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选择澳门汉语文学作为澳门文学的主体载体？澳门文学应该包括以任何语言文字创作的关于澳门的文学作品。这自然包括以往葡萄牙语言写作的文学作品，也因此有与所谓海外葡语文学的形态重叠的问题。但是以语言来定义国别文学，未必能够畅通无阻，我们很难断定从哪一刻开始的美国文学创作是与英国殖民文学的分界。因此，在用葡语写作的关于澳门土生故事的文学作品与海外葡语文学的纠缠中，更应该看到这些澳门土生故事的文学作品是属于澳门文学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讲到。中文作为澳门社会最多人口使用的一种语言文字，随着澳门回归而成为法定官方语言，澳门汉语文学当然成为澳门文学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文学形态，即本书所关注与研究的澳门文学即澳门汉语文学。此外，从20世纪现代文学史“统一”的叙述要求来看，大陆文学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梳理变得日益重要，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引桥文学”的港澳台汉语文学的研究自然变得更加重要起来。（二）为什么侧重于澳门新文学而不是旧文学的研究？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澳门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一是很重要，因为400年来中西文化交汇的特殊空间孕育出来的文学是我们中国文学独一无二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在其自身作为“旧文学”形态的诗歌创作上，及极丰富地体现出文化交汇的因子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浮现、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符码，这些文化因子或符码显然又是超越新旧文学关系的东西。如果我们仔细探寻与深入探讨，今天我们沸沸扬扬探讨的现代性的东西可能在澳门旧文学中寻找到痕迹。在20世纪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以澳门文学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势”而言，则未必可以说新文学优于旧文学。因为旧文学的“惯性”在没有外力作用下仍徐徐前行。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就很清楚。据目前的资料，澳门文学从明中叶葡萄牙人来澳开始，最早的名家作品是汤显祖的诗作，其中已留意到澳门的风物、人情、华夷贸易等内容，这些事项内容为后来朝代的诗人不断丰富加强。此后，特有的改朝换代的“遗民诗”，以陈恭尹、屈大均、梁佩兰等为代表的“岭南诗派”，以释光鹫为代表的“游僧诗”，以吴历为代表的书画家的诗作，以及清中叶以来所涌现的大量的宦游文士所写的诗歌，清末郑观应、康有为、丘逢甲、梁乔汉、潘飞声、陈词博、释遂昭等人所写的诗歌。旧文学在几代人的累积下，早已成势。在民国时期，澳门的确有了一批以前清遗民、遗老自居的文化人，以濠镜为世外避秦之地，过着半隐居的生活，写下了许多佳作，部分人更由流寓渐变成定居澳门，使澳门在其文学发展史上，渐渐有了一批对澳门这块土地有感情归属的作家群，这点是十分重要的。1476247郑炜明的研究所举以汪兆镛为首的这些不仕民国新朝的文化名人有一百多人，并设有诗社“莲峰陶社”。这一批涌入澳门的作家，有形有势。民国时期即便是澳门本土以雪社为主的作家群，如初期成员的冯秋雪、冯印雪、刘草衣、梁彦明、赵连城、周佩实，其诗词合集《六出集》等，诗作的形态仍然是在旧体文学的范畴，当然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是进步的方面，如支持革命、爱国、有民族自尊心等等。至于不断涌入的、过客的文人也仍然使用旧体诗歌的形态进行创作。因此，澳门现代文学发生的特点不容易挣脱——不如说不知道要挣脱——澳门旧体文学的“体制”与“惯性”。因此，澳门现代文学发生的特点，澳门新文学的20世纪的时段迟迟降临。以刘登翰的《澳门文学概观》所界定的“澳门新文学的发展历程”，其描述的三个部分如下：“艰难起步的三四十年代”、“孤寂摸索的五十至七十年代”、“走向自觉、繁荣的八九十年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澳门几百年来特殊的生态环境、与外界相对独立孤立的特点，即便在抗日战争中作为非交战区的存在方式，都使澳门与新文学的接触极其有限。20世纪迟迟降临的澳门新文学到其显示现代文学实绩的时段已是20世纪后半叶之后。而这个时段上不长的澳门现代文学却非常重要，一方面，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进程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从时间上来说，进入了由五四新文学运动开端的迥然不同于古典文学写作的时代，从空间板块来说，包括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澳门，其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与内容自然包括澳门的新文学。