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说，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用不同的方法解读并揭示出多重意蕴，必有其艺术上的独特之处和多维向度。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就是这样一本书。它不但屡被解读出新意，而且证明着不同批评理论和方法的有效性。任红红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多元建构：〈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形式研究与文化批评》，其书名道出了它的主旨，即以形式研究和文化批评为切入角度，揭示《法国中尉的女人》在客观上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多元建构。所谓“客观上”是说约翰·福尔斯当时并不一定按照后现代主义小说理论进行创作，今天却可以将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于世的小说范本进行新的理论阐释。其实，本书的研究对象不限于《法国中尉的女人》，作者在对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详细总结与梳理的基础上，既对诸多典型文本进行细读分析，又对后现代主义小说理论进行认真探讨和深刻理解，在多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

就我的有限的了解，以往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介绍的多，而真正应用于文学作品解读和系统批评的少。其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对理论本身语焉不详，甚至不知所云；二是理论脱离文本分析实际，或者生搬硬套，或者用“新颖”的术语“解读”已有的结论，为“新”而新，未有新的发现。任红红的这本书克服了这些弊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使人耳目一新。

第一，本书结合21世纪以来西方叙事学的“不自然叙事”理论，通过对多部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文化批评，探寻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不自然叙事”特征，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不但在叙事领域取得了独特成就，而且在建构人类多民族文化、边缘文化层面彰显了其深刻的价值关怀。关于“不自然叙事”与“自然叙事”，乍一看，似乎与叙事学中的“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意思大同小异。细读之后，发现这又不仅仅是名词的变化，而有新的所指和意思。任红红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不但在形式层面抵制“自然叙事”的陈旧技巧，形成独特的“不自然叙事”的文本特征，而且在这种“不自然叙事”的框架内部蕴含着作家们对人类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思考。一方面，在小说文本建构社会规范编码的意识形态层面，“不自然叙事”的策略摧毁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小说试图反映与再现现实生活的“镜面观”，以反对解释的姿态拒绝意义的过分阐释;另一方面，在这种多元混合的“不自然叙事”模式之下，潜藏着多元文化建构的宏伟蓝图。深入到作者的创作意识和作品的意蕴层面，任红红在书中认为，在后现代主义多元叙事的机制之下，各国、各民族的作家与具有流散背景的少数族裔作家一起，依据各自的文化立场与民族身份，打破了传统小说“自然叙事”的宏大机制与强调二元对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理念，超越了西方文学的单一评判视野，在各自的文化视野中以文学表达激活、重塑、反思本民族文化。他们以反西方中心主义、反霸权文化为契机，将文学的笔触深入自己民族的文化深层，书写并反思各自民族的文化传统，重构人类远古时代奠定的多元洲际文化与民族文化景观。而且，后现代主义小说书写以往西方主流话语构建的二元世界中精英文学不屑表现的边缘群体，如乞丐、单身母亲、自由女性、同性恋、精神病人、囚犯等，深入这些群体特有的文化视域和精神世界内部，站在他们的立场用后现代主义特有的文学表达，关注并书写他们。这些见解，不但发现了这些文学文本新的意蕴，而且比较深刻地解释了后现代主义小说理论的一些特质。

第二，本书对《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事艺术的研究，跳出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窠臼，将小说放置在西方叙事文学的大的语境之中，对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自然”叙事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叙事进行比较研究，详细研究了这部小说既具有后现代主义的特征又异于其他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叙事逻辑的独特特征。作者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在刻意重复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自然”叙事模式的同时，试图摆脱规则、置换规则，从而怀疑并逃逸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自然叙事”中的叙事策略。因此，《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叙事在现实主义小说的“自然叙事”的表层特征之下，无论在叙述视角、叙事结构，还是在艺术形式创新和探索的“陌生化”方面，潜藏着独特的后现代主义小说的“不自然叙事”特征。任红红指出，形式层面的创新，无疑对人类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创作倾向具有重要意义，丰富了人类文学创作思维和方法及艺术的多元文化特征。

第三，本书较深入地揭示出约翰·福尔斯的创作具有“介入文学”的意识和特点。以往很多学者在研究《法国中尉的女人》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关系时，更多看到的是有关自由、选择的命题，而对于小说中对历史、政治的密切关注和评说，则没有从福尔斯的政治观念角度入手进行分析。任红红则在第四部分的第二章，结合小说中的政治、历史书写，多章的题首语对马克思的话的引用，以及人物形象设置的分析，详细研究了小说对佣工阶层这一维多利亚时代的边缘群体的关注，认为约翰·福尔斯的文学创作具有“文学介入”文化关怀之特点。福尔斯的政治观念影响了他的创作，小说中大段的议论是他有意为之，这种写作技巧除了戏谑地模仿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在小说中冗长的议论和描写以及对当时的历史、文学文本的互文之外，还实践了萨特有关“介入文学”的创作理念。任红红的专著第一次较深入地研究了这本小说在这方面的独特成就。

第四，本书探析了前人在研究这部小说时的一些空白点。小说中具有丰富的人类学文化因子，然而鲜有学者从文学人类学角度研究。在第四部分的第一章，任红红结合人类学相关理论，首次尝试从人类学角度探析小说中丰富的文化因子。此外，针对一些学者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是一部生态女性主义小说的观点，在第四部分的第三章，作者对此提出质疑，以文本细读和较详实的论证，认为这部小说不是一部生态女性主义小说。

第五，有特色的影响与比较研究。作者从“在对话中‘现身’：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对抗极权、关注边缘”、“自由的探寻：人物的自由与读者的自由”三个层面，比较研究了《法国中尉的女人》和杜拉斯的小说《直布罗陀水手》。在此基础上，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的创作受到了《直布罗陀水手》的影响。其次，因为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频频提及自由、责任等理念，以往的研究成果也多从存在主义的“自由”观层面研究这部小说。本书则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在认真探析萨特有关存在主义的观点之后，详细解读小说中的人物与“自由”的复杂关系和人物在面对选择时的复杂纠结，比较研究了《法国中尉的女人》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相关理念之间的关系，认为小说所体现出来的自由、选择、责任等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并不能单纯与存在主义的某些概念对号入座。这种比较研究，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切入，沟通作品与作品、作品与理论之间的关联，深邃而又开放，触及要害问题。

由一本小说的研究而形成一本专著，实际是有不小难度的，要避免重复，要言之有物，要由此及彼，要以小见大，要文本分析与理论探讨结合，要放得开也收得拢，这是对知识结构的考验，也是对思维结构和表达能力的考验，这些任红红都基本做到了。作为她的第一本专著，虽是多年研究的积累，但也难免有不足之处。比如，在该书内容的构成中，以《法国中尉的女人》为研究中心，而又要旁及其他作品进行比较，探讨后现代主义小说理论，这从研究对象和结构方面给作者提出了难题，虽然做了很多努力，效果也不错，但也会有某些不十分协调之感，好在没有题外话，时时呼应了主旨。

任红红在硕士毕业工作几年后，又考上博士研究生，有较多的时间读书思考，期待她不断进步，有新的更好的创获。

程金城

2012年11月5日于兰州大学逸夫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