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王守华

尚在2013年元旦假期中的一个晚上，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的那一头传来了翠兰夫人低沉而断续的声音：“老卞走了，……元旦晚上8时10分……，差几个小时没过了年……”她告诉我，元月4日在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她还说因为天气寒冷，有雾霾，我身体又不好，不必来京参加。突闻噩耗，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简单地说了几句安慰她的话，便挂断电话，陷入了沉思。那是一个多月前的11月22日，我专程进京前往航天总医院探望崇道君。郭连友先生专门派王鑫先生开车到车站接我，并直接送到医院。见面相拥之后，他热泪盈眶地说：“今天真高兴，我还以为见不着面了呢。”本来体型消瘦的他，经过手术和反复化疗的折腾，消瘦得脱了型，头发几乎掉光，说话的声音也很虚弱。我脑海中顿时浮起幸德秋水在描述中江兆民被癌症折磨得“像一只仙鹤”的形象。只是在他的眼神中还时不时地透露出昔日的光彩，使我意识到过去崇道君的精神尚在。戏谑地说了一句：“你现在的形象更像西田几多郎了！”大家都意会地浮起了笑容。因翠兰夫人已事先向我介绍了病情，所以我刻意避免谈及病情的敏感话题，只谈别后的相互情况及轻松的话题。过几天就是他的70岁生日，他告诉我要坚持过七十寿辰。我安慰他说明年是年前“立春”，“立春后万物气机都会复苏，你的病情也会缓解。要坚持住，不但要坚持过生日，还要坚持过年。到明年春天，我再进京来看你”。这次探望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他让人扶起来与我合影。因合影时用的是我的手机，他诙谐地说：“分别以来你倒什么也没变，就是手机变高级了！”他要求我将合影发到他的邮箱中，回来后我照办了。自从他离杭返京后，我也到女儿处居住。一年多来，我们只是依靠电邮及电话联系。真正见面这还是第一次，想不到竟成了诀别。30多年来，我们俩在各种场合有过无数次的合影，想不到这次病榻上的合影，竟成了我们俩最后的合影。

追思崇道君，不能不从我与他的交谊说起。

我与崇道君的交谊，始于中华日本哲学会成立初期的学术活动中。我长崇道君4岁，于195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1年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史专业研究生，跟随朱谦之先生学习日本哲学史，1965年毕业。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有过在农村劳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农村工作（“农村四清运动”）的经历。毕业后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短暂地工作。“文革”期间到油田长期顶岗劳动（接受再教育）。改革开放后“专业归队”，回到大学从事日本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崇道君入大学前就有过工作的经历，“文革”初期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后到政府工作。改革开放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跟随刘及辰先生学习日本哲学。毕业后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日本哲学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俩属同代人。在学会成立初期，我们同属会内的“小字辈”。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会议的组织者往往会安排我们“小字辈”同住一室。除了会上交流外，会下我们一起谈对日本哲学的看法。大到“日本哲学史的分期”问题，小到植木枝盛著作中的“蒲团”（ふとん）应该译作“被褥”、“铺盖”、“坐垫”，还是保持“蒲团”不译为好……等问题。1602800我们每每谈论到深夜。大概是因为我们俩具有相同的研究生学历（在成立当初的学会内，实属凤毛麟角）、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学术关注点，彼此欣赏所发表的论文和观点，所以特别谈得来。随着交往渐深，在对彼此的学术观点、学术计划相互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今后彼此合作的意向。我们俩第一个合作成果是《福泽谕吉文明史观述评》。该论文发表于“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安徽黄山）上，并获该交流会的“最新成果奖”。论文（摘要）首发于《安徽大学学报》增刊（1986）。后来，由于崇道君的努力，该论文的日本语版《福沢諭吉の文明史観》，全文发表于日本大阪经济大学的《大阪経大論集》（第176号，1987年3月）。这是我们俩发表的第一篇合作研究的论文，也是第一次在日本发表的合作研究论文。