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内容不能遗漏20世纪澳门现代文学的实绩，至于澳门文学的旧体诗词的创作，如何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旧体诗词的创作并联与得到进一步演绎与阐释，一如多数通行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样，本书也暂时将其“搁置”，而主要论述时段不长却能代表20世纪澳门现代文学状态与水平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澳门现代文学，即澳门汉语文学。（三）为什么强调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关于“80年代以来”的时段，被认为是澳门汉语文学起步与发展的阶段，这是事实。“澳门在80年代以前的文学活动并不活跃，但是一踏入80年代，澳门文学的发展就日渐兴旺起来了。”1476248其原因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偶然性与1981年10月澳门东亚大学的创立、1983年6月秦牧的到访有关。澳门东亚大学开办初期，已设有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的课程，学生组织“中文学会”开始活跃，提倡中国文化，积极创作，无论是在氛围，还是在创作队伍的准备上，对澳门汉语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1983年6月，秦牧访问澳门，与时任东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的云惟利博士，《澳门日报》总编辑李成俊、副总编辑李鹏翥等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大家认为澳门应该创办一份纯文艺的副刊。1983年6月30日，《澳门日报》始有澳门历史上的第一份纯文艺的副刊《镜海》，成为自那时以来澳门发表文学作品的主要阵地。《镜海》的影响，郑炜明有一个描述：在《镜海》版创立以后，澳门的各大报刊相对增加了刊登文学作品的比重，譬如澳门的《华侨报》、《市民日报》、《星报》、《正报》等等报刊，都辟有了副刊，一般是以刊登连载小说和专栏文章为主。同一时段，《澳门人周报》也开始有辟专栏刊登小说。另外有一份有澳门天主教教区青年牧民中心主办的刊物《活流》，也开辟了文艺专栏。而各类型的文学活动都活跃了起来。开风气之先者，应该说是《澳门日报》的《镜海》版，所以可称80年代的澳门文学为“澳门日报的镜海时期”。1476249及至1984年3月29日，《澳门日报》主办了一个港澳作家座谈会，韩牧在会上提出“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给当时的澳门文艺界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必然性则与政治的介入相关。1987年4月13日“中葡联合声明”签署，1988年1月15日中葡互换批准文件，澳门进入了为期12年的回归过渡期。此后，澳门迎来回归祖国的时刻并进入新的世纪。澳门回归作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着澳门文学的发展。澳门汉语文学受到政治的刺激是其得以发展的直接因素。客观上，“葡萄牙人在撤出这个城市以前，还是投入了不少资源，为寻求、建立澳门的独特文化，包括文学提供了物质条件”1476250，而在主观上，“建立澳门文学形象”与本土意识的想象诉求也有较大关系。其中谈论的话题涉及后殖民问题，例如在论及香港文学与后殖民的关系时，殖民中心瓦解的特征之一通常被认为是具有主体性特征的“香港意识”的觉醒，因为“殖民中心的瓦解还要触及另一个更加深刻的课题，即在殖民地出现了新的主体性，而这种新的主体性又是本土文化的产物”1476251。在相应的香港文学作品中，这种“新的主体性”获得了相当的想象与建构，例如西西的《我城》、李碧华的《胭脂扣》、黄碧云的《失城》等。相形之下，澳门文学的情况则无从说起，无论从文学创作的队伍、发表园地，还是观念形态，几乎是要从零开始，却又遇上了“横空出世”的“自我”要求，所以澳门汉语文学80年代的起步同时又是从“概念”开始的。这些概念既包括了社会制度概念、区域地理概念、与中心相对的边缘概念，自然也包括文学艺术的相关概念。这个时期的澳门汉语文学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还应包括“土生文学”的汉译作品。“土生文学”是指“土生葡人”以葡语写作的文学。关于“土生文学”的身份归属问题，因为其葡语创作而被归入葡萄牙文学或葡萄牙的海外文学也不无道理。但如前所述，不能静态地以语言来定义国别文学，要讲清哪一刻开始的美国文学创作不再是属于英国殖民文学的部分则须认真辨析。关于“土生”作者的自我身份，所谓“土生人”或“澳门人”（Macanese），实际上是归属于澳门这块土地的。如以题材、地方色彩以及文学风格而论，土生作品也不同于葡萄牙文学，“它的题材反映的是澳门，它的地方色彩显示的是澳门，而通过这些题材和地方色彩将作者的心灵、澳门土生葡人的心灵呈现在读者面前。