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德宁的书稿要出版了，嘱我写序。书稿是在七年前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提高而完成的。汪德宁读学位期间曾对《文心雕龙》感兴趣，还写了文章准备和一位权威商榷，但在学位论文开题的时候却选了鲍德里亚作为论题。鲍德里亚作为一位法兰西理论家，和这个极为崇尚自由国度的其他著名理论家一样，著作中有很多奔放不羁的原创性思想，也存在着聚讼纷纭的复杂争议。没有正规的学历，但却成就了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理论家，鲍德里亚在西方也被视为是个“鬼才”，研究这样一位理论家的思想，绝不是容易的工作。那个时候，大陆研究鲍德里亚的人是数得出来的。汪德宁长得人高马大，平时话不多，但不时也会说些俏皮话，定下这个题目后他显得压力重重，常常来找我探讨思考中碰到的问题；写不下去的时候，也会和同学在操场上作长夜之谈。我对鲍德里亚并无研究，只是由于教学需要读过几本鲍德里亚的书，因此在探讨中关于鲍氏的理论我说不出多少东西，主要是听他诉说阅读的进展和撰写中所产生的困扰。鲍德里亚的不少思想是这位法国人独出机杼的理论创造，许多概念是他别出心裁的话语结撰，要搞通它们并不轻松。最搅扰汪德宁的问题是，如何在一本十来万字的论文中阐释一个理论大师一生呕心沥血建筑起来的理论体系？这也是同类论文都会碰到的问题。一边是著作等身的理论大家，这些理论是其几十年思维历练和思想演进的精神层积产物；一边是未出茅庐的年轻学子，只有区区几年读学位的时间做论文。故而很容易产生这样的结果：要么食古不化，论文里堆砌着许多因作者来不及消化而错会其义的理论命题；要么按时间顺序，把理论家的著述排列评说一下，成为中国古人所说的“记里鼓”书。这样的论文对学术进步不会有丝毫的贡献，对作者本人的研究水平也不会有什么长进。这样的的结果，汪德宁在做论文时是必须避免的。汪德宁找到的解决之道，是直击鲍德里亚最具个人地标性的超真实理论。“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做论文，题目要小，这是许多前辈学者教导我们的经验之道。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在指导学生论文时，稍大的论题都会被否决，他最称道的一篇论文仅仅只研究一个“的”字的用法。王先生认为这样的题目才有可能做深做透，否则只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语言学的经验，也适用于文学理论。拿一个理论家来做研究题目，这可能是你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够完成的任务，何况还是一个思想复杂的大理论家。那就不如拈出理论家的一个论点一种思想，来做研究题目，这样一篇论文既有可能做好，也有可能做深。汪德宁的论文抓住了鲍德利亚的超真实理论，就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焦点，鲍德里亚的其他思想就会推后到视野的背景里，而与超真实理论紧密相关的思想概念就能凸现在研究的视域中，如作为超真实理论话语基础的符号和符号价值。抓住了超真实理论，鲍德里亚思想演进发展轨迹也就容易梳理出来，被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和变化就看得比较清楚，阐释起来也比较方便。汪德宁论文还有一个值得肯定的优点，就是全文针对学界关于鲍德里亚的争论展开研究，比如鲍德里亚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比如鲍德里亚是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比如鲍德里亚是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鲍德里亚曾经服膺马克思主义，但后来又反对马克思主义；许多学者都认定鲍德里亚属于后现代主义悲观理论家，但鲍德里亚本人却始终对这种定位不以为然。要说清楚这些问题，而不是简单地给鲍德里亚贴上一个标签，就必须对鲍德里亚的理论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要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判断，而不是附和某位理论大佬的既有定论，尤其需要研究者有自己的理论见地。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不仅要对研究对象作出准确的解读，还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争论未决的问题就是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的激发点，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问题意识的意义所在。当然，经过深入的独立思考和理论钻研，也未必能得出众人首肯的明确结论，但至少能将研究推向更加深入的层次。我们今天说鲍德里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明天我们又说鲍德里亚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或反后现代主义者，其实都不是问题的根本。称号不过是一个命名，一个符号，看你怎么去定义。关键在于鲍德里亚作为一个理论家，他的思想到底和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理论研究要在这里着力下工夫。鲍德里亚声称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超越和否定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但汪德宁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他的符号价值和马克思的交换价值之间的渊源联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得物质财富的使用价值，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以物质需要的满足为限度的。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现，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商品中蕴含的劳动力新创的价值，而资本对价值的需要是没有限度的，为了尽可能多地攫取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就要力求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得以无限发展的根本原因。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资本生产无限发展的秘密，那么，鲍德里亚则发现了后工业时代消费无限发展的秘密。在消费时代，人们购买商品时越来越看重商品的品位，即所谓提高消费者社会地位意识和时尚感受的商品效应，这即是商品的符号价值。消费者对商品的符号价值的需求也是没有限制的，而这种符号价值是资本无孔不入花样百出的广告制造出来的。尽管鲍德里亚宣称他的符号政治经济学颠覆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但我们可以看到鲍德里亚是循着马克思同样的逻辑作出自己的发现的，即商品价值和产品使用价值的背离，只是他是在商品供应无限丰富、因而亟须人们无限消费才能实现资本再生产的时代得出这一发现的。从这一点来说，可以认为鲍德里亚的理论中流贯着马克思主义的血脉。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比起指认鲍德里亚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有意义，就像一个宣布跟自己父亲决裂的儿子，通过DNA检测出他们的血缘关系，要比是否承认他是他父亲的骨血更重要一样。可能是鲍德里亚思想和后现代的关系更复杂，论文写到后面探讨鲍德里亚是否是后现代主义者和虚无主义的章节，分析不像前半部分那样深入，视线更多缠绕在不同论者的争论话语上，而花在鲍德利亚自身理论研究上的气力不是很够。因此，论文在鲍德利亚后现代属性问题上的结论，更像是对不同争论者的理由作出裁决，政治判断多于学理论证。鲍德里亚的悲观立场和理论上的虚无主义，更不是简捷痛快的判断能够说明白的。这涉及到现代社会政治机制中理论的用途和知识分子定位等许多理论问题和更多现实问题，即使马克思活到今天大概也会无奈的。马克思对他那个时代曾经说过，现代社会的生产哪怕停止一天，这个社会也会彻底崩溃，所以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资本生产力高速发展到某一天终于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爆破。我们也可以对我们这个时代说，今天社会的消费哪怕停止一天，这个社会也会彻底坍塌，但我们能希望社会消费高速发展到某一天终于使社会体制根本改观吗？无限度的消费到最后，毁灭的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星球的生态圈本身。问题的复杂性是否在提示我们，对鲍德里亚的研究，还有许多有待深究的空间，但理论本身也有理论的限度。一本论文的写作，只是进入这一空间的试探之步，如何在理论的限度之内，把探索的脚步迈向更深的层次，这也许是作者今后可以期待的目标。这篇短序还在写的过程中，手机传来汪德宁催稿的短信。纸短意长，匆匆搁笔，是为序。杨文虎2015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