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经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当我的弟子蒋达勇邀请我为他这本书作序的时候，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孔夫子这句话的寓意。虽然本人不是什么学界名流，我所作的序不会给这本书增添多少光彩，但是，我相信，这本书本身已经具有许多闪光之处，认真的读书人一定会从这本书中产生许多共鸣与思想深处的默契。毫无疑问，达勇君是我的得意弟子之一。在师从我做硕士研究生期间，他勤学善思，问题意识敏锐，对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具有浓厚的兴趣。我们师生二人经过多次讨论交流，提出了“制度过密化”对村民自治发展的影响、反向民主对农村治理绩效的影响等学术观点，相关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在自己的学术努力初步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与肯定之后，达勇更加坚定了追求真学问、踏实做学问的信念。正是在这样一些充满生命朝气与思想活力的后生们的推动下，我自己在学术上一直不敢懈怠，也从中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意义。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由于在大学发展规划部门和借调教育部工作的经历，达勇对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问题有了比较丰富的直观认识。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如何完善中国的大学治理？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在博士研究生阶段，他选择了从政治学、公共治理和高等教育管理相结合的角度研究现代大学治理这一议题。本来，他的初衷是按照“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借鉴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民主的一些理论与经验，研究大学内部的基层民主与治理，也在这一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他不满足于学术上的故步自封，有一种超越自我的勇气。最后，他选择了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大学治理问题。经过努力，终于在这个新的领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说，这部名为《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大学治理》的著作，是一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力作，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研究为现阶段我国政治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我们知道，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命题，迅速受到政治学者的追捧，现代国家建构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国内政治学界，研究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是从民族国家建构、民主国家建构等宏观角度切入，还有的学者从政党与现代国家建构、社会整合与现代国家建构、基层治理与现代国家建构等中观、微观角度切入。然而，在中国，一个值得关注与思考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大学发展几乎是同时起步、密切关联的，二者在百余年的历史风雨中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互动关系。因此，将大学治理纳入现代国家建构的范畴之内，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来思考大学的治理变迁，是一个新颖而又独特的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政治学界尚不多见。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完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并已经纳入国家政策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在这一背景下，开展中国特色现代大学治理研究，可谓于恰当时机在理论与实践交汇处找到了一个具有价值的重要命题。该书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在对大学作为国家与社会的公共空间、国家与大学嵌入与拒斥的互动逻辑、国家与大学互动的逻辑进路进行理论构建的基础上，重点对近百余年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之间互动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从功能、结构和过程三个维度对当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的实践逻辑进行剖析，运用多个具体案例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进行了扎实的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该书就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国式道路、国家与大学关系的角色调适以及完善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的现实进路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理论层面来看，该书体现了对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作者从近百年来中国的历史情境出发，梳理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西方现代国家建构的共性内容与个性差异，揭示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特殊模式与演进逻辑。这一研究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同时，作者着力打破此前单一从教育学和管理学的视角研究大学治理的学科樊篱与界限，将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迁移运用至现代大学治理领域，这种研究，无论是对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的扩展，还是对于现代大学治理研究的深化，以及对于多学科交叉研究路径的探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从实践层面来看，本书的核心思想高度契合当代中国大学治理的现实需求。该书紧紧抓住“现代大学制度无不深受国家政治权力的影响和塑造”这一关键问题，借助对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分析，提炼和概括出国家权力与大学治理之间的互动机制。这种基于现代国家和现代大学治理深度关联的实践性研究，对于当下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中国现代大学治理，构建既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又符合大学自身规律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综观全书，我认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值得肯定：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该书突破了现有大学治理研究主要局限于教育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窠臼，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致力于阐释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之间互动的历史、机制和进路。这一视角对于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大学治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走向大有裨益，也会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该书将宏观历史考察同微观案例分析有机结合，着力聚焦不同时期国家与大学的关系，并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度阐释与细腻分析。这种聚焦一个问题，采用多种方法进路，整合多个学科维度的研究，无疑有助于对问题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把握，这种历史主义同实证主义的有机结合是一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三是学术观点的创新。基于对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与大学治理历史与现实的深入分析，该书提出了一些具有深刻洞见的新观点，例如：对于清末现代国家建构与现代大学成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共同而生”、“外部嵌入”以及“现代躯壳”与“传统内核”缠绕交织的观点；对于民国时期大学繁荣原因的分析，提出了“弱国家”为大学自治提供发展空间的观点；对于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大学放权——控制实践逻辑的揭示，作者认为，与西方现代国家建构和大学治理相比，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出一种“反向建构”的独特路径，无论是现代国家建构还是现代大学治理，都深深地体现出强大政党引领和嵌入的政治特色。此外，作者还指出，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总体上将呈现“强国家—强社会”良性合作的趋势，因此，大学治理的变革应该顺应这一趋势做出积极的调整与回应，扮演积极的角色。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体现了作者的深思熟虑与良苦用心。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在年复一年的教书育人中，不知不觉走进知天命的人生阶段。尽管自己年少时期就选择了以学术为志业，曾经豪情万丈地宣称要为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而努力，提出过种种宏大的设想与主张，但是鉴于才识有限，至今学术贡献不甚了了。而当看到自己的弟子们一代代成长，思想的羽翼日渐丰满，生气健旺，也感到由衷的欣慰。是为序。王金红2014年2月26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