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海 管宗昌博士研究《吕氏春秋》的学术专著即将出版。这部著作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润色而成，如果从最初选题、设计算起，已经历时七年。这部著作的撰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

管宗昌博士在把《吕氏春秋》确定为论文选题之前，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列子》，并且列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对先秦诸子进行探究，是本书作者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列子》《吕氏春秋》的研究具有连贯性。照理说来，他可以顺势而下，把《列子》研究所积累的经验、所采用的方法延续下来，投入《吕氏春秋》的文学研究。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他的《吕氏春秋》研究从开始设计提纲，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清人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写道：“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刘氏之论揭示出先秦诸子著作在样态上的多样性，即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特征，而不相雷同。即以《列子》和《吕氏春秋》这两部著作为例，它们的文本形态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列子》全书八篇，各篇的文字量均比较大，可称为长篇巨制。如果按照近代以来的文学观念对它进行研究，从形象、情节、环境、典型等方面加以审视，固然会留下许多遗憾，出现一系列未能尽如人意之处，但毕竟还有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付诸实践。《吕氏春秋》则不同，全书共一百多篇，按照东汉高诱所作的统计，总共十七万三千零五十四字，每篇字数很少。如果以单篇作品作为考察单元，从中寻找形象、情节、环境、典型等方面所谓的文学因素，很难揭示出作品的价值。这些因素即使存在于某些作品之中，那也只不过是散金碎玉、不成规模。而近代以来的《吕氏春秋》文学研究，基本是在西方文学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从中能够找出的文学因素，局限于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增强了文章的形象性这个单一向度，无法再进行深入的开掘。面对这种研究状况，管宗昌博士把《吕氏春秋》作为论文选题，首先设计的是如何调整视角、改变思维方式，从这部子学著作本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按照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理路进行全面考量。可以这样说，管宗昌博士在《吕氏春秋》研究的开始阶段，就成功地实现了学术的转型，即由西方文学理论框架转向中国古代传统的文章学。对于他本人的学术生涯而言，这是一次靓丽的转身。

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方法的获得，一方面要借鉴于前人，另一方面，要通过具体操作实践进行摸索和掌握，而后者尤为重要。如果能够确立长期稳定的研究方向，无疑会形成个人的学术风格，习惯于采用自己熟悉的方法。但是，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原来采用的方法就未必完全能够适应。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没有普遍适用于所有领域的研究方法。因此，能否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而相应地调整所采用的方法，是研究工作成败的关键。管宗昌博士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实现了研究理路的调整，这是他的这部学术著作能够有所创获的重要原因。

二

《吕氏春秋》研究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本位，转到古代文章学的视域，管宗昌博士这部著作，确实能够紧扣古代文章学的要害和枢纽设计纲目，实现学术上的重要突破。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对《吕氏春秋》一书结构所作的研究。结构是文章的骨架，古代文章学对此高度重视。《文心雕龙》的《章句》《镕裁》《附会》，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论述文章的结构调遣，是全书的核心内容之一。直到明清的八股文，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往往在于它的起承转合，也就是文章的结构。近代以来，由于借鉴西方文学理论过多，中国古代文章学研究相对薄弱，对文章结构所作的探讨也往往被忽视。直到20世纪末，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先秦诸子的文章结构开始陆续进入学人专门研究的选题系列，并且推出一些论著。就此而论，管宗昌博士这部著作把文章结构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论述，并放置在第一章，是站在当代学术前沿审时度势，起点较高、顺应学术发展的潮流。

《吕氏春秋》全书的结构颇为特殊，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板块。对此，以往的学术论著、文学史教材已经有所关注。如赵明教授等主编的《两汉大文学史》写道：

所作的概括是准确的，后面对这个板块内部贯穿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线索，所做的揭示亦颇为精到。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卷对《吕氏春秋》亦有类似描述：

这段话也是从文章学角度论述《吕氏春秋》的结构，并且覆盖全书的内容。

以上这两部文学史著作和教材，初版的时间依次是1998年、1999年，也就是说，在管宗昌博士把《吕氏春秋》作为论文选题之前，学术界对《吕氏春秋》的结构就已经有所论述，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可。在这种形势下，能否对以往的研究成果有所超越，成为《吕氏春秋》结构研究必须经历的考验。综观管宗昌博士这部著作，在《吕氏春秋》结构研究方面确实较之以往有所突破。赵明教授等主编的《两汉大文学史》，对《吕氏春秋》结构所作的论述，主要是针对“十二纪”，其他两个板块则很少涉及。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卷，虽然是针对《吕氏春秋》全书立论，但是并没有深入到各个板块进行具体论述。管宗昌博士这部著作对《吕氏春秋》结构所作的探讨，在广度和深度上较之以往的研究成果均有所超越，这从该章的三个标题就可以得到验证：十二纪的结构、八览的内部结构、八览的总体结构。这三节涉及《吕氏春秋》两个板块，另一个板块“六论”没有涉及，在管宗昌博士看来，六论没有十分明显的结构体系性。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不过从总体上对《吕氏春秋》的结构进行观照，能够做到这个程度，已是难能可贵。这部著作的第二、三章，分别论述《吕氏春秋》的叙事和议论，在具体书写过程中，同样关注所涉及文章的结构，并且不乏精彩的分析和论断。把结构研究覆盖《吕氏春秋》全书，成为贯穿这部即将出版的学术专著的一条重要线索，这是撰写者研究转型成功的标志之一。

