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主义”（Sinologism）是一个关于汉学、中西研究和中国知识生产的理论，也是一个主要由海内外华人学者提出的文化批评理论。本书是一部对“汉学主义”理论进行构思、介绍、批评和反思的文章集萃，收录的都是国内外已发表的文章和评论。“汉学主义”自20世纪末出现至今已有十余年了，但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其争议性即意味着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本文集的初衷就是要为进一步探讨这个有争议的话题提供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相关资料。

“汉学主义”的前世今生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书，参加讨论，有必要对“汉学主义”的来龙去脉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作为一个新词或概念，“汉学主义”尚未被收入中外文词典。由于这是一个含义多元而且令人容易混淆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尚未得到明确的界定，因而在讨论时会引起一定的混乱。根据我们对现有的理论和实践的观察和归纳，这一概念大致涉及八个方面：（1）一个从外部对中国和中华文明进行探索的知识系统；（2）一个由对待中国的意识形态所操控的知识处理系统；（3）中国知识生产中的问题性总体；（4）对汉学研究中的问题进行批判的理论；（5）一种由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智性产品；（6）中西研究中被异化了的知识和学术；（7）中西研究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转化为知性意识形态的产物；（8）一种自觉反思、提倡尽可能客观公正地生产中国知识的批评理论。这八个方面可以归纳成两大类：汉学主义现象和汉学主义理论。

作为一个新的批评范畴和理论，汉学主义在其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1）前期阶段，其发展深受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影响，重视对中西研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批判和研究；（2）后期阶段，其发展扬弃了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力求超越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局限，反思构成汉学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内在逻辑，挖掘造成汉学主义现象的文化无意识，强调政治和学术的分野，提倡尽可能客观公正的知识生产方式。

“汉学主义”早期思想的逻辑和路径并不完全来自“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理论，而是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研究有着虽不曾谋面却似曾相识的渊源，这尤其表现在中国学界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理论对汉学和东方学进行的批判性研究。但是“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最早仅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8年，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雷金庆和德国华裔学者夏瑞春几乎同时使用了该词，尽管他们的用意很不相同。前者认为用汉学来指西方的中国语言文化研究已经过时而又不够准确，应该代之以Sinologism（汉学主义）。后者的概念更接近于现在的“汉学主义”的早期批评理论，因为夏瑞春认为汉学主义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类似，并且，在描述欧洲对中国的构建时比东方主义更为精确。西方还有一些人使用Sinologism一词，但与“汉学主义”理论没有多少关联。在“汉学主义”作为一种有别于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被提出之前，多数学者倾向于使用“汉学的东方主义”。2004年，厦门大学的周宁先生发表了题为《汉学或“汉学主义”》的文章，在国内率先使用“汉学主义”一词，并将其发展为一种批评范畴。2010年，国内一下子出现了三篇有关“汉学主义”的文章：《南京大学学报》上的《汉学和汉学主义——中国研究之批判》（2010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的《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意识形态》（2010年第3期）和《学术月刊》上的《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2010年第12期）。其后数年，《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2013年第3期）、《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2期）、《南国学术》（2014年第1期）、《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10月网络版，2015年第1期）等国内学刊陆续刊登了有关“汉学主义”的文章。2011年，《跨文化对话》还发了一组“汉学主义”的文章，主要是刊登2010年在南京大学召开的《汉学主义：理论探索》研讨会上与会者的文章。2013年，英国路得里奇出版社出版了《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替代理论》的专著，对“汉学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和探讨，20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国外对“汉学主义”也有一定的关注，有关“汉学主义”的英文评论就有9篇，这还不包括其他没有独立成文、只是提及或讨论“汉学主义”的文字。

“汉学主义”理论的提出在国内引起了更多的关注，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评论和批评文章，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国内发表相关文章的报刊有《中华读书报》（2010年12月22日）、《跨文化对话》（2011年第28辑）、《读书》（2012年第2期，2014年第2期）、《励耘学刊》（2012年第2期）、《汉学研究》（2012年第14辑）、《中国图书评论》（2014年第1期）、《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福建论坛》（2014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14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一组3篇文章）等。国外发表评论的报刊有《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书讯》（Book News）、《中国哲学》（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两篇）和《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等。国内对“汉学主义”发表过评论的学者有张西平、方维规、周宪、赵稀方、叶隽、钱林森、张伯伟、程章灿、耿幼壮、王宁、曹顺庆、杨慧林、周云龙、严少璗、张博、阎纯德、季进、王柏华、黄卓越、韩振华、任增强、王兵、陈军、刘永纲、龚自强和陈晓明等，其中有的学者还发表过不止一次评论文章。国外发表评论的学者有J.Hillis Miller，Martin Powers，Jonathan Stalling，T.H.Barrette，Steven Burik，Gang Zhou，Shaoling Ma，Weihua He，Chris Murray，Hans Kuijper，Josef Gregory Mahoney等。