由于研究生及本科生“日本哲学”课程教学的需要，从1986年起，我俩开始筹划合作编著《日本哲学史》。我们俩首先共同议定了全书计划和架构，然后分工研究及写作。我承担序、古代部分（第一至第五章）及近代部分的第六章（除第三节）、第七章、第八章（除第三节）。崇道君承担近现代部分的第六章第三节、第八章第三节、第九至十四章、后记。最后共同定稿。经历四年的千辛万苦，最终于1989年5月出版。诚如该书后记所述：“当我们结束最后一章的写作时，喜悦、慰藉、奋发的心情相互交织，难以言表。我们俩是同代人，来到这世间虽略有先后，但人生沧桑大同，有幸而殊途同归。尽管人到中年，由于实现研究日本哲学这一多年夙愿，我们忘却了时间、起居乃至‘常人’的生活，默默地走向图书馆、教室、写作间……当多年的辛劳终于结出这枚果实时，我们怎能不为之欣喜！”1602801因为该书的初稿，曾被用作山东大学哲学系（本科）的“日本哲学史”课程的讲义及山东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日本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试用教材，所以出版时更名为《日本哲学史教程》。这是我俩合作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由于我们俩涉足日本哲学研究不久，严格地说，该书中的观点，大部分是从我们导师那里学得的知识，属于我们自己的观点尚不多。“十年浩劫”后，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该书起到了应急和补缺的作用。

以后，又合著了《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该书的日本语版《近代日本の哲学者》（东京北树出版社1990年版）也于1990年出版。这是我们在日本合作出版的第一本书籍。随后又合著了《戦後日本の哲学者》（东京农文协出版社1995年版），（中文版）《战后日本的哲学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安藤昌益·现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日文版）《安藤昌益——日本·中国共同研究》（东京农文协出版社1993年版）；《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日文版）《戦後日本哲学思想概論》（东京农文协出版社1999年版）。我俩还与其他同志一起共同编著了《当代日本哲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东方文化的现代承诺》（沈阳出版社1997年版）；《环境与东亚文明》（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日文版）《東洋環境思想的現代意義》（东京农文协出版社1999年版）；《现代东方哲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评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日本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日文版）《現代に挑む哲学——東アジアの視野から出発》（东京学文社2007年版）；《东方哲学史（五卷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的日本部分等书籍。我俩共同参与编写的辞书有《世界哲学家词典》（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中日文化交流事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简明日本百科全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东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东方文化大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合作翻译的书籍有：吉田杰俊著《现代思想论》（团结出版社1993年版）、龟山纯生等著《现代日本社会的病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村瀬裕也著《戴震的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在近三十年间，我们合著、合编、合译的各种书籍达三十余种。

我与崇道君的交谊，不光局限于合作科研、著述方面，还表现在培养人才方面。在我担当山东大学的日本哲学史课程期间，经常利用崇道君出差济南的机会，请他到课堂上向选修该课程的学生，讲授他研究日本哲学的新体会。在他执教树人大学期间，亦多次邀我前往讲演和参加他们毕业生的论文答辩。当我们先后获得硕士生、博士生的招收权后，如何培养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新生力量便成了我们交流与讨论的重要议题。我们俩分别组织和主持过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但是每次讨论会的计划和组织，往往都是两人共同商定，各自始终是对方的主要协力者和参加者。

通过我俩在学术上的交谊，也使得双方的家庭、子女成为莫逆之交。从20世纪80年代崇道君一家三代住在西四的一间8平方米小屋的时候起，到后来条件好了的紫竹院、潘家园、绣菊园寓所，以及崇道在东京目黑白金台的临时寓所，我在鹤川冈上的临时寓所，两家一直来往密切。到东京出差时，为了交往方便，甚至相互住在对方在东京的临时寓所。后来崇道君到杭州工作，两家的交往更加密切，这种情谊一直坚持至今。

