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现代中国始终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处于相应的转型状态。其中又可区分为以追求独立、解放为主线的“革命文化”阶段和追求富强、文明为主线的“建设文化”阶段。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革命文化”并没有随之结束，而是转换成“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拨乱反正”的旗号，一直延伸到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直到90年代后，中国社会才真正逐步进入了由政治本位到经济本位、由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将崇高与世俗兼收并蓄的“建设文化”状态。在这样的时代文化整体格局的基础上，中国文学从90年代到新世纪的前10年间，同样处于一种以社会与文化转型为基础的、向新型文学生态与审美格局演变的过程中。有鉴于此，如果从中国文化由“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型的高度，将文学创作与文化嬗变结合起来，将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终结与转型的状态，和21世纪前10年新型文学面貌与审美格局逐渐形成的阶段，作为一个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历史进程来加以考察，并以“跨世纪文学”的概念来统驭和界定，也许能够更准确而深入地揭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价值内涵、审美文化特性及其所具有的历史与文化意义。在对于新中国60年文学的研究中，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和术语。比如“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和“后新时期文学”1493211、“无名时代的文学”1493212、“多元时代的文学”以及“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等。这些概念所获得的学术认同度各不相同，也各有其历史与逻辑的合理性。但总体看来，其中既存在着划分过于琐细的局限，又在置于“革命”或“建设”属性的时代文化格局的整合性学术观照方面体现出某种欠缺。即以对于90年代以后的文学而论，一方面，不少相关的概念与命名其实只是文学评论界的研究者们根据社会文化环境和文学创作某种嬗变的萌芽提出的对于一个历史阶段开端的预测，而不是对一个定型的历史时期的归纳与总结，作为严谨的文学史概念来使用，尚需仔细斟酌；另一方面，从客观的历史事实来看，90年代文学和新世纪文学虽然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共名”状态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两个阶段内部却有着明显的历史连贯性，并未出现可划分为两个不同时期的显著标志，而“后新时期文学”、“无名时代的文学”等概念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基本上特指20世纪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的概念则将90年代文学同“新时期文学”一样排除在外，结果，这些概念就使得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前10年间的文学因为理论的考察与判断，反而形成了一个“断裂”。正因为如此，在新世纪的文学格局已基本确定、文学面貌已较为全面地展开之际，我们在回顾整个新中国文学的基础上，重新理解和阐释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前10年的中国文学，就显得很有必要。“跨世纪文学”这一文学史阶段划分的理论构想，基本思路是根据20世纪最后10年和新世纪前10年的中国文学确实存在紧密内在联系和历史逻辑统一性的客观事实，突破学术界已有研究中各种既成的研究框架和学术概括，从文学发展与时代文化整体格局关系的角度，以整个社会文化由“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型的客观实际为历史和理论基础，来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多元探索和追求“文学盛世”的努力，进行一种审美研究与精神文化考察相结合的学术阐释与价值评判。二认识和界定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首先需要对这一时期的基本格局和总体态势具有一种宏观的把握。“跨世纪文学”历时20余年，随着社会的转型、文化的变迁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势所必然地会形成众多影响巨大而意义深远的现象。文学思潮方面，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前期以“百年反思”为代表性思路的长篇小说热和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世纪出现了秉持批判立场的“官场小说”热和理论界首倡而渐成气候的“底层写作”现象。这些创作思潮或者自成气候、或者存身于头绪纷繁的多元文化景观之中，均显得引人瞩目。创作类型方面，城市文学的兴起、“官场小说”的畅销和“青春写作”、“网络写作”的泛滥，也引起了从文坛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作家队伍方面，新时期文学是“五七族”1493213作家和知青作家共领风骚；90年代以后，“五七族”作家逐渐退场而由知青一代作家挑起了“大梁”，“60后”、“70后”乃至“80后”作家或“写手”则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姿态迅速登场。这种种现象确实为学术界提供了多层次、多侧面、多视角地进行归纳和解读的可能性。研究思路的形成应当取决于研究视域和学术聚焦点的选择。如果从中华民族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国文学由“革命文化”为主导的20世纪向以“建设文化”为基础的21世纪转型的高度出发，将作家、作品和读者同时作为考察对象，将文学发展态势审视与时代文化思潮考察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跨世纪文学”存在以下几种值得充分重视的代表性现象。