三

这部学术专著列有附录：《吕氏春秋》篇幅字数统计与评述。附录列在全书正文之后，这是行文体例。其实管宗昌博士的《吕氏春秋》研究，最先投入的操作就是对全书各篇字数所作的统计。后来，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他的这种做法得到与会各位老师的一致肯定。也就是说，各篇文章字数的统计，成为他《吕氏春秋》研究的开端和基础，这就涉及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关系。从古代到近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重视的是定性，而不是定量。虽然偶尔也可以见到定量统计，但在整个研究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没有形成传统。定量统计大量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始于西方，而在近代历史学中变得成熟，出现了学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不少学人自觉地运用量化统计的方法，取得了一系列创造性成果。《吕氏春秋》研究采用量化统计的方式发端，可谓切中肯綮。统计成果表明，全书百余篇文章，各篇的字数大体均衡，只有少数篇目例外，这种统计结果与原来的猜测大体符合。在当今的电脑网络时代，对于像《吕氏春秋》这类常见著作进行文章字数统计，并非难事，而是很容易操作，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这种自觉意识，以及对量化统计的结果如何处理。管宗昌博士具有量化统计的自觉性，并且对统计结果的处理也颇为得当。《吕氏春秋》出自众人之手，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至于参加撰写的人员如何进行操作，书中没有明确的交待。通过统计可知，各篇文章的撰写，不但有思想内容方面的规定，而且有字数的限制。全书百余篇文章，各篇字数大体一致，采用的基本是整齐划一的标准。这样一来，就不能简单地把《吕氏春秋》视为单篇论文的结集，而要把它看作是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的文化系统工程的产物。当下盛行的集体编书的操作方式，可以从《吕氏春秋》那里找到源头，它是先秦时期集体编书体制已经成熟的标志。既然如此，对于《吕氏春秋》中的文章，就不能像对待其他先秦诸子著作那样处理，而必须区别对待。《吕氏春秋》的文章是按照固定程序批量生产，是手工作坊的加工方式，难免沾染工匠气。有鉴于此，对它所作的研究就很难用文学的形象、情节、情感、境界等方面加以框定。否则，不是隔靴搔痒，就是削足适履，脱离文章的实际。管宗昌博士的这部著作，一方面对量化统计的运用比较自觉，另一方面，对量化结果的处理也颇为得当。这部著作除了对《吕氏春秋》各篇文章的字数做了统计，在有些章节间同样采用量化的方式展开论述，现实定量分析，然后进行定性，得出的结论颇有说服力。对全书各篇文章字数所作的统计，也发现个别例外情况。例如，《有始览》和《本味》篇的字数明显多于全书各篇的平均数，对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这部著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由此可见，量化统计不但揭示出《吕氏春秋》全书的结构特点，而且发现了《有始览》《本味》等篇在全书中的特殊地位。

从《本味》篇的实际情况考察，它之所以在全书篇幅最长，可能与吕不韦的人生和政治寄托有直接关系。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伊尹与商汤君臣遇合的故事，寄托的是圣主贤臣相遇的人生理想。商汤去世之后，伊尹又辅佐太甲，被称为父师。而吕不韦当时居相国之位，号称仲父，这与伊尹在商朝的地位极其相似。《本味》篇以至味说成汤，反复强调所谓的至味，“为天子然后可具”，“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这是对商汤以天子之位相引诱，鼓励他成就帝王大业。当时秦国已经灭掉东周王朝，秦王对天子之位的企盼已经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并且稳操胜券。《本味》篇既是吕不韦人生理想的寄托，又是他政治理想的表达，是对秦王一统天下的期待。出于上述两方面原因，所以，它的篇幅最长，在全书中处于鹤立鸡群的地位。

