祖谦是“丑陋浙学”的源头。另外在《朱子语类》中也有这样一条：“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至于更下一层的地理概念“永嘉”、“永康”、“婺州”也在朱熹作品中出现，偶尔还将“永嘉永康”连称，且都具有思想倾向的意义：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他日用动静间全是这个本子，卒乍改换不得。如吕氏言汉高祖当用夏之忠，却不合黄屋左纛，不知纵使高祖能用夏时、乘商辂亦只是这汉高祖也，骨子不曾改变。盖本原处不在此。这段语录特别值得注意。在朱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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