从时代文化整体格局的角度看，“跨世纪文学”最值得关注的，当属立足还原型审美立场的历史文学的异军突起和持续兴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历史文学并不发达，仅有鲁迅的《故事新编》等短篇小说、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形成重要影响。姚雪垠的《李自成》开创了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文体范式，80年代前期中国文坛又出现了一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热，从此，长篇历史小说成为历史文学的代表性文体。80年代中后期，凌力超越阶级斗争思维、以文明进化为思维基础的《少年天子》问世；90年代发表并形成巨大影响的，则有唐浩明的“近代史枢纽性人物”系列作品《曾国藩》、《杨度》、《张之洞》，二月河的“落霞系列”作品《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刘斯奋的《白门柳》等；新世纪以来，熊召政的《张居正》、孙皓辉的《大秦帝国》等作品也获得了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少年天子》、《白门柳》、《张居正》还都获得了全国长篇小说最高奖“茅盾文学奖”。与此同时，各类标榜“正说”或“戏说”、艺术质量良莠不齐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层出不穷，与长篇历史小说相呼应，有力地扩大了历史文学的社会文化影响。总体看来，这一时期历史文学最为重要的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的深广发掘和写实性再现，在当代文坛盛行的西方文化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之外，成功地建构起了一种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话语，从而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文化格局。从作家队伍及其精神建构的角度看，“跨世纪文学”最为重要的现象，应为知青作家群在中年时代、也就是90年代的精神分化。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文坛，知青一代作家无疑是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硕、思想最具影响力的作家群体。但在80年代作为一个作家群的精神人格风貌鲜明地体现出来之后，知青作家们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又迅速地在思想和精神上“各奔前程”。于是在中国文学“跨世纪”的过程中，一方面，具有“知青”身份的单个作家，如王安忆及其《长恨歌》、张承志及其《心灵史》、韩少功及其《马桥词典》、史铁生及其《我与地坛》和《务虚笔记》等，显示和代表着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实力与水准；另一方面，不同的“知青”作家之间，精神风貌却又千差万别、迥然不同，而且其思想路线和精神境界均具影响时代文学与文化格局的重要意义。所以，知青作家的精神、心理特征及其中年时期的蜕变，实属我们不得不加以深入研究的一种极具分量而内蕴丰厚的文学与社会文化现象。从审美文本的角度看，“跨世纪文学”以90年代的“百年反思小说”最具思想文化影响和审美价值，而以新世纪的“官场小说”最具“读者缘”和图书市场效应。“百年反思小说”创作形成了足以与中国新文学百年历程中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相抗衡的优秀作品群。尤其应予注意的是，其中虽有王安忆的《长恨歌》、成一的《白银谷》、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城市、工商题材的厚重之作，但更多作品的“百年历史反思”，却是立足广袤中华大地的“乡土世界”来展开的，从90年代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到新世纪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莫言的《生死疲劳》等，名篇力作堪称层出不穷。而这类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实际上是属于“农村题材”创作领域。早在“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创作就出现了展开历史叙事的《红旗谱》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业史》、《山乡巨变》等经典作品，从《红旗谱》到《白鹿原》，从《创业史》、《艳阳天》到《生死疲劳》，“十七年文学”的农村题材创作与“跨世纪文学”的“百年反思小说”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所以，“乡土”、“农村”题材的“百年历史”叙事因为既具深厚的当代文学与文化基础，又取得了坚实而重要的创作实绩，完全可以作为“跨世纪文学”审美价值的代表。“官场小说”是由20世纪90年代末王跃文的《国画》开创叙事模式而“走红”于新世纪图书市场的一种创作现象，其世俗化的审美焦点和商业化运作的传播路径，也都是基于新世纪的新型文化生态。“官场小说”对于当代中国“政界”生活的描述，实际上与80年代的“改革小说”和90年代以来的“主旋律作品”，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官场小说”的批判性价值立场，则似乎回归了19世纪欧洲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和20世纪初中国文学的“谴责小说”乃至“黑幕小说”的创作传统，因此与“改革文学”、“主旋律文学”的价值立场形成了巨大反差。换言之，“官场小说”实乃蜕变于讴歌型的“改革文学”，又因其批判和讽刺立场而大行其市。“官场小说”本质上是一种标榜批判性社会文化立场、却以娱乐和消遣为首要职能的审美文化景观，但这类创作既有广阔而热烈的社会接受效应，又有鲜明的社会文化生态表征意义，更蕴藏着丰富而复杂的审美文化渊源，因而在“跨世纪文学”中同样具有难以被替代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这种种现象从文化底蕴、主体精神、审美价值和社会接受效应等多个层次与侧面，有力地支撑起了“跨世纪文学”的审美格局。它们之间既矛盾冲突、此起彼伏又对话交流、对照映衬的状态，则显示出“跨世纪文学”多元共生的创作态势和审美风貌。三基于这样的角度对创作态势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跨世纪文学”在审美文化属性层面，表现出以下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跨世纪文学”在审美意蕴建构方面，表现出多向探索、精神跨越的基本特征。