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又称民俗信仰或信仰习俗，是广大民众对待自然与社会的一种精神态度和行为取向，“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民众中自发产生和传承的一套神灵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1654743。我国民间信仰的源起可以上溯到原始氏族社会1654744，它以“万物有灵”、“万物互渗”为思想基础1654745，无论是其中的信仰习俗还是民间规约，都体现了亲近自然、崇奉万物、敬畏生灵、维护生态平衡的朴素情感和自然观念，代代相承，历久弥新。1654746

然而，由于它具有较强的原始性、民间性和随意性特征，“迷信”成分较浓，难为上层社会所接纳。在古代社会，其信仰场所和各种仪式活动经常受到一些地方官员的查禁。近代以来，它又受到来自所谓的“文明社会”人士的攻击，并与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产生激烈摩擦。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信仰一直被视为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而遭到批判。新中国成立后，在历次破除封建迷信及各种政治运动中，民间信仰不仅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而且也失去了生存空间。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和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又有了很大的复苏，集中表现为乡村庙宇得到复兴，信仰人数有增加的趋势，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1654747当下，以村庙信仰为中心的民间信仰在村落整合、道德教化、文化传承、娱乐群众等方面发挥了其正向功能。与此同时，村庙组织的无序、庙宇的滥建、迷信活动的抬头、安全事件、村庙财务不清和踞庙敛财等现象的时有发生，以及乡村民间信仰群体与基督教信众之间存在种种冲突隐忧等，又使其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突出的社会问题。

在我国，民间信仰与仪式活动不同于官方认可的五大制度性宗教，在目前法律和政策框架下，尚缺乏合法性存在的依据。同时，由于对民间信仰的社会文化属性、社会功能等在认识上的分歧，更因无章可循、无规可依，导致民间信仰事务的社会管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民间信仰“怎么样、怎么看、怎么办”成为当下政府部门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考察民间信仰的历史演变脉络，当下状态和发展动向，将民间信仰的价值体系和功能整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把握传统民间信仰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并从中解读出更为详尽的中国民俗文化信息，从而在现代社会发展的语境下，研究国家在社会控制层面的策略选择，引导民间信仰习俗健康有序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相适应。为实现这一目标，课题组在认真整理分析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在浙江的丽水、温州、金华、杭州，福建的莆田、漳州、宁德、厦门、南平、龙岩，山东的烟台、青岛、枣庄、淄博、潍坊、滨州、日照、临沂、济宁、菏泽、泰安，及陕关中、桂北、鄂西等传统信仰习俗保存较好地区的30多个传统乡村和民间信仰中心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主要考察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民间信仰场所（主要指村庙和祠堂）的变迁，对民间信仰组织（主要为村庙组织）及其成员、一般村民进行访谈、对村庙建筑及信仰仪式进行参与式观察（如村庙的游神巡境活动、酬神演戏活动、信众的聚餐活动等），对村庙内墙上所张贴的各类通知及有价值的碑文进行记录等，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山东、浙江、广西等地开展了“社会民众对民间信仰的看法”问卷调查，在浙江部分高校开展了“当代大学生民间信仰认知状况调查”，共发放问卷4000多份，有效回收率达95％以上。此外，课题组还在浙南畲族地区、鄂西土家族地区就民间信仰传统的变迁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浙江、福建、山东、陕西、湖北、广西等地都是传统民俗文化氛围非常浓郁、传统信仰习俗保持较为完好的地区，在全国较具代表性。特别是浙江、福建等地历来民间信仰活跃，民间信仰的现代性问题和现代性特征突出，民间信仰事务社会化管理的探索和实践非常丰富。因此，对这些地方民间信仰问题的深入调研，可以比较好地揭示中国民间信仰的全息像。

在持续近两年的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当代中国的民间信仰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趋势：

