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唯物史观在充分肯定经济必然性对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个人在社会历史上的作用。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有可能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进程，可以部分地或暂时地改变历史的面貌。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但并非人人都是天生的政治家。历史上任何一场伟大的政治变革和政治进步，无一不是与当时杰出政治家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新世纪之初，当人们在回首20世纪的历史轨迹的时候，是没有可能越过政治巨人的脚步的。在中国，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他以丰富的政治经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政治远见把握着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以继承和创新的精神建构了邓小平政治哲学，并以此正确地指导了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美国学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我想不出有谁比邓更合适来领导中国通过捷径克服‘文革’破坏，激励十一亿中国人完成他所谓的‘新长征’了。”《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编辑组：《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9946-115399208.html）。因此，邓小平政治哲学自然就成为人们关注之所在。一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现状国内学术界，改革开放20多年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文章专著很多，从中国期刊网上的统计数据来看，1994年以来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文章计28354篇，专著更是不胜枚举，如：国防大学邓小平思想研究编委会编写的《邓小平思想研究》（三卷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金羽主编的《邓小平思想宝库》（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等都对邓小平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但较少将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其政治思想和政治运作有机地联系融合，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作全面阐释的专著或文章很少。中国期刊网上的数据显示：1994年以来论述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文章只有28篇，专著也只有《政治哲学的新世界：邓小平政治哲学论稿》（李峻登、孙铁民、王其山合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和《大政治家的思想和智慧——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宋惠昌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等区区几本。国外学术界，自邓小平理论诞生以来由于它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挥了重大影响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并逐步成为国外学术界中国学术研究的学术主流。国外有关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的专著有戴维·W.张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巴拉齐·代内什的《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虽然国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也可谓硕果累累，但他们的研究，若要“一言以蔽之”，可概括为多事象描述，少理论研究，实际上反映出国外学术界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性的某种程度上的偏见或“不见”，未看到邓小平的一系列政治运作有其系统的政治哲学基础。据笔者在国际互联网上搜索，国外关于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文章与专著至今未见。从总体上来说，关于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关于邓小平政治哲学性质的定位。由于对政治哲学的学科性质理解上的不一致，国内学者对于邓小平政治哲学性质的定位存在较大分歧。如刘汶认为：“从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看，人民始终处于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位置，因而，邓小平政治哲学乃是一种新民本的学说。”刘汶：《新民本——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灵魂》，《广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李智主张，贯穿于邓小平政治哲学基本范畴中的灵魂是发展主义，因此，“其政治哲学思想从本质上说是发展主义政治哲学”李智：《法制主义：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解析》，《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李俊等则将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归结为“一种经济政治哲学”李俊等：《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析论》，《理论探讨》2005年第2期。。宋惠昌、黄卫平等学者将邓小平的政治哲学的性质理解为“邓小平在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中所形成的智慧、品德和思想”宋惠昌：《大政治家的思想和智慧——邓小平的政治哲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或者是一种“改革的大思路”黄卫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思路——论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开放时代》1996年第1期。。第二个方面，对于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内容，国内学者的观点也存在诸多差异。如郑又成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是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其内容主要包括：“（1）现代化：最高的善；（2）稳定：理想的政治秩序；（3）效率和公平：社会生活价值平衡；（4）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现实的和理想中的人；（5）两手抓——辩证法：政治艺术的灵魂。”郑又成：《试论“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对象》，《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胡国利则提出：“邓小平政治哲学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生活领域为研究对象，其基本内容包括对政治事物的本质、政治价值和政治运作规律的探讨。”胡国利：《政治哲学与邓小平政治哲学》，《五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三个方面，关于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特征。杨百成认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在（1）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形成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政治观；（2）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价值摆在首位；（3）将政治哲学思想化为具体的政策。”杨百成：《作为政治制度理论的政治哲学——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辨析》，《理论学刊》2001年第5期。冉兴国将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方法论特征总结为：“（1）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2）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论；（3）把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结合起来，注重对立面的统一，寻求异中之同；（4）坚持实践优先的原则，提出真抓实干，不搞争论。”冉兴国等：《邓小平政治哲学论纲》，《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二 当前学术界在对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一）研究的水平较低1.