那里看不到葡萄牙文学中所表现的‘葡萄牙生活场景’、‘葡萄牙人物画廊’，没有葡萄牙各时期的时代特征或社会思潮、没有葡萄牙诗人或作者所呈现的葡萄牙人思想和感情。从文学风格方面看，它同样具有不同于葡萄牙文学的某些特点。甚至，即使从语言本身来说，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土生作品，其创作语言使用的是‘澳门土语’（Patoa）”。1476252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土生文学都是澳门文学的当然组成部分，同时也不排斥其为葡萄牙“海外文学”的一部分，然而随着澳门的回归，它也同时应该被看作是中国文学中非汉语写作的特殊构成部分。它所讲述的澳门故事，其受众主要是澳门华人读者，因此，80年代以来的汉译土生葡人作家作品，如飞历奇的小说、江道莲的小说，都在澳门华人读者以及评论中得到了强调与肯定，以至于说起80年代以来的澳门文学，飞历奇总是被看作一个典型代表。因此，汉译土生文学作家作品，理应在80年代以来的汉语文学作品中得到检视。紧跟着的一个问题是澳门汉语文学的作者的问题，“土生土长的，当然问题不大”。“难道曾在澳门住过一段时间，著作过颇多重要文学作品的如屈大均、汪兆镛等等，都不能在澳门文学史上占一席位吗？”“正如香港华文文学史的学者，就从来不会否认茅盾、萧红等等对香港文学的贡献一样。”1476253因此，迁徙、移居、逗留澳门而写作关于澳门的作者，都应该视为澳门汉语文学范围内的作者。这种情况在数世纪的澳门诗词作者中尤为明显，被贬黜与流放的官员、迁徙的文人以及僧人所居停澳门而留下的诗篇就属于这种情况。至于作品的内容，澳门作者的创作内容则并无限定是否与澳门有关。“80年代以来”在时间上还溢出了20世纪的概念，确实，本书所论述的一些作家作品来到了21世纪的头十年，不过正如前述讲到的旧文学的“惯性”一样，我们可以在新文学的惯性上理解20世纪澳门文学的这一“惯性”，不论是补充，还是将“故事”讲清楚，本书将之视为一种必要而加以实践。（四）在关于20世纪澳门文学几点认识的陈述基础上，结合80年代具体的文学问题的发生，本书主要以问题的形式来开展20世纪澳门文学的研究。首先是文学发生的文化场域的理解问题，即不论是澳门旧体诗词的绵延还是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20世纪澳门文学总是要回答或回应中西文化的“共生关系”的问题。因此，关于文化场域形态的描述，几百年来的古体诗词是如何记录与反映的，当下澳门人是如何认识的，这是本书要探寻的中西文化积淀对过去、对现在以至将来的文学创作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显性的影响与隐性的影响都离不开这个场域。因此，在第一章中，关于“交流”与“交汇”、地理诗学、殖民书写的认识问题，包括抗日战争时期澳门这个“孤岛”所演绎的一个人的抗日传奇并置一处，借此对澳门文化生态作一描述，使我们对20世纪澳门文学所承接的人文的、自然地理的“遗产”有一个认识，对澳门文学的场域有一个体会。第二章主要描述20世纪澳门新文学迟迟降临的情状与问题。对于未可预约的与大陆新文学的发生不能跟随其后的情形给予必要阐述，从文学的格局、作家队伍的聚散以及日常生活之“无事”状态加以说明。第三章开始，认同韩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文学驱动机制，对澳门文学进行包括“挖掘”与“发展”两个方面的努力拓展给予探讨。第三章以“记忆”的主题形式对“土生”代表作家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亦此亦彼”的“澳门性”等给予陈述。澳门汉语文学始终有一个面对过去历史与中西文化交汇的问题，也许这些背景式的东西，在近二十多年来并没有见出其对澳门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但是这只是现代澳门汉语文学的初期阶段，以后的创作也尚未可知。第四章、第五章到第六章，重点讨论刊物、作家、“澳门文学奖”等。以“概念”的主题形式阐述现代澳门汉语文学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精神动力所在，以及在相关形态中的摸索与成绩。这个部分主要是抓住从澳门回归过渡期开始文学探索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正是这些作家作品构成了“80年代以来”澳门汉语文学的内涵。以“日常生活世界”为主题的形式则阐述现代澳门汉语文学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情爱故事，这个部分主要是对有代表性的报刊连载小说作者的作品加以描述，借此说明澳门汉语文学的“没有大事”的特征。记忆、概念以及日常生活世界这三方面的梳理，是笔者在80年代以来的澳门汉语文学的阅读中所体会的主要内容。实际上这三个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所以这样表述，一是这三者应和20世纪80年代澳门汉语文学在澳门回归前后的主要节奏点；二是方便相关问题的集中阐述。希望通过这样的描述与阐释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澳门汉语文学做出一个有整体考虑又有针对性研究特点的研究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