“汉学主义”和“东方主义”的中国先驱

“汉学主义”自提出以来，人们一般有这样的印象，一是“汉学主义”是“东方主义”的翻版，至少是受东方主义启发而产生的批评话语。二是“汉学主义”的思想只是出现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其实，正如笔者在前面提到的那样，汉学主义的早期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那时，中国就出现了堪称“汉学主义”早期思想的观念和实践。1956年，《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了韩振华（1921—）先生的文章：《为扩张主义服务的美国“汉学”》，全文共14页，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视角对当时美国汉学界诸多著名学者，其中包括费正清在内的汉学家的中国学术研究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得出一个反映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挂帅的结论：美国汉学研究同东方学一样，是以欧美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完全屈从于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是为美国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学术，而且是西方的东方学学科中最反动的一个分支。1732898仔细阅读这一洋溢着声讨性檄文意味的文章，我们不难发现，虽然该文既没有使用“汉学主义”的概念，也与“汉学主义”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似乎有理由说，它不仅是“汉学主义”的先声，甚至也可以说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先驱。之所以这样说是有这样几个原因：（1）如萨义德所认为的那样，该文也把汉学置于西方的东方学之中；（2）该文将汉学分成苏俄汉学和西方汉学，并推崇苏俄汉学，抨击西方汉学。如果说苏俄汉学代表了东方的学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韩文建立了一种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范式，这正是萨义德东方主义的批评范式，当然后者没有前者无限上纲的做法；（3）虽然韩文上纲上线的分析很容易使人想起“大批判”的做法，而且其对美国汉学所下的结论在今天也已无法让人认同，但在方法论上，其对美国汉学慷慨激烈的政治批判，走的正是意识形态批评的路径，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无本质的不同。正是有这些根本的相同之处，本书编者认为，尽管该文因打着清晰的时代烙印而显得偏狭，有着大大超过萨义德和后殖民批评的政治意识形态缺憾，而且对当下的“汉学主义”理论也没有直接的影响，但作为东方主义理论和后殖民批评的思想先驱，仍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至少，该文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警示，就是切切不可把学术和政治混为一谈。该文也从另一个视角佐证了汉学主义后期倡导者的一个核心观点的意义和价值，即超越东方主义和后殖民批评的政治意识形态路径，倡导尽可能客观公正地从事中国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把该文列为本书的首篇。

编辑文集的目的

我们编写《“汉学主义”论争集萃》有多方面的目的。其一，“汉学主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理论问题，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必要，需要更多的学者参与。编辑本文集是为了提请学界进一步关注汉学主义这个由海内外中国学者共同提出的理论及其实践。其二，“汉学主义”由于与汉学和中国学直接相关，因而首先是从事汉学、国学和中国知识生产的研究者需要正视的话题。我们想给所有对“汉学主义”有兴趣的学者和读者提供一个比较完备的文集，作为关注探讨这一问题的资料。其三，“汉学主义”的概念和性质仍然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有时几个不同命题被混为一谈，使得原来十分复杂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和模糊不清，导致提出的批评有时给人以无的放矢的感觉。我们希望本文集有助于澄清关于汉学主义的种种误读和误解，给有的放矢的批评提供资料。其四，汉学主义理论涉及的不仅仅是汉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其对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关注也对自然科学有相当的价值和意义。比如，汉学主义理论所批评的汉学主义心态以及治学方法同样是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阻碍中国学术原创性发展的问题。其五，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想提请人们注意头脑中的和学术研究中的文化无意识。在国内外的中国研究中有一个广为学界接受的著名观点，就是著名汉学家约瑟夫·利文森（Joseph Levenson）提出的中国现代意识中理智与情感发生的激烈冲突。在其有关中国思想的鸿篇巨制中，利文森认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理智上信奉西方价值观而在情感上留恋或接受中国的传统价值观。这一观点已经被众多学者看成是理解现代中国意识的一把钥匙。此观点虽然已被学界广泛认可，但其实并不够深入，因为现代中国意识的危机并不是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可以完全揭示的，其深层的内在逻辑是汉学主义理论揭示的涵盖了第三世界知识界的文化无意识。近代以来，东方社会和学界普遍存在着对自我信心不足、对西方他者盲目崇拜的意识，而且由于西方持久的霸权和东方的积弱不振，这种意识已经深深地浸入人们的无意识之中，以人们没有自觉意识到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文化活动。因此，第三世界学术界普遍存在着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心态和做法，而且，往往还对此并无自我察觉，这些现象就是汉学主义批评的“文化无意识”在作祟。毋庸讳言，国内外华人的这种文化无意识十分普遍，在学者中这样的情形也并不少见，有些还是国内的著名学者。由于汉学主义所批评的文化无意识，不少学者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已经默认比不上西方人，只能跟在西方人后面走，长此以往，形成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惰性，阻碍了国内学术原创性成果的产生。

