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建的新著即将出版，嘱我作序。作为他的导师之一，我很乐意写上几句。

松建是我带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1995年，他从河南大学毕业，考入原杭州大学中文系（现属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从我学世界文学和西方诗学。毕业后不久，他又辞掉已获得的教职，负笈南洋，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转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博士毕业之后，他又回国进京，入清华大学，从解志熙教授读博士后，继续“现代诗的再出发”。概括地说，松建十七年的求学历程，从空间上经历了一个从北到南，自东南而向南洋，再回归中心的过程；从学业上看，则经历了一个从西学入手，返回中学，再回归本土的过程。转益多师与博采众长的结果，使得松建既有了西方诗学的理论视野，又有了传统学术的博雅和邃密。而独特的空间转换和学术转型经历，想必使他对钱锺书的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松建的这本新著以《文心的异同》为题，分为两辑。第一辑是海外华语文学研究，第二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衡。粗粗看来，这两者的关联性似乎有点松散，但细细读过，却不难发现全书的内在脉络十分清晰，作者的学术理路一以贯之。松建努力在文学的播散中寻求恒定的文心，在理论的旅行中寻求稳固的锚地，在多变的学术潮流中寻求不变之道，在对学术“他者”的述评中寻求自我的学术定位，从中获得启示和洞见。全书开篇论述的是新马华文作家对鲁迅经典的重写，依我陋见，这是一个还未被深入研讨过的课题。松建从自己独特的学术经历和价值立场出发，通过对大量文本的细读和史料的分析，抽丝剥茧般的把鲁迅作品在新马地区的重写史理出了一个头绪，指出鲁迅经典在海外重写的过程，就是一个延异、撒播、衍生和变异过程，但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德里达式的符号游戏，更应该视为重写者从当下的“阐释学情景”和个人成见出发，与理解对象展开的对话，它们不但创造性地丰富了鲁迅经典的原初含义，也借此揭示了发生在本土社会中的诸多文化现象，表达了离散华人和南洋作家对族裔、性别、文化与政治的严重关切。无疑，这是非常中肯的断语。它不但适用于中国文学经典在海外华人社会的“正向的”播散现象，对于“逆向的”或“双向的”播散现象，如西方文学经典在现代中国语境中的重写或再述，也具有理论阐释力。

由鲁迅经典的播散，松建进而论述了一系列当代南洋诗人和作家的创作，试图在南洋风景、马华民族志、本土意识、孤岛遗民和记忆书写中找到一条连续的线索，进而发现中华文化习俗在热带雨林中的遗存和变异，传统中国的文心在后殖民都市中的挣扎和重生。作为一个有着从中原到南洋游学的双重经验，受过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双重学术熏陶的青年学者，松建成功地克服了居高临下的大中华心态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努力贴近研究对象的文心，展开移情能力和换位思维，在细察南洋作家创作的基础上，借用后殖民批评、多元文化批评等理论资源，得出中肯的结论，认为“在跨国主义、离散话语、本土知识、身份认同等新兴理论的背景下，南洋华文作家只有坚定地让‘热带雨林’成为自己的命运伙伴，只有利用热带雨林这个‘现代性装置’去重新幻想南洋，再造南洋，新马华文文学才有‘再出发’的机缘”。显而易见，这个论断既是符合新马华人社区的历史和现状的，也是与当下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身份认同的大趋势相一致的。