第一，民间信仰游走政策边缘。一是寻求庙宇重建的合法性。在不断扩大的城市化进程中，不少庙宇都要异地重建。传统农村社区重建村庙没有太多的制约，而在市区则被明确禁止，但是村民们也有自己的办法。如打着修建老人协会会馆等名义将庙宇移建到城市社区里。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重建庙宇或保护庙宇不被拆除，打文物牌是最好的借口。农村中的庙宇大多是传统农村社区中的典型建筑，有不少的农村庙宇历史悠久，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从而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列。当然，对于一些原本建筑规模较大、有一定历史和影响的庙宇的保护，打发展旅游牌也是近年来常用的一个对策。二是寻求民间信仰活动开展的合法性。民间信仰的合法性难以定位，成为游走在娱乐、迷信和宗教边缘的一种社会存在形态。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有不少村庙管理者和乡村干部表示，“很多民间信仰活动，如斋醮、酬神演戏、游神巡境等，都是村民自愿自发举行的，政府也不便管理”。通常，村庙管委会成员也总是能想出很多办法，努力“贴近主流话语”，应付相关部门对其种种限制。三是依附法定宗教，寻求政府认可。民间信仰虽具宗教性质，但不是国家法定的五大宗教。根据《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必须按《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办法》进行登记。但大多数乡村庙宇不能满足相应登记条件，能登记管理的只是一些在社会上影响较大且有专职“司神”担任住持的庙宇。我们发现，因为民间信仰在仪式活动中大量聘请道士作为仪式的主持者和人神之间沟通的中介者，以及民众对“拜佛”的虔诚与尊崇，因此，众多小型农村庙宇在考虑以何种宗教形式向政府主管部门登记时，道教和佛教成为其依附的选择。1654748

第二，民间信仰延承传统村落质朴民风。当下农村，面对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汹涌大潮，原来似已固化于传统村落的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在现实社会的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呈现出了价值多元化、盲从化和混沌化的状态，同时也危及农村社区群体信任的道德价值基础。民间信仰本身没有道德约束力，也不承担乡民教化的责任，但民间信仰通过其组织（典型的如村庙组织）以网络式的组织体系将民间信仰的神圣性、无歧视性，以及组织自身的志愿原则、利众原则推向社会，这可以使人们在有意无意间感受团结协作、乐善好施、扶贫帮困、诚信友爱、慈悲救世等传统道德之美，进而传承乡村社会优良风尚，巩固农村社区群体信任基础。长期以来，广大村庙组织积极参与赈灾救灾和支援活动，并号召信众参与社会助老助学，支持社会建设。据我们对浙南三将军庙、植碧殿等在当地较有影响的村庙组织的考察，2003年以来，庙宇善款收入中每年都有5％—10％用于赈灾济贫或乡村社会公益支出。其实，这也是一种对分散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聚合，有利于农村社会中分化了的阶层的横向互动，这种横向互动对于密切社会关系、促进社会信任与合作有其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民间信仰活动的活跃推动了村庙组织的壮大，如果缺乏及时有效的引导和监管，将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给乡村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带来不小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村庙组织往往会过于夸大对祭拜神灵功效的宣传，把信仰村庙神灵当成解决困扰村庄治理和村民现实困难的必然选择，更有少数党员也乐于参与，这对于党的理论政策宣传和科技知识传播必然产生障碍，也会对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和自身的思想稳定产生消极影响。二是村庙组织对农村社区治理的非制度化参与，对传统村落社区稳定构成威胁。随着村庙信仰的日益活跃，村庙组织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势必会对村级正式组织的权威构成挑战，甚至动摇村庄治理的现有秩序。赵琼在《宗教势力的发展对农村基层组织的影响及对策》（《科学与无神论》2006年第5期）一文中也曾提到，当下，在一些村庙组织势力强大的农村，“村民参与村庙活动的热情比参与村民会议还要积极”，甚至“冲击了农村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1654749