其六，这也是最后一个目的，就是促进文明、理性、客观、公正、有助于学术进步的学术批评。钱学森先生在临去世前曾提出中国大学为什么出不了创新人才的问题，并自己做了回答。他指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大学里“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这正是我们将有关汉学主义的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述和争论都收入本文集的初衷。我们认为，没有学术争论，就没有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知识。但如何开展学术争论，至今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理念和方法，更不要说是形成学术界的共识和遵守的做法了。中国学界基本上有一个普遍看法：中国的学术批评大有改进的余地，因为尚有待于建立一个健康可行的学术批评制度，养成文明、理性、负责任的批评习惯。学术批评现状是：一部有影响的论著发表以后，要么是一片喝彩声，即使有明显的偏颇和错误，立场观点相同者也毫不犹豫地大肆拔高；要么是一片喝倒彩声，即使论著是白璧微瑕，也不妨碍立场观点相左者口诛笔伐。结果，学术争鸣往往以喜剧开始，最后以悲剧告终，甚至会以对簿公堂相威胁而收场。有如此种种原因，学者们一般不太愿意公开地对别人的学术问题提出批评，尤其是发表尖锐的反对意见。说到学术批评的尖锐性，全世界各大学鲜有超过芝加哥大学的治学传统。曾记得有一位著名学者到芝加哥大学讲学，本以为学生们会像粉丝那样顶礼膜拜，谁知学生们对其讲座提出尖锐的批评，甚至直言其某某观点偏颇甚至就是错误云云，很让那位学者下不了台。这样的做法并不是诚心要与谁过不去，不过是继承了芝加哥大学的一个传统信念，即对一位学者的最大尊重就是向其提出最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学术批评应注意方式方法，最佳的方式也许是用温和的语言提出尖锐的问题。我们认为，学术争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争鸣的态度，态度往往反映在表述方式上，因此，我们在争鸣时应该注意遣词造句，切忌使用感情色彩很重的批评词语，因为那样会伤害感情，毒化学术氛围。以前的一些学术批评为什么会不欢而散呢？我们多年的观察结果是，争论的开头双方还能保持冷静和理性，注意遣词造句，但不久以后就出现了含有意气用事的词句，再到后来，感情色彩的词语越来越多，最后蜕变为人身攻击以至于谩骂，而学术问题反而被遗忘了。

令人欣慰的是，围绕《汉学主义》展开的学术争鸣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文明、理性的批评。汉学主义理论提出以后，学界的反映有褒有贬，有支持有反对，反对的声音有时还很大，有些负面批评还十分尖锐。但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所有参与讨论的学者都秉持正确的学术批评态度，即使是激烈的思想交锋也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围绕学术问题的君子之争。曾记得，在2010年在南京大学召开的《汉学主义——理论探索》的国际研讨会上，来自国内外十多位知名学者就汉学主义的问题开展了认真、热烈、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有学者对主旨发言者的观点提出强烈的理性质疑，甚至直言不赞成。但在那次研讨会上，由于质疑者秉承正确的学术争鸣态度，激烈的思想交锋并未沦为意气用事的攻击或文人相轻，争论结果使发言者和与会者都有收益。因此，我们相信，无论是赞扬鼓励还是质疑批评，对“汉学主义”发表看法的学者都对其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我们还认为，负面批评往往有着正面批评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即不仅有助于提醒学界关注该话题，而且有助于发现新理论的不足，使之更加深入成熟。因此，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对发表意见的文章一视同仁，即使是提出尖锐批评的文章，甚至是误读、误解、带有成见的文章也一并收入，这不仅是要让读者对争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好作出自己的判断，也想借此反思正确的学术争鸣的途径。我们衷心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成为学术批评的一个正面案例。

内容简介及编辑体例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汉学主义’理论的提出”，一共有11篇文章，主要涉及“汉学主义”的缘起和发展。第二部分是“对‘汉学主义’理论的评价”，一共有10篇文章，都是国内学术刊物上已刊登的对提出汉学主义理论的价值作出的评论。第三部分是“关于‘汉学主义’理论争鸣”，一共有10篇文章，其中6篇是对提出汉学主义理论的批评，1篇对汉学主义理论提出批评并对其发展提出看法，3篇是针对批评意见作出的反应和反思。三大部分以后有两个附录，附录一列出国外迄今为止已发表的9篇针对汉学主义的英文书评。本来我们还想把这些书评都译成中文，但后来考虑到本书的篇幅已经大大超出原定的字数，因此不得不忍痛割爱。另外，国外尚有一些文章涉及“汉学主义”理论，但由于不是独立成篇，我们无法在附录中列出。附录二是本文集的作者简介，名字排列顺序以各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为据。

关于本书的编排等体例问题，我们根据文章发表的先后采用一种自然的结构方法，按照时间顺序将文章编排成书，这有利于读者对汉学主义有一个时间维度的了解，认识到其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一个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除了一些特殊情况，收录的文章一般只是为了统一体例的需要而稍加文字处理。为了便于排版，出版社要求提供WORD文档，但是，在过去出版时，由于编辑处理的需要，各位作者发来的文档与已经出版的文章有一些不同之处，如文章在发表时由于字数限制和刊物编辑的要求有所删改。我们一般情况下尽量保持文章发表时的原貌，个别文章做了适当增减。比如与前言重复的地方，便作了删节。对于增删的地方，尽可能加注予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