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

在商周考古的发掘资料中，墓葬的资料最为丰富，而且时代愈晚愈加突出，因而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也成为籍以探讨诸多问题的最佳选项。统观所有研究成果，按时代，分阶段研究是主流，即使有跨时代的比较研究，也属个案或局部问题。因此，对商周墓葬进行全面系统地跨时代比较研究遂成为学术之必须，可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仍很欠缺，《商周墓葬比较研究》一书，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白。

商周相继，王国维曾据文字与文献记载，得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於殷周之际”的结论，那么，商周墓葬方面究竟如何？其异同程度各有多大？其间的变化可称得上剧烈？对此，本书给予了比较系统的回答，虽不能说面面俱到，穷其所有，但至少揭破很多。尤其是二者的相异之处，或曰变化之处，即使放在更长时段内考察也是非常突出的，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兹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从商周两代墓葬类别上看，商代非正常死亡的墓葬比较多见，即书中所谓“异类葬”，其中属于人祭者，如见于灰坑、文化层中的人骨，专门的人头坑和无头肢体坑等。可一到西周时期，这类墓葬除在殷遗民聚居的成周偶有发现外，其它遗址基本不见。对于这类墓葬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轨迹，若进行长时段考察，就会发现它在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比较多见，如王城岗之乱葬坑，陶寺与石峁之人头坑等。经过发展，于商代晚期达到鼎盛，如殷墟大量人祭坑的存在，铜山邱湾的人祭遗存等。进入西周则极为罕见，可谓前后延续千余年便到此嘎然而止，变化不可谓不大。

与人祭相关的还有人殉，比较而言，人殉发生稍早且消亡略晚，但其流行期大体与人祭相当，商代也是其鼎盛时期。进入周代，虽依然存在，可在姬姓贵族墓中极为少见。对此，已有学者作过论述1578865，本书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又作了进一步阐释，强调了周王朝对人殉与人祭的态度。

在高级贵族夫妇墓墓位的排列上，商代行异地分离葬，周代则出现同地并列葬。前者如殷墟洹水之阳的西北岗商王陵，陵内数量最多的是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共8座，所有研究者都认为其属商王墓，至于陵区内其它4座单墓道和双墓道大墓，说法不一，有的也被推测为商王墓，有的被推测为夫人墓。即使全属夫人墓，其数量也不能与四墓道大墓匹配，更何况一位商王并非只有一位夫人，而且这4座单墓道和双墓道墓集中在东区。至少可以说，西区的7位商王（四墓道者）没有1位有夫人墓陪伴在侧。另外，位于洹水之阴的小屯5号墓，即被普遍认为是商王武丁夫人妇好之墓，亦远离商王陵。由于5号墓同出较多“司母辛”铭文的铜器和“妇好”铭文的铜器，故发掘者认为，妇好即司母辛，也就是甲骨文周祭祀谱中武丁的夫人“妣辛”1578866。在周祭祀谱中，武丁的夫人有三位，即妣辛、妣戊和妣癸，他们都曾被立为正后，而在周祭祀谱中首先被祭祀的就是“妣辛”1578867。因此，妣辛应该是武丁第一位正后。若小屯5号墓墓主确为武丁第一位正后妇好（妣辛），她死后不与武丁同葬一地，也可作为商王夫妇行异地分离葬的证明。

西周的王陵没有发现，周王夫妇的墓位如何排列不得而知。但西周诸侯国国君的墓地发现多处，有的可以肯定属夫妇同地并列而葬，如辛村卫侯墓、天马—曲村晋侯墓、叶家山曾侯墓、张家坡井叔墓等。仅次于诸侯一级的贵族墓，也存在夫妇并列而葬的现象，见于曲村、高青陈庄等墓地。到东周时期，这一现象更为普遍，而且夫人墓的数量有所增加，此后，夫妇同葬一地成为常制。可见，在高级贵族夫妇墓墓位的排列上，商与周区别明显，是周代把夫妇同葬一地的规矩确定下来，并为后代沿用。这一变化也是划时代的。

墓底设腰坑，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以来，到商代晚期亦步入高峰时期。迄今为止，在商文化分布范围内，凡贵族阶层之墓，几乎无一不设腰坑。到西周时期，虽然也有不少腰坑墓发现，但可以肯定属姬姓周人之贵族墓，则均不见腰坑。查目前各家所论之先周墓葬，也仅在碾子坡遗址发现1座腰坑墓。由此可知，以姬姓周人为主体的西土集团没有设置腰坑的传统习俗。

俯身葬在商代晚期也很多见，男性墓尤其如此。可到周代，俯身葬突然变得极为少见，特别是在姬姓周人墓中，基本不见。

商周墓之葬具虽未体现出多层次的等级差别，但商贵族以一椁一棺为常制，极少见一椁二棺，且极少见垫木。而西周贵族则以一椁二棺为常制，普遍使用垫木。

随葬品是墓葬研究中的主要内容，商周二代也有很大不同，可分两个方面说明。

一是葬俗方面。如在晚商时期的贵族墓葬中，流行用动物的完整腿骨随葬，这一习俗，西周也有发现，但不见于姬姓贵族墓中1578868，因此，它也不是姬姓周人的习俗。又如在晚商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内，墓中随葬的兵器极少见到被有意毁损者，可进入西周时期，毁兵现象在墓中非常普遍，甚至连殷遗最高等级的贵族墓——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也采用了毁兵之俗。据此可知，在关中以东周王朝新拓疆域内，毁兵可以作为商周二代的断代依据。

二是器用方面。对此，前人有过一些论述，如青铜礼器方面，郭宝钧先生提出了“重酒组合”与“重食组合”的不同。商周车马埋葬方面，吴晓筠博士有过详细论述1578869，总结了两时期的区别。本书在总结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发现在商代，不少器物无论在等级上还是地域上都有较强的同一性，酒器和车马器就是如此。相对而言，西周的同一性就较弱，这与周代的极度扩张和统治策略有关。此外，书中还对其它类别的葬品进行了跨时代比较，如乐器方面，晚商贵族墓常见编铙和石磬，而西周早期编铙少见（如殷遗长子口墓），出现编钟，不见石磬；兵器方面，晚商贵族多见铜钺，西周则比较少见，但出现了戟和剑。另外，晚商贵族墓少见随葬原始瓷器，西周贵族墓则比较多见。至于陶器组合，两时期也有不同，如晚商常见明器化的爵和觚，而西周不见这类器物，以鬲和罐为主。

当然，作为前后传承的两个王朝，二者相同之处也不少，青铜器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方面，但由以上所列可知，商周墓葬确实存在很大区别，有些方面可以作为判定族属和时代的标准，甚至可以作为中华早期文明发生重大转折的标志，如上述人祭现象在西周的突然终结。由于这一特殊现象的演变轨迹基本与中华早期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相吻合，是中华早期文明阶段的特色之一，它反映了人群的分等，社会的分层。而其重大变化则发生于商周之际，是周王朝宣告了它的结束，说明周代在中华早期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向前跨越了一大步。若仅就此而言，说中国墓葬制度之变革，“莫巨於商周之际”似不为过。

本书对商周墓葬的比较研究虽然涉及诸多方面，但有的方面仅是粗线条的，比如对随葬品的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这只好有待来日予以补充。此外，受现有考古资料的局限，有些比较研究尚难深入开展，如西周王陵和先周贵族墓都没有发现，无法从商周最高等级的墓葬辨其异同，别其制度；也无法较全面地了解先周与西周墓葬的传承关系。凡此，也有待考古材料的进一步完善。不过，有了既往的研究基础，作者定会随时关注新发现和新进展，并及时发表自己的看法，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