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文学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这种多元发展，同时也是一个多向度的精神跨越、审美深化的过程。具体说来，“主旋律文学”方面，80年代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柯云路的《新星》、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改革小说”往往通过揭示体制弊端、彰显“强人”铁腕和披露改革困境，显示出一种呼唤体制变革的思想激情；90年代后张平的《抉择》和《国家干部》、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和《中国制造》、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和《省委书记》等作品，则以全局性把握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为基础，直接高扬起以“反腐败”为核心的社会现实批判的旗帜，思想主题显示出一种从激情呼唤向深切批判的跨越与转变。“官场小说”方面，80年代后期刘震云的《官场》、《官人》、《单位》等“新写实”笔法的中短篇小说，意在惟妙惟肖地勾勒凡俗之人在权力网络中卑微、无聊、尔虞我诈的日常生态；“跨世纪文学”时期，王跃文的《国画》和《苍黄》、阎真的《沧浪之水》等优秀“官场文学”作品，则以对官场生态细致入微的描摹为基础，从人生品质蜕变、精神心理困苦、生命意义迷茫等多个层面，成功地刻画出种种中国官本位社会生态中典型的人生命运与人格标本。在批判性反思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80年代以审美解构为叙事旨归、以意义虚无为根本判断的“新历史小说”，和90年代以来具体、实在地展开百年历史沧桑及其矛盾与创痛的“百年反思小说”，相互之间艺术内蕴的厚重与结实也不可同日而语。这各个方向的审美探索及其历史嬗变均显示出，“跨世纪文学”在多向探索的精神趋势之中，确实包含着在既成艺术思路的基础上极富精神跨度的境界拓展与审美深化。其次，“跨世纪文学”在审美资源发掘方面，体现出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特征。“跨世纪文学”对各种审美资源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特征，在精神文化思路的选择方面体现得最为鲜明。在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发展历程中，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寻根文学”乃至“新历史小说”，都存在着价值立场和话语基点单一性的特征。“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命名本身，就是“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深刻地涵盖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走向，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问题的制约”1493214的具体表现，所谓“共名时代”，此之谓也。“现实主义精神的恢复与深化”、“理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等理论口号对于审美内容的导向，“意识流小说”、“寻根文学”对于意识流和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分别借鉴，实际上也是思想和艺术走向单一性的典型例证。而在90年代后“跨世纪”的文学创作中，从莫言的《檀香刑》、铁凝的《笨花》、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等各类近现代历史反思类作品，到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蒋子龙的《农民帝国》、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等当代生活审视类文本，直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范稳的《水乳大地》、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等以“边地”生活、“边缘”文化为审美重心的创作，这些作品审美内蕴的建构都不再依傍单一的精神文化话语、不再囿于特定的社会价值立场，而往往以对中国社会历史本相的丰厚揭示为艺术旨归，将西方文化、中国当代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和中国传统乃至民间文化的各种审美资源融为一体，在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基础上自创新境。再比如“官场文学”，虽然从价值立场、审美重心到艺术笔法都构成了对80年代“改革文学”的颠覆，但二者关注现实政治生活的热情、注重作品社会性内涵的审美视角等方面，却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同一性。在本来可以“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1493215的文学创作领域，这种审美兴奋点和艺术敏感区的同一性，正是“跨世纪文学”创作将具有审美文化同类性的文学传统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结果。最后，“跨世纪文学”在历史演变趋势方面，呈现出艺术形态丰富性与文化精神不成熟性相交织的特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十七年文学”仅有现实主义范畴的“农村题材”、“军事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少数民族”题材等几类创作显得活跃；“新时期文学”虽然思想主题不断演变、审美境界不断突破、艺术手法不断探索，整体创作主潮却显而易见。“跨世纪文学”则与此不同，一方面，各种思想立场、题材类型、审美境界、艺术技法的创作“众体皆备”，均有相当精彩的作品出现，形成了众多新的审美形态。另一方面,“十七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审美境界与叙事范式，在“跨世纪文学”的创作中也时有引人瞩目的佳作名篇出现。