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一般将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概括为中国基本国情的主要特点。而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多具有基础性质，人口研究和人口问题解决怎样，自然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书《大国之难——20世纪中国人口问题宏观》，列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问题报告》系列出版。出版后，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出版社在两年内连续出了两版，多家新闻媒体做过报道，2000年日本新曜社全文翻译出版日文版。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将此书再行出版，并提议最好写一篇新“前言”。想一想，一本学术专著再版本无更多话语可说；不过现在距离第一次出版已有16年之久，也应该做出一些说明，以使读者阅读时心中更为明晰，更容易同当前的实际联系起来。如此，做以下两点说明：

第一，该书重新出版，完全忠实于原著，除个别技术上的修订外，内容未做任何修改。本来一本学术著作再版，可以作出修改；但是笔者以为，还是以原著原原本本为准出版为好。这样可以使读者看到当年作者对中国人口问题的分析、所持的基本观点、历史的阐述和未来的预测，以及当时所做研究的针对性、科学性和预见性是怎样的。这样做既给读者留出足够的思考空间，思考这是那个时候的人口观和作出的研究：又给作者本人以反思的脚本，反思16年来实践与当年研究结果的异同，推动作出与时俱进地研究。

第二，作者在其后的研究中，新近取得的成果与该书基本要义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笔者新的研究成果，如专著《中国人口政策60年》、《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第一作者，合著)、《人口老龄化与“中等收入陷阱”》(主编)，论文《21世纪中国发展：关注来自老龄化的影响》、《消费主导型经济与人口结构调整》、《依靠改革推动城市化转型升级》等，可视为《大国之难》一书理论和观点的延伸和发展。列举二例说明，过去和现在的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好比江河之水，后浪推前浪不间断地向前涌进。

例一，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研究。《大国之难》开宗明义，指出中国高速开来的人口列车，属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人口压迫生产力性质一类人口问题；具有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和增长势能较强特点；选择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当前以数量控制为主的战略：大力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是一段时间内需要坚持的人口生育政策。这一政策实施的结果，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期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世纪之交人口年龄结构步入老年型并以比较快的速度推进，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升转降，人口城乡结构发生城镇占比超过农村历史性转变等。所有这一切表明，人口增长势能已经减弱许多，人口发展战略和生育政策也必须随着转变。提出并论证了“三步走”人口发展战略：第一步实行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高、结构调整“控制”、“提高”、“调整”相结合，当前以“控制”为重点的战略。第二步由以“控制”为重点转变到“控制”与“提高”、“调整”并重，同时注意到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时间至2030年前后人口零增长为止。第三步转变到“提高”和“调整”为主，以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实现全方位适度人口战略。所谓全方位适度人口，以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高、结构调整的最佳结合，人口与可持续发展最终目标的实现为宗旨。可见，《大国之难》主要论述的是第一步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趋势、图像和政策选择，涉及第二步、第三步发展战略篇幅有限；不过还是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以体现昨天、今天、明天三者之间必然的联系。

例二，人口城市化方针、速度和决策选择。《大国之难》在阐述世界和中国人口城市化趋势以后，着重分析中国人口城市化经历的曲折历程、当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争论的“热点”和治本的方略。当时我国城镇人口占比超过35％不久，即刚刚脱离城市化第一阶段S曲线底部，进入第二阶段S曲线挺起中部，表明城市化已经驶入“快车道”，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16年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实践说明，速度比原来的预测还要快一些，而且出现了新的特点和问题。因此，笔者在《大国之难》基础上，着重作出带有延伸性质的阐发。

其一，中国人口城市化三次历史性转变和政策抉择。1.城市化在结束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20年徘徊以后，改革开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开始驶入“快车道”，进入21世纪以来则成加速推进态势。应对的决策选择，主要应把握好加快的速度和节奏，使其与信息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协调；2.按照城市化三阶段理论发展模式，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步入以大城市为主导的第二阶段，理应摆脱以小城镇为主的传统思维，实施“以大为主、以大带小”的方针，将提高城市化质量放在首位；3.过去讲城镇化主要从城镇自身发展考虑，很少顾及农村、农业和农民。新型城市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要兼顾“三农”问题的解决，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

其二，城镇化还是城市化。二者仅一字之差，但是含义却相去甚远。在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编著的《人口学词典》中，urbanization翻译为城市化，指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比例的增长：镇(town)即小城市，在城市化范畴之内，不能译为城市(city)+镇(town)化。在汉语中，城市是复合词：城原指都邑四周为防御而建的城垣，市指集中做买卖进行交易的场所，《易·系辞下》中说：日中而市，市罢即自行散去，当初并没有全日制的市场。城市指都邑经常做买卖的地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与市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城与市不可分割，城是地理意义上的界定，市是城的经济实体，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当代，除个别政治、文化、军事等的需要外，城市主要是工业化扩张和升级的结果，是信息化、工业化的产物。城镇化属“中国制造”或“中国创造”，最早出现在1984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考察的背景材料《城镇化：国际经验和中国的前景》一书中。客观地说，将近30年强调“以小为主”的城镇化，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输送过相当的正能量，可谓功不可没；然而一是城镇化不是一个规范的概念，城镇化=城市+小城市化，有概念部分外延重叠化之嫌。二是在中国2012年城市化率达到52.6％，事实上早已过渡到以大城市为主导的第二阶段情况下，回过头来再走“以小为主”的城镇化道路，实与城市化阶段性发展规律背道而驰。

其三，去城市化虚张。中国城市化曾经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扬，有人称之为可同21世纪美国高科技相媲美的两项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然而近年来的事态发展却令人担忧，主要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城镇化虚张现象。规模虚张，漫无边际地摊大饼式扩张；速度虚张，进入21世纪以来城镇化呈加速度推进态势：人口虚张，城镇人口中包含着占比过高的农业人口；最主要的是土地虚张——为了实现以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企业大肆征用土地，房地产商购买土地和开发建设、再以高价出售商品房，如此形成一条以土地为核心的产业链。即政府的土地财政，成为支撑政府运转的一根财政金融支柱。治理城市化虚张，首先必须从源头上弄清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当代是工业化以及相关的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因而要坚持以市兴城，杜绝先城后市或有城无市、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现象发生。其次要进行体制改革，改革政府土地财政制度，加强财政和金融监管。再次要引进市场体制机制，明晰土地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政府应从土地交易中淡出，回归制订规划、严格监督、加强管理功能本位，实现由运动员兼裁判员向纯裁判员的角色转换。

举出上述二例，不是要表明继《大国之难》后，作者又作了哪些研究和取得怎样的进展；而是意在说明以前的研究、理出的脉络和得出的结论，同16年来的实践是否吻合，能否和怎样同实践结合起来、融合起来，以推动未来研究的深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目前中国仍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状况和未来变动发展趋势怎样，人口问题解决得怎样，其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无须多加赘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经过30多年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已在后人口转变路上走过10多年，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人口发展战略第二步尚未完成，需要兼顾人口数量控制、素质提高、结构调整，还要注意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后人口转变的推进，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劳动力供给越过峰值、人口城市化虚张、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等相继浮出水面，并且有不断加深的趋势。这种趋势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强化并显性化，更具有边缘、交叉、综合性特点。这无疑又是新条件下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对矛盾，需要采取兴利却弊、未雨绸缪的方略。这是新的“大国之难”，需要我们作出更符合实际、创新性更强新的研究。

田雪原　于文星阁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