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阐释”和如何“阐释”一直是困扰人类的一个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用“洞穴”寓言就展现了“阐释”的困境：让我们想象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象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在洞外上面有一条路。沿着路边已筑有一带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接下来让我们想象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它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说话……火光将这些物件的阴影投射到对面的洞壁上，囚徒们便通过这些阴影和背后发出的声音来辩别这些东西。久而久之，他们习惯成自然，以假当真，把阴影当做实物。［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6页。柏拉图通过对洞穴中囚徒处境充满睿智而又寓意深刻的描绘，形象地表达了人类处境中认识的局限性：人总是为事物的假象所蒙蔽而看不到事物真相，只有从这种处境中挣脱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虽然柏拉图洞寓的目的是突显他的教育观和哲王之治的思想，描绘的是人类认知过程中的普遍困境，但我们如果把这一寓言视作一个文学问题，那突显的又何尝不是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问题——阐释的必要性及其困境这一理论难题。如洞穴囚徒般的读者阅读所见是不是把阴影当实物？如何才能越过矮墙的屏障，见到洞穴外面真正的太阳呢？谁才是使洞穴囚徒得以解救的真正力量呢？解救者和被救者之间的中介是什么？当然，以柏拉图哲学理论之精深，做这种简单的比附是极其危险的，难免会流于浅薄而贻笑大方。但是，即便以文学比附哲学是一种“误读”，也自有其道理和意义。无论如何，自人类诞生始，能否有效阐释及如何阐释的问题就如影随形地成为一个理论问题，文学这一艺术样态出现后，“阐释”问题就成了文学话语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从西方文论的发展历史来看，在古希腊时代诠释《荷马史诗》的语文阐释学和解释宗教经典的神学诠释学的基础上，西方文论史上汗牛充栋的理论著作或多或少地都回答了如何认识和阐释文学的问题，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布瓦洛的《诗的艺术》、维科的《新科学》、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泰纳的《艺术哲学》、歌德的《歌德谈话录》、弗莱的《批评的剖析》、什克洛夫斯基的《作为手法的艺术》、英伽登的《论文学作品》、海德格尔的《林中路》、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维姆萨特、比尔兹利的《意图谬见》《感受谬见》等，无一不涉及如何“阐释”文学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70年代，现代阐释学的兴起更是让“阐释”成为具有完整学术体系的方法论和理论流派。经过施莱尔马赫、狄尔泰、赫斯到伽达默尔的学术建构，阐释的循环、解释的有效性、成见、视域融合等一系列理论话语对当下的学术研究依旧发挥着作用。从中国文论的发展历史来看，在对《诗》《骚》等古代文学经典的阐释基础上形成的一套独特的阐释思想和方法，也在以中国独有的视角和方法在回答如何认识和阐释文学的问题。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叶夑的《原诗》等，这些蔚为大观的论著，也都是在回答这一问题。在各自的理论道路上前行的中国和西方，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并行不悖地回应文学何为及其如何阐释等相关问题。然而，自晚清以来特别是“五四”之后，西学东渐的浪潮逐渐地让这两条平行发展的道路出现了偏斜，西方话语和文论体系成了一种霸权话语渗透到中国文学研究的每个角落，成为一种显学，而中国传统的文论话语资源则日渐衰落。远的不说，就说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流行的术语不是风骨、养气、隐秀、别才、意趣、妙悟、神韵、性灵，而是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新历史批评、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理论话语的自觉性和熟练程度上远超对本土理论话语的掌握和使用。这种畸形繁荣不是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忧虑和反思，他们开始寻找自身的内部原因去讨论中国文论为何“失语”及其出路。不论是钱钟书的中西互证互释之说，张隆溪的中西互证互补之说，还是叶维廉的融西于中之说，抑或是叶嘉莹的借西释中之说，均是在反思中西文论之间的关系。这些学说试图找到一种中西合璧的理论出路，但无疑对西方文论话语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本弊病未能予以充分的阐释。与从中国文论自身来找内部原因不同，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深入思考出现上述情况的外部原因，即从西方文论本身去找寻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张江教授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用力颇深并有独到发现的一位。张江教授用“强制阐释”来总结和概括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以及对中国文论形成压倒性倾轧的根源，无论是“场外征用”“主观预设”还是“非逻辑证明”“混乱的认识路径”，都切中要害，准确地找到了症结之所在。张江教授的《强制阐释论》甫一发表，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国内近些年思考如何破除西方话语霸权和重构中国理论话语的一篇力作，它一定会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因此，《文艺争鸣》特意在2014年第12期上转载该文，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理越辩越明，道越论越清。没有激烈的思想交锋，没有学界群策群力的补益，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就无法真正深入。为了让这一理论话题有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文艺争鸣》杂志社先后于2015年1月和7月主办了两次“强制阐释论”理论研讨会。两次会议邀请了五十多位国内学界一流的学者与会，这些学者涵盖了古代文论、西方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多个领域，范围之广，讨论之深，交锋之烈都是罕见的。通过这两次会议的热烈讨论，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反思西方文论弊病和重构中国文论话语的高潮。《文艺争鸣》杂志也在2015年全年开设了有关“强制阐释”的讨论专题，一共用了12期的版面让这一理论问题的讨论得到延续和深化。本书所选的三十多篇文章，是《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至第12期所刊发的有关“强制阐释”讨论的论文。这些文章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剖析西方文论的理论弊病；二是反思中国文论话语存在的问题；三是反思和补充“强制阐释论”的相关说法；四是重估中国文论话语的理论资源；五是从具体文学研究现象入手为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提供思路。这五大方面基本涵括了“强制阐释”这一理论话题的各个层面的问题。这些文章发表之后在国内学界反响很大，《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权威期刊都有转载。我深知，要整合中国文论的话语资源，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非一日之功、一时之力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个杂志或者几次学术会议就能解决的。这一理论问题体系宏大，精深超妙，需要几代学界同仁耗费诸多的精力才可能成功。但是，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文艺争鸣》虽然力量微薄，但甘当“毫末”和“累土”，愿意为中国的学术研究的兴盛和繁荣服务，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发挥好平台作用，全心全意地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是为序。王双龙2016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