追思崇道君，不能不说到他对我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贡献。

刘及辰先生的学生并非只有崇道君一人，但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毕业后坚守日本哲学事业的唯独崇道君一人。他三十年对日本哲学不离不弃、执着地厮守，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崇道君对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崇道君对我国的日本哲学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对日本近现代哲学思想研究作出了贡献。诚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日本哲学史教程》（1989）基本上是继承了我们的恩师朱谦之先生的《日本的朱子学》（1958）、《日本的古学和阳明学》（1962）、《日本哲学史》（1964）和刘及辰先生的《西田哲学研究》（1963）、《京都学派哲学》（1993）中的学术成果。虽然在个别地方，他试图有所创新，如在古代部分写进了“神道哲学思想”；试图突破历来按照师承关系来划分日本朱子学派（京师、海西、海南、大阪、宽政后、水户），改用以哲学基本问题来划分日本朱子学派；在近代部分中写进了津田真道、井上圆了、井上哲次郎；增加了现代（战后）哲学部分等，这些只能说是进行了一些尝试。其中的近现代部分，大部分是崇道君的辛劳。以此为起点，他展开了在日本近现代哲学思想领域的探索征程。该书出版之后，我们在反思该书的写作过程时，认为有必要重新开始研读日本哲学史上每一大家的全集（或主要原著）。一是要将我国日本哲学史研究中没有研究过的主要对象补上，以梳理出比较完整的日本哲学思想通史；二是在深入研究主要对象原著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于是，我从日本神道和安藤昌益入手，扩展至整个日本古代哲学思想；崇道君则从福泽谕吉、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及大正时期哲学开始入手，扩展至整个日本近现代哲学思想。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近似于“梦想”，也许我们一辈子也难以完成。但是，我们在按照这个目标进行探索。在这方面，崇道君做得比我好。三十年不离不弃，执着厮守，锲而不舍，自始至终认定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坚定地向前走。在他后来独著和合著的《日本近代思想アジア意義》（1998）、《日本哲学和现代化》（2003）、《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1989）、《战后日本哲学家》（1996）、《战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1996）、《现代东方哲学》（1998）等著作中，特别是他所执笔的《东方哲学史》（五卷本，2010）的日本近现代哲学（第四、五卷）中，所获得的成果即是这个探索过程的体现。如果说，朱谦之先生和刘及辰先生是我国日本哲学研究“奠基人”的话，那么，崇道君则是开拓新世纪我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新局面的“铺路人”，他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其次，崇道君对培养我国日本哲学研究事业新人作出了贡献。当我们先后获得了招收研究生资格后，曾经商量过如何培养日本哲学研究生的问题。遵循上述我们近似“梦想”的计划，对于凡是日本哲学史上的主要人物，且我国目前还没有研究过的对象，都带一名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其在进行完日本哲学的基础训练后，对该研究对象的全集或主要著作进行研读，最后做出学位论文，进行填补我们对该对象研究的空白。仍按照原有的分工，崇道君负责近现代。为了寻找适合的培养对象，崇道君煞费苦心，其中颇有鲜为人知的故事。例如，如何培养我国研究西田几多郎的人才。20世纪80年代，中华日本哲学会内，有人在继承刘及辰先生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写过多篇关于西田几多郎的论文，他是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院的刘文柱（日语教师）。刘君年轻，还有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工作过的经历。主客观条件较好，堪可培养为我国西田哲学研究的生力军。于是，崇道君动员他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果然，刘君不负众望，以笔试第一名的优秀成绩入围。遗憾的是，在体检复查中因“先天性心脏病”落选。通过此例，可以看出崇道君对培养新生力量的重视、精心。他所指导的博士生的论文，填补了我国对三木清、和辻哲郎、九鬼周造等研究的空白，获得了国内同行的一致好评。崇道君对年轻人的培养，不仅限于研究生的培养。从21世纪开始，国内其他单位也培养了不少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人才，还有不少“海归”博士充实到我国的日本哲学研究队伍。对于他们，崇道君均持积极支持、鼓励、帮助的态度，并委以重任。如今这批年轻人活跃在全国的大学、科研单位，已经成为我国日本哲学研究队伍的骨干和主力军。