研究的内容大同小异，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许多论文虽题名冠之以“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但大多都只涉及对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内涵、特点及贡献的探讨，而在这些方面的概括又存在相当多的雷同之处。2.现有的研究大多停留于对邓小平政治哲学的介绍和描述，还未真正进入学术研究阶段。一篇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起码应当有相关的理论基础和学科背景，有明确的研究目的、问题，有适合本学科的研究方法。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属于这类的论文少之又少。3.对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尚未体系化。现有的研究都没有把邓小平政治哲学作为一个“一以贯之”、“自足自为”的体系来研究，而只是从一个侧面来给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定性，未能从整体上勾勒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理论架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误解了邓小平的政治哲学。（二）研究的边界不清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者都未能对邓小平政治哲学的边界给出一个明晰的陈述，即未能将对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从邓小平政治思想的研究和哲学思想的研究中独立和分离出来。例如，在目前的研究论文中，将邓小平政治哲学看做一种改革理论的有之，看做现代化的有之，看做一种辩证法思维的有之，可以说，这样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偏离了政治哲学的理路。（三）在研究方法上，缺少对邓小平政治运作和政治实践的案例进行理证分析从研究的现状看，研究者都自觉地注意到运用比较研究法和文献研读法，应当说，运用这样的方法不仅可行而且非常必要。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邓小平的政治哲学是政治家的政治哲学，作为政治家，他对政治哲学的思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抽象意义的理论考察，而是存在于他现实的政治运作和政治实践中。很显然，如果不在理论的研究和论述过程中对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各种实践案例进行分析，从中提炼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逻辑理路，我们所理解的邓小平的政治哲学就不是准确的、完整的，进而就会使邓小平政治哲学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毛泽东政治哲学以及西方政治哲学进行的比较流于空谈。但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研究者进行这样的尝试。三 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1.从中国文化视角看，邓小平政治哲学是一个革命性意义的新的理论范式；“政治”是什么和做什么这样的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中有与传统观念根本不同的回答。揭示这一点，对于充分理解和促进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2.从世界范围看，冷战虽已结束，冷战思维的幽灵依然徘徊不去，这不仅体现于现实中，也体现在学术界，这既反映出旧的二元哲学和政治思维之根深蒂固，也反映出西方某些学者对邓小平所开创的新的政治哲学及其实践不够理解。事实上，邓小平政治哲学为后冷战时代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政治思维范式和政治发展范式，因而，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揭示，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3.从国内实际看，对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改革的自觉理解，这种自觉必然具有巨大的实践功能。因此，在改革进行到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4.从理论研究看，学术界对邓小平的社会发展战略、治国谋略、领导艺术等政治思想和政治运作，均多属研究论述，倘能置于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则可能更出新意。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来研究、阐发邓小平理论，能将邓小平的所有思想观点全部包容进来，并有助于抽象、提炼出有价值、成体系的政治哲学观点；有助于全面深入地、体系化地展现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四 邓小平政治哲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本书拟在理论界对邓小平政治哲学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邓小平政治哲学进行总体理论研究，系统阐述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应该说，邓小平政治哲学是一个前沿性课题，并且具有理论性、现实性与前瞻性结合、多学科交叉（政治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的特点。因此，关于邓小平政治哲学的理论论证应建立在占有大量的研究资料基础上，但目前尚缺乏关于邓小平政治哲学的比较系统深入研究的资料，因此，要对邓小平政治哲学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有较大的难度。为此，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力求做到以下几点：（一）“大政治”视角邓小平是作为政治家来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蓝图的，这就使邓小平在处理各种内政与外交问题上，都着眼于从政治的、战略的、宏观的高度来予以看待、考虑和解决，把非政治性问题放到政治天平上来衡量。因此，研究邓小平政治哲学，采用“大政治”视角、“大政治”概念可以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政治哲学的逻辑体系。（二）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在把握邓小平政治哲学所面对的历史情势的同时，通过合理化的高度理论抽象，来提炼、概括出逻辑性较强的政治哲学论题及核心观点，对在该论题涵盖下的政治言论和思想行为、方针政策进行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全面把握，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而避免教条化地、离开具体历史条件（包括每一政事言论的具体针对情况），作一般化、片面化、教条化的肤浅理解。（三）文献研究法研究邓小平政治哲学，无疑应看重《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但因邓小平的思想具有前后一贯性，所以在主要把握第二、三卷的同时，也应涉及邓小平的早期思想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否则，最终期、成熟期的结论显得无根由、无来历，缺乏历史性。由于邓小平政治哲学和实践具有前后连贯性、发展性，具有知（认识）、信（信仰）、行（行动）、效（效果）四方面高度完美的统一性和一致性，所以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言论，应该说是能够说明、论证、揭示邓小平真实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更何况邓小平绝非人云亦云、见风使舵、言不由衷、趋炎附势之人，不会屈从于任何不当压力，所言可信。另外，据《邓选》第一卷“出版说明”：“所有文稿均经作者本人审定”；《邓选》第二卷“出版说明”：“在编辑本书时，作者对各篇的文字作了少量的订正”；《邓选》第三卷“出版说明”：“编辑本书时，作者逐篇审定了全部文稿。”虽然《邓选》中有不少是正式会议报告、发言稿，这些是否经过别人（如秘书、专家、写作班子）润色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这些正式大会报告、发言稿是经过邓小平的首肯、符合邓小平的基本思想和主张的。所以引用《邓选》是可信可行的。（三）比较研究法运用比较研究法，“镜镜相照”，从而正本清源，展现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先进性，即将邓小平政治哲学与其政治运作实践进行对照，尤其着力于对邓小平政治运作实践的分析，于事中见理——这是邓小平理论研究中较为薄弱的方面。因此，这是一种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往返来回”的现象学方法，反对以理论的“应然”来硬套现实的“已然”和“本然”，也反对认“已然”为天经地义从而漠视理论的伪现实主义。这是符合“实事求是”精神的，所以也可以说是以邓小平的哲学方法来研究邓小平政治哲学的“返观法”。真正的理论总能够返回来对自身进行“理论”。最后，在研究态度上既要求实，又要勇于创新，从而全面准确地把握邓小平政治哲学的逻辑体系。研究邓小平政治哲学，必须忠实于邓小平的真实思想，对《邓选》原文要有较熟的理解，不能偏离《邓选》来胡乱引申、发挥。同时也必须要在体系、角度上大胆创新，在观点提炼上大胆概括。不这样，就谈不上深化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更难以深刻揭示邓小平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