由对《吕氏春秋》各篇文章字数的统计，引出《本味》篇所表达的人生理想和政治理想。其实，这种量化统计也为《吕氏春秋》在思想流派方面的归属提供了可靠的参照。《吕氏春秋》究竟属于杂家，还是应该列入新道家，这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话题，至今无法达成共识。综观以往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探讨、争论，基本是以《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为依托，见不到从形式、结构方面寻找证据的做法。对《吕氏春秋》各篇文章字数所作的统计表明，这部子书从总体设计到具体篇目的撰写，都有方圆规矩可循，甚至在字数上都有基本一致的标准，其中渗透的是对规则、秩序、度数的崇尚，可以说是法度森严。这正是先秦法家的行文特色，《韩非子》多数篇目就是如此，两部成书时段大体相同的子书，在这方面可以相互印证。量化统计得出的结果是抽象的数字，但是，对统计结果的考察处理，却可以发现与文章思想内容密切相关的学术议题，由此看来，定量研究确实不容忽视，有它特殊的功用。

四

《吕氏春秋》全书“法天地”的结构体系，业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但是，对于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板块所用的数字，学界所作的探讨仍有继续深入的余地。十二纪是以每年十二个月为序依次展开，划分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古代先民对季节及月份的划分是以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为根据，十二纪相对应的是天。先秦时期所说的八风、八音等，相对应的是大地的八方，《周易·说卦》就把八卦与地之八方相配，八览相对应的是地。按照这种逻辑进行推导，六论相对应的应该就是人间之事。《周易·说卦》把天地人成为三才，认为《周易》每卦六爻四取法天地人三才又乘以二的产物。由此看来，《吕氏春秋》的三个板块也是取法天地人三才，与《说卦》所表达的理念是一致的。

对《吕氏春秋》三个板块所涉数字象征意义作上述认定，似乎可以成立，但是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十二与天相对，八与地相对，可以从当时的天文历法、人们的空间观念中找到依据。可是，把六与人间事象建立起对应关系，它的依据何在呢？这要从《吕氏春秋》中寻找内证。《有始览·应同》篇有如下一段文字：

陈奇猷先生《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一文，对《有始览·应同》篇上述文字所作的分析如下：

陈先生给出的结论是可信的。《吕氏春秋》编写期间，秦已灭周。秦自认为属水德，而在五行说体系中，与火相对应的数字是六，《吕氏春秋·十二纪》中的冬季三个月，均是把六与水神玄冥相配。《吕氏春秋》的六论，六所对应的人间之事，是以秦为本位，以秦代表天地人三极中属于人的一极。由此看来，断定《吕氏春秋》全书结构是“法天地”固然不错，但是，用天地人三极鼎力加以概括，似乎更加确切。这种结构模式对《淮南子》《史记》均有影响。

五

《吕氏春秋》是先秦诸子著作的殿军，其中所用的许多文献资料，在此前的一些诸子著作中也可以见到。管宗昌博士的这部学术专著注意到这种情况，并且采用依类相次、按时段进行比对的处理方式，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文献的掌握运用方面扎实的基本功。

先秦诸子著作中反复出现的同类文献，追究它的最初生成存在很大难度，多数无法加以确定。由此而来，同类文献的比对，就很难按照时间顺序确定彼此之间的传承、借鉴。最近几年，青年学者徐建委博士通过对《说苑》等先秦两汉文献的深入研究，对这个时段反复出现的文献提出“公共资源”说，即有些文献是当时学人共同拥有的资源，大家都可以利用。这种说法颇有道理，符合那个时段的实际情况。按照这种理路去审视先秦诸子作品中反复运用的文献资料，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且可以避免许多繁琐的考证。把反复出现的文献资料作为既定的公共资源予以认可，在此基础上考察不同学派、著作对它采用的处理方式，很容易发现彼此之间的同和异。当然，这种横向对比也不妨引入时间维度，从中揭示同一文献在不同时段被运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从实际情况考察，对于具有公共资源性质的文献进行追本溯源，多数案例很难得到确切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推断某类文献运用的历史沿袭，不如把它作为公共资源加以处理。这种操作方式对先秦两阶段的文献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六

管宗昌博士在硕士期间师从许志刚教授，在治学方法、文献处理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博士生期间，我有幸成为他的导师。围绕《吕氏春秋》研究，我们有过许多沟通和切磋。限于本人当时的学识，还有些问题在当时未能得到解决。在他毕业数年之后，对这些疑难问题重新加以思索，似乎还有话可说，因此，拉拉杂杂写下以上随感，作为对以往指导欠缺的弥补。姑妄言之，亦请学界同仁姑妄听之。

管宗昌博士执着于学术，并且已经形成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研究对象先是《列子》，然后是《吕氏春秋》，目前又转向《淮南子》，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格局。当今时代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已经很多，但是，毕生在学术上能够真正超越自己博士论文水平的人并不是很多。期待管宗昌博士能够实现人生的自我超越，推出更加精深的学术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