再次，崇道君对于中华日本哲学会建设作出了贡献。“文革”期间，与其他的学术领域一样，我国的日本哲学研究活动也被迫停滞十数年。改革开放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我国的日本哲学研究事业又获新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成立了东方哲学研究室，山东大学、辽宁大学、延边大学等相继设立了日本哲学研究室或开设了日本哲学课程，并先后开始招收研究生。在此氛围中，中华日本哲学会成立了。学会成立当初，学术活动频繁。香山会议、爱智山庄会议、承德会议、济南会议、太原会议……几乎年年开年会。各会员单位大力支持，会员的学术活动积极性高涨。每次学术会议均有三四十人参加，提交论文数十篇，出版《东方哲学研究》（学会会刊），这些会议对我国的日本哲学研究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学会活动的黄金时代。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主客观原因，学会活动逐渐懈怠下来，一度停滞。

在学会活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崇道君团结北京及周围地区的会员，以“日本哲学思想读书会”的形式，坚持学术活动。读书会利用公休日，每月进行一次。读书会内容包括轮读日文原著（如轮读《日本近代哲学史》，并最终将它译成中文），以提高参加者的日本哲学基本素养；交流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新成果。每当成员有新的研究成果时，请他在读书会上作报告，使得成员随时了解国内外学术动态；组织成员进行科研活动，如组织成员对明治时代的主要哲学思想家的原著进行翻译、注释和解说，并出版成书（《明治哲学与文化》，2005），为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建设做出了贡献；还组织成员外出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利用到北京出差之便，我也曾参加过数次读书会的活动，他应邀在会上交流过自己的学术成果。读书会活动风生水起，在特殊时期，延续了学会会员的学术活动，团结并壮大了我国日本哲学的研究队伍和研究力量。

进入21世纪初，学会进行了调整，重开学术活动。特别是崇道君担任会长之后，团结广大会员，学会活动又重新火暴起来。学会成立之初，学术活动大多局限于纯哲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纯哲学的路子愈走愈窄，渐陷窘境。崇道君执掌学会后，力主拓宽思路，将学会活动范围从纯哲学扩大至哲学思想文化。同时，团结广大会员，协调各方面力量，使得学会活动重新兴旺起来。学会每年举办有大多数会员参加的大型的学术活动，以及有部分会员参加的小型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这些活动活跃了学术氛围，壮大了会员队伍，提高了会员的学术积极性，大大促进了我国日本哲学研究，提高了研究水平。近几年来，会员的学术成果频出，即是很好的佐证。

最后，崇道君对我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界国际交流事业作出了贡献。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王家骅、崇道君和我在一起交流。家骅说：“我们搞外国问题研究的，不能光在国内搞，要搞到国外去，获得外国人对中国人研究的承认。”崇道和我都非常赞赏他的意见。而在这一方面，崇道君是搞得最好的。他一贯重视与日本同行之间的交流，组织日本同行来中国，中国同行去日本进行学术交流。例如，组织并主持规模，较大的（中华日本哲学会和日本哲学会之间共同举行的）“第一届中日哲学论坛”（2006，杭州），规模较小的“‘东北亚启蒙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2008，杭州）、“‘东亚哲学的形成与思想间的对话’国际学术讨论会”（2012，北京）等。使我不能忘怀的是在我所主持的“中日安藤昌益国际学术讨论会”（1992，济南）、第一次和第二次“‘东方传统环境思想的现代意义’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1998，杭州）中，崇道君不仅是积极的参加者，而且也积极参与了策划和组织。在这一方面，崇道君的工作为广大会员特别是年轻同志搭建了一个国际交流的平台，大大地促进了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界的国际交流。

崇道君还在日本出版（含合著）了《日本近代思想のアジア意義》（1998）、《近代日本の哲学者》（1990）、《戦後日本の哲学者》（1995）、《安藤昌益——日本·中国共同研究》（1993）、《戦後日本哲学思想概論》（1999）、《現代に挑む哲学——東アジアの視野から出発》（2007）等11种著作，以及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了诸多的论文。崇道君在日本的思想史研究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是获得了国外同行的认可，扩大了我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界在国际上的影响。

追思崇道君，对于我个人说来，他是我的挚友，30年的合作者。追思崇道君，对于中华日本哲学会来说，他是一个好会员、好会长，是学会的“中兴者”。追思崇道君，对于我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界来说，他是世纪之交我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的“领军人物”，是上承“朱、刘”，开拓我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新纪元”的“铺路人”。

崇道君，安息吧！我们的“梦想”一定会实现，因为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