第三，民间信仰传统出现三足鼎立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在宗教管理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姿态，这也为基督教在中国乡村的快速传播提供了契机。据国家相关部门统计，我国内地目前有超过2300万基督教信众，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倍。1654750有调查表明，“基督教在我国北方农村和沿海地区获得了一教独大的地位，其他信仰形式不断退缩”1654751，基督教在民众间的影响力和作用日益增强。在基督教这种“国家承认、支持”，又有着先进、强大话语系统的宗教面前，传统信仰显然非常不自信。1654752据我们的调查，目前多数乡村出现了民间信仰传统三足鼎立的格局，即祖先崇拜及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复苏和沿袭，西化的教派教支多有存在且发展势头强劲，农村邪教频遭打击却仍有存在的根基。整体上来看，祖先崇拜、社会主义新传统在当前民间信仰传统的格局中多处于守势。祖先崇拜成了民众自己的事情，丧失了建构的主体；社会主义新传统的诸多维持机制已经不存在了，本身已经逐步地变异成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信任态度上，其内涵已经与确立的初期大不相同。但是，西化的教派教支恰恰与此趋势大不一样，处于扩张发展时期。1654753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我们课题组重点考察的湖北五峰县土家族地区，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道教都有存在的痕迹，但基本上和国家政权建设开始以前一样，是作为对祖先崇拜主导下的传统民间信仰的一种补充而存在的。1654754在五峰县白溢坪村，直到目前，还没有真正的基督教的信徒。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该县地处山区，交通条件落后，村庄自身的封闭性很强，延缓了传教士的进入速度；二是村庄内部在改革开放后恢复或保持有以祖先崇拜和社会主义新传统为主要形式的信仰力量，它们构成了当地农民信仰领域的主文化圈1654755，客观上压制了其他信仰圈子的进入速度。1654756

在各地的调查访谈中，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基督教的当代中国化进程及其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生存百态，既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新的气息，更面临着重重现实困境，其广泛传播与中国本土信仰文化基质的冲突并在现实生活中造成农村家庭内部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乡村社会的分层与割裂以及其他可能产生的深刻政治社会后果是不容忽视的。1654757

第四，民间信仰活动呈现“高端化”发展态势。在当下中国，“富人治村”、“老板治村”已成为乡村治理的一种普遍现象，“富人治村”的恰当性也似已成为经验事实。富人是市经济竞争的胜出者，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后，为村里出钱出力，还为农村未来发展谋划出路，带动村民致富，同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村发展的人才与资金匮乏的问题。我们还注意到，在村庄治理实践中，富人村官们往往还会通过推动村庙这一“地域性形象标志”的建设来提升自身在村落中的影响力。具体表现为，在村庙建设中出谋划策，上下疏通，左右逢源，带头捐款，以及为群体性民间信仰活动推波助澜等。由于“富人村官”们的带动和村庄富裕群体的介入，使乡村的民间信仰活动不断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费以及“精品化”的高端态势。然而，频繁的、“高端化”的民间信仰活动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调查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主要由于乡村新兴精英——富人群体的推动，农村重建修建庙宇、祠堂成风，祭拜仪式活动兴盛，花费巨大，普通民众负担沉重。尽管各项活动多是自愿捐助，且农村富人会毫不吝惜地大额捐助，建设和活动经费无须普通村民过多担忧，但调查中大多数信众认为，“建庙烧香拜佛这些事情理应自己掏钱”，如果不交，万一有不幸降临，就会后悔莫及；且捐助者及金额都要在庙里公布，大家乡里乡亲，没捐或捐少了，面子上也过不去。此外，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由于经济利益的驱使，不少信众多、“灵验”的村庙，已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并提出“要走精品化路线”，进入庙宇求神拜佛需要门票，香火钱也比通常要贵许多。1654758这些现象导致普通信众与信仰活动整体之间诸纽带的削弱与断裂，产生被边缘化、被隔离、被排斥的感觉，“像是广大乡村普通民众仅存的心灵休憩空间被少数人垄断了”1654759。

