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欧美学界异军突起，给当代文学批评带来了一股新鲜强劲的思想潮流。至今这股潮流仍然汹涌不绝，不仅搅动着西方各国，而且波及中土，给中国文学批评界和思想文化领域以不少影响。这种影响首先体现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代表人物及其著述在中国学界的广泛译介和传播，以及大量研究性论著的发表和出版。仅我所在的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近年来先后有6篇博士论文探讨中外女性主义文学问题，直接研究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就有4篇。由点窥面，可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也已成为中国学界一个不可小觑的热点。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由赵思奇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为上述4篇博士学位论文之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西方于19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深入到文化、文学领域之后的思想呈现，与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第二次女权运动相伴随。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了英美和法国各有其不同代表人物和理论特色的两大批评派别。在英美一派中，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构成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她们在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倚重的性别视角之外又引进种族视角，把“承认黑人妇女创作中性政治与种族政治和黑人妇女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分离的”（芭芭拉·史密斯语）作为最基本的理论出发点，丰富和拓展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蕴含。而在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贝尔·胡克斯又是一个极为显赫的人物。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文化批评家、教育家、作家、诗人，也是当今美国最重要的黑人公共知识分子、西方后殖民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她不仅著述丰厚，而且思想具有挑战性，其不少著述都被西方专业人士评价为是“有洞察力、智识高超、引起思考”的成果。因此，将贝尔·胡克斯的女性主义思想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极有意义，这不仅有助于学界更好地了解和把握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和理论全貌，而且对于研究者磨砺自己的思想锋芒、锻炼自己的致思能力也大有裨益。须知，不敢与学术高手思想大家进行交流甚至过招的研究者终究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在赵思奇的研究之前，国内已有一些贝尔·胡克斯论著的翻译和介绍，对其女性主义思想也有不少涉及或者专门研究的论著和博、硕士论文。然而，总体来看，与其丰厚多量的著述相比，译介还远远不够，研究也欠缺全面系统之作，这自然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难度。好在硕士论文写作时，赵思奇就选择了女性主义批评方面的题目，有一定的学术积累作基础。读博期间她继续将研究触角探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选定毕业论文题目后，便心无旁骛地投入论文写作之中，遇到困难也不退缩，表现出了敢于攻关的学术勇气和良好意志品质。记得她的博士论文在匿名外审和答辩时均得到专家们的好评，应该说是较好地完成了预定的研究任务，收获了一颗属于自己的甜美果实，为三年博士求学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就论文本身的写作而言，赵思奇的研究至少有这样几个值得肯定的方面：一是大量地引用了没有译介过来的第一手英语文献，比以往的一些研究增加了新的材料，相应地也就将其研究置于更为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显示出严谨踏实的学术作风，与某些浮躁虚空的研究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二是紧紧围绕贝尔·胡克斯作为一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黑人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从黑人女性写作、黑人女性文学传统、黑人女性形象批评、“姐妹情谊”观以及黑人两性关系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和系统地分析阐发了其文学批评观念，彰显出一位集种族、性别和阶级三位于一体的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思想风貌。三是将贝尔·胡克斯的女性主义批评思想置于西方历史文化，特别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具体背景和脉络之中，对其相关文学思想的建构语境与建构策略做了贴近语境和对象的梳理与辨析，揭示出胡克斯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尤其是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发展中的独特理论贡献，同时对其将主流话语和非主流话语、标准英语和美国黑人口语交织融合在一起，力图打破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疆界的对话体批评方法给予充分关注和高度评价。四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和立足本位的学术立场，对贝尔·胡克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特色、启示和局限做了清晰明确的总结和评判，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胡克斯的学术与思想，也为后续的研究勾勒提示出了学术对话与争鸣的理论节点和疑难性问题。对以上几点，相信用心的读者能有真切的体验。以往，我始终认为自民国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女性在选举、教育、就业等各个领域的公民权利均已获得法律保障，因此中国不存在形成女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的社会基础，进而也对西方女权主义思潮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传播究竟具有多大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心存怀疑。近期内重新翻阅赵思奇的这篇论文以及受老家族人之托为续修的《齐郡谭氏族谱》作序，使我的上述观念有所改变。在搜检浏览各种族谱时，我发现无论古代还是当代的族谱都是以男性传人记录家族世系的，家族的女性无论社会贡献和名声有多大，都只附记在男性配偶之下而且不能作为一个家族的独立分支出现在谱系列表单元中。这不正体现着男尊女卑的传统男权思想和文化意识对女性的遮蔽吗？思想和文化是积淀在民族精神的内在机理和深处的东西，数千年来统治两性关系的男权思想的确不见得会在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中就轻易被驱除殆尽。父亲对家庭的绝对统治曾对贝尔·胡克斯女性意识的生发和女性生存命运的思考产生过重要催化作用，其实在今天的中国，类似于贝尔·胡克斯那样的家庭人际关系和生存体验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更不用说女性在受教育、就业中遇到的那些实际困难了。所以，仅仅从族谱这样一种历史书写形式和人们的实际生存状况来看，应该承认男权至上的幽灵依然游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意识里，女性的彻底解放依然是一种借以击打现实，促进两性关系和谐建构的理想愿望。而这，恐怕也就是女性权利、女性主义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依然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加以研究的现实语境吧。换言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一样有其现实基础和发展空间。甚愿赵思奇能以此作为基础，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中继续努力，以思想智慧和学术汗水营构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理论高地和女性花园！是为序。谭好哲2014年4月8日于济南千佛山下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