刘白羽的《第二个太阳》、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等作品，就属于典型的“十七年文学”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思路。老鬼的《血与铁》、潘婧的《抒情年代》、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等作品都遵循着80年代“伤痕文学”的审美路向和叙事模式，不过艺术形态显得更深入、更精致或更原生态而已。李洱的《花腔》则堪称“新历史小说”的思辨色彩、叙事策略和“百年反思小说”的历史实在性有机融合的典范之作。这种艺术形态的丰富性，使“跨世纪文学”表现出一种多种审美形态并行不悖、各种价值资源多元共生的审美文化景观。也正因为如此，学术界才出现了“多元的文学形态”、“无名时代的文学”等说法。但是，“跨世纪文学”领域又从诸多方面表现出文化精神的不成熟性。不少确具独特价值含量也获得了广泛关注的作品，均因其审美价值取向，导致了褒贬不一、反差极大的评价。从贾平凹的《废都》、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到王跃文的《国画》、莫言的《檀香刑》，莫不如此，不少作品甚至形成了带有“事件”性质的争论。而大量被“媒体评论”推崇为“经典”、“大师”、“高峰”的创作，一经进入具体文本的深入考辨，很快就显示出审美境界和艺术价值均不过尔尔的平庸之态，难以经受多方位的推敲与检验。即使是“茅盾文学奖”这种严肃、规范而相对权威的文学评奖，一旦面对“走红”于图书市场或“火爆”于网络世界的“官场小说”、“盗墓小说”之类作品的挑战，也显得捉襟见肘，既屡屡未能具有说服力地解释何以这类作品难以得奖或入围，又往往难以对获奖作品给出富有理论深度的研究与评价。更具全局性影响之处还在于，不少的创作立意纠正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时弊，却往往矫枉过正，甚至步入了“邪祟”与“病态”的审美文化境界。某些立意摆脱意识形态束缚而“走向民间”的创作，实际上是走向了民间的“藏垢纳污”1493216之处；某些力求回归中国传统审美境界的作品，实际上是回归了传统审美文化的陈腐趣味。这种种现象说明，“跨世纪文学”虽然思路活跃、类型丰富，实际上却又众体杂陈、良莠不分；而且许多文学观念自身都存在着局限性；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还出现了许多看似辉煌的“幻景”和貌似正道的“歧途”。结果，在整个时代文学的格局中，各种文学观念及其相应的艺术类型之间，既无法形成价值共识，也无法合理而充分地解释相互间的差异。各种大相径庭的判断纷纷出现，也就在情理之中。综上所述，“跨世纪文学”处于一种已突破各种固有的审美与文化模式，却尚在走向成熟的历史过渡性状态之中。这种历史过渡性状态，正是中国社会从20世纪的“革命文化”向21世纪的“建设文化”转型在文学领域的表现。相对于政治本位的一元化、“一体化”文学状态，“跨世纪文学”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文化进步。但与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谋求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相比较，“跨世纪文学”的过渡性状态却明显地存在着不匹配、不适应之处。因此，在21世纪以“建设文化”为基础、以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为目标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确立怎样的审美文化方向与路线才能使未来的文学创作更为雄健地发展，乃是摆在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界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四基于以上认识与思考，本书拟以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现象和问题为研究对象，来考察中国文学在“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转型过程中的这种“跨世纪”状态。全书的篇章结构从创作态势和审美问题两方面展开。第一章到第五章，选取知青作家的精神蜕变、历史文学的古今对接、农村题材的艺术深化、官场小说的价值含量和文学批评的学理境况五个方面，对“跨世纪文学”的代表性现象，进行宏观考察和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剖析与审视。第六章到第八章，则从现实题材创作的意蕴建构、历史题材叙事的审美意识和文学全局的精神走势三个方面，对“跨世纪文学”进行一种现状审视和价值思辨融为一体、问题揭示与方向指引兼而有之的总体把握。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本书的学术思路力求体现以下方面的特色：第一，整体思路方面，突破学术界各种既成的研究框架与学术思路，以“革命文化”向“建设文化”的转型为社会文化基础和背景，使用“跨世纪文学”的概念及相应的框架，将20世纪最后10年到新世纪前10年的文学，作为一个从多元探索向追求“文学盛世”演变的统一历史进程来观照。同时坚持独立的思想立场，适度运用某些思想理论，但不依傍中外任何单一的理论和思想体系，一切以对象的客观存在为依据，力求在研究中形成一种基于历史发展全局的辩证性与批判性。第二，章节构架和具体论述方面，以民族精神文化发展是一个多元的、渐进的历史过程为认识基点，以“转型”和“演变”为思维聚焦点，来发掘、阐述各个具体领域前沿色彩和问题色彩浓厚的核心论题，将全局性剖析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既肯定各种文学现象在探索过程中的种种具体成就与突破所构成的艺术“胜景”，又深入揭示其中因处于发展过程必然存在的局限和对时代文化全局缺乏深刻把握而导致的种种精神“歧途”。力求以学术内涵的结实、透彻与突破性来达成研究的学术厚度、学理深度和思想高度。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坚持论从史出、而又以论驭史的原则，力求把理论形态与历史形态、审美解读与社会文化认知、精神辨析与价值基础探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文本分析和超文本考察整合研究的学术范式。本书的根本研究意图，是以适应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为价值旨归，史论结合地辨析中国文学“跨世纪”历程的演变特征、文化逻辑、价值得失及应予提倡的未来发展方向，从而使研究兼具学术探讨的理论价值和启迪创作的实践意义，为中国文学在21世纪的雄健发展提供一种符合审美规律与文化逻辑的理性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