第五，“80后”群体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趋于淡漠。问卷调查发现，民间信仰在商业、娱乐业、服务业等经济活动领域的繁荣状况空前。然而，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群体对于传统民间信仰的态度却总体趋于淡漠。调查中，有不少年轻人直言不讳地说，“都到21世纪了，还搞这些封建迷信的东西”。即使被长辈要求参加清明祭祖等活动，也会持不耐烦或不以为然的态度。如，“人都死了，有什么好祭拜的？”“本来不想去的，父母叫了就去一下吧”1654760，等等。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三十年我国的传统民间信仰习俗总体上还处于复苏时期，无论是信仰仪式活动还是道德教化方式、传播方式都谈不上创新和变化，缺乏现代气息，对充满现代意识和“游戏精神”的年轻人显然不具有吸引力。据课题组在各地的考察，也发现有一些农村里的年轻人因求职受挫、事业不顺、家庭变故或家庭信仰传统的影响加入了民间信仰队伍，有的还成为村庙管理组织的主要成员或信仰活动的骨干，但总体来看，人数在减少，且信仰热情和投入程度与中老年群体相比差距较为明显。1654761在浙南山区某偏远乡村，已传承了400余年并被列入市级“非遗”项目的游神巡境活动，这些年参与的人数也呈现出下降趋势，甚至出现因男青年不愿参与而只好雇佣民工或改由妇女抬神出游的现象。1654762另据林国平先生在闽东南地区的调查，也有类似情况。因此，随着熟悉民间信仰又乐于参加民间信仰活动的老年人的逐渐退出，支撑民间信仰的中坚力量在减弱，传统信仰习俗和民俗文化传承面临后继乏人和整体断裂的可能。1654763

第六，民间信仰的过度娱乐化倾向逐渐突出。民间信仰根植于民间，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在现实生活中所饱尝的酸甜苦辣和对现实生活物质方面的愿望以及精神方面的追求，信仰活动也多与大众的岁时节庆及婚丧习俗等密切相关，既有促进精神慰藉、道德教化等诸多方面的作用，也有促进人际交往、人神沟通、愉悦身心的娱乐化功能。1654764自古以来，“歌舞媚神”和“演戏酬神”的传统，为贫乏的农村社区文化生活注入了无限活力。正因为民间信仰活动娱神娱人的特性，才受到人们的欢迎。1654765但近年来，这种娱乐性显得有些过度，举办民间信仰活动时，一些策划者们或为谋利、或为迎合、或为屈从，“创新意识”得到充分张扬，民间信仰也因现代艺术手段的充分使用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或因种种低俗化、庸俗化、媚俗化的表演而只为博得游客的一时欢笑，却未留下半点痕迹。1654766

通过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我们有理由认为民间信仰的当下存在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意义的。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采取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知识，遵循“价值中立”原则，采取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若干区域性民间信仰中心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变迁的考察，展现传统民俗信仰文化与现代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探寻民间信仰当下复苏的逻辑，以文化社会学和民俗生态学为视角，探讨民间信仰的正向功能及当代意义，考察传统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途径，并通过对此问题的研究解决，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建议，以期能够为政府部门加强和创新对民间信仰事务的引导和管理提供借鉴，让这些长期存在而且世世代代传承的文化蕴含以焕然一新的面貌服务于当代社会。

民间信仰是个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的问题。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了民间信仰研究中的两大难点，并努力去把握。一是民间信仰内涵不够确定，外延过于宽泛，量多面广，不易把握。因而本课题在调查研究中锁定以村庙这一民间信仰核心场所为重点，主要围绕村庙建设和管理、村庙组织、村庙信仰活动、村庙神祇和信众等开展调查研究。二是民间信仰的民俗性特征明显，地域性差异较大，表现形态各异，各地管理实践丰富，但较难形成统一标准。因而，在总结经验、形成对策建议过程中，要注意区分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认真分析民间信仰发展变迁的总体性态势，总结提炼带有规律性的工作经验，形成可操作性强、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和长效性、可持续性的工作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