相对于第一辑的文本批评，第二辑可称为批评的批评，或研究的研究。可想而知，它的难度更大，对作者的学术素养的要求更高。书评类文章其实是很难写的，弄得不好，很容易沦为曲意逢迎之作，或滑入哗众取宠之渊，为人所不齿。而松建这一辑评述的对象大多是当下汉语学界的名人，其中既有他的师长辈学者，也有资深的海外汉学家。说实话，在读到这一辑目录时，我是很为松建捏了一把汗的。但读完全辑后，我放心了。松建果然不负所望，无论是在材料的运用，还是语言的拿捏上，都处理得非常到位。对于资深学者的论著，他具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敢于在指出其学术史意义的同时，客观地评价、质疑乃至否定已有的结论。而无论是激赏还是存疑，是褒扬还是批评，又都是建立在细致的文本解读、缜密的史料钩沉和有理有据的分析基础上的，秉持的是萧公权先生提出的“以学心读、以公心述、以平心取”的学术原则，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比如，在论到谢冕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诗总系》时，松建一方面认为，原生态意义上的“文学史”就是经典、好诗、标志性本文和普通文本的混杂，《总系》中筛选出来的新诗把前三者的意义凸现出来，把纷繁的文学现象整合到一套完整、连贯的叙事结构中，构成了三个层次上的交错和并置，这方面的处理手法，兼顾历史与价值，是值得称道的。与此同时，松建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总系》把时间划分为“匀质性”（homogenous）的十年一代，这是方法论上的权宜之计，它预设了一个总体性的结构安排，借此呈现百年新诗的演变历程，给人以经典累积、好诗纷呈的繁荣局面，但也可能遮蔽了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有点化繁为简的味道。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对于我们重构世界文学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松建激赏的是那种“将史料钩沉、文本细读、理论诠释融为一体，立意填补空白、增进知闻”的论著，质疑或反对的是“那种试图对文学进行思想史研究”、“很有可能使文学史降格为思想史的脚注”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也非常赞同萨义德提出的“回到语文学”的口号，重视那些看上去琐碎的版本、校勘之类的技术工作。在他看来，史料钩沉或文献学“牵扯的不但是字句段落的校订、不同版本的对勘或者轶文的整理这些琐碎的技术工作，而且囊括了互文篇目的追踪、作家生命史的回放、文坛情形的勾勒以及文学史的再审视”，不能不加以重视。这就涉及道与术的辩证关系了。宏大的流行理论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它们纯然是不食文本烟火的形上之作。其实，综观中西学术史，学术之“道”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不起眼的“术”的进步而获得的。理论之光当然会照亮埋没在尘灰中的文本，但反过来，第一手资料的缺乏往往也会限制理论视野的进一步扩展。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我们缺乏的不是理论和符号，而是史料和洞见，因此，我完全同意松建的下述观点：

中国现代文学虽只有短暂的三十年，却造就了数之不尽的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报纸副刊与文艺杂志，有幸进入“文学史”者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所以，通过披沙沥金的文献功夫，挖掘一些学术界未曾得见的史料，也不算太大的难事。关键在于：如何不被浩如烟海的史料所淹没而清晰准确地彰显一己之判断？如何才能驱遣自如地利用史料、揭示出重大的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现有的研究？这就要求研究者具备淹博的“知识结构”、谨严的“学术识断”和开放的“文学趣味”。

这段话，虽然出自他对解氏论著的评述，但也代表了他本人的学术追求和定位。不知松建以为然否？

古人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虽然松建从我学艺不过三年，之后他又转了专业方向，但毕业后，他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经常互发邮件，探讨学术和人生问题。每有新作，也总会想到发送或寄赠对方先阅为快。我在与松建交往的过程中，切身感到了教学相长之乐。松建为人敦厚谦和，对学术志业一往情深。他的文心之缜密、史料钩沉之细心，文本解说之深入，常令我赞叹。这本新著的出版，我觉得是松建在学术道路上迈出的又一个阶梯。松建今年刚过不惑之年，已经出了三本专著、五十余篇论文，学术道路可谓通达宏阔。作为他的曾经的导师，我在为他自豪和欣喜之余，还是忍不住要唠叨几句，希望他在学术上日新又新，与时俱进。曾国藩曾云：“学贵初有坚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进之心，末有坚贞永固之力。”愿借曾公此言与松建共勉。是为序。

张德明

2012年7月23日于杭州秋水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