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内容是讲述帮会与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讲述三百年来帮会所面临的风风雨雨，所经历的跌宕起伏。

何谓帮会？“帮会”来源于清代的“帮”与“会”，但实际是先有会，后有帮。清代的“会”是由异姓人结拜弟兄组织演化而来，而异姓结拜弟兄的习俗在我国由来已久。明清时期由于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流传，异姓人结拜弟兄的习俗，在民间逐渐盛行。清初，有些人就利用结拜弟兄的组织，进行打架、斗殴、抢劫等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清廷遂下令禁止，对违反者处以“鞭一百”的处罚。后来，清王朝在统一全国的进程中，推行对汉族人民的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政策，激化了满汉民族矛盾。汉族各阶层人民，便利用结拜异姓弟兄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清朝暴政的斗争。清朝当局也随之加重了对这类违犯者的惩处力度，从“鞭一百”改为“处决”。康熙十年，进而把结拜异姓弟兄的行为，从原来的“杂犯”，归入“谋叛未行”的政治性案件。雍正到乾隆中期，异姓结拜弟兄组织进一步发展为“立有会名”的“结会树党”组织，简称“会党”。乾隆二十六年，福建漳浦高溪（今属云霄）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郑开，纠集一些穷苦百姓结拜弟兄，以“人生以天地为本”之意，把所建立的异姓结拜弟兄组织称为“天地会”。天地会的成立，标志着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完成了向“会党”的转化。咸丰年间，四川的啯噜演化为哥老会，成为继天地会之后的另外一个重要会党。

清代的“帮”，主要是指青帮。以往帮会中人，为了表示青帮源远流长，把青帮的创立时间提早到明代。实际上，青帮是从漕运粮船水手行帮演化而来，其形成的具体时间是在咸丰、同治年间。青帮形成后，主要利用运输漕粮的方便，从事走私，尤其是走私食盐的活动，后来发展为武装走私，所以也被清朝当局称为“盐枭”。当时，从事走私食盐的，除了青帮外，还有活跃在长江中下游的哥老会，又称作“红帮”。在青帮形成后，两者均从事食盐的走私，于是互相渗透、融合，人们遂把两者合称为“青红帮”。晚清时期，天地会同哥老会互相渗透与融合，二者均自称“洪门”，遂又有“洪帮”之称。这样，青帮、洪门（包括天地会与哥老会）便统称为“帮会”。

何谓革命？中国古代把改朝换代说成“天命”的“变革”，所以称为“革命”。后来有人说“革命就是造反”，也有人说“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暴力的行动”。在天地会的秘籍里，曾提到少林寺众僧结盟后，到各省召集忠心义气的弟兄，“暗藏三点革命”，以便“反清复明”。总之，革命意味着以暴力进行变革（包括朝代的鼎革和社会的变革）。所以本书把清代历史上帮会发动的农民起义，反对外国侵略势力和外国传教士不法行为的斗争，旨在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民国年间国人中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均归入“革命”的范畴。

帮会在革命中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帮会是我国传统社会下层群众自发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有人称之为“弱势群体的强力组织”，不无道理。帮会作为下层群众组织，在我国传统社会，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作用。清代帮会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洪门，包括天地会与哥老会。它们标榜“暗藏三点革命”来“反清复明”，在当时具有反对弊政的特点，以往曾被人们誉为“民族革命团体”或“农民革命组织”。

在历史上，帮会曾经是下层群众反抗统治阶级的主要力量，帮会的反抗斗争，打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但是，帮会的造反活动，不可避免的也带有某些消极影响。有的造反活动是因为从事走私贩毒而同当局发生冲突而引起，如四川的“李蓝起义”；有的在造反过程中，对百姓进行抢劫，如天地会的“米饭主”和艇军；有的则给国家造成严重的后果，如在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过程中，外国侵略势力趁机攫取了我国的关税自主权和租界的行政、司法管辖权。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了鼓动和引导帮会参加反清革命，将其视为一种反清的“革命团体”。民国年间，一些学者沿袭革命党人的说法，把天地会、哥老会和海外洪门，誉为“民族革命团体”。新中国建立后，历史学界改变了以往旧史学污蔑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观点，对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大力歌颂，这本来是正确的。但是，后来由于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历史研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指导下，农民起义被视为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对农民战争的评价，被抬高到不恰当的地位。十年动乱时期，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于是，在史学论著中，往往把历史上一切受到统治阶级打击、镇压的活动和事件，甚至历史上真正的盗匪事件，也称为“农民革命”，加以颂扬，帮会本身也被戴上了“农民革命组织”的桂冠。而且在论述这些造反活动时，只有歌颂，很少批评；只讲其光明面，很少提及或有意回避其阴暗面和对历史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上海小刀会的许多首领皆与贩卖和吸食鸦片有染，以往论者均加以回避；哥老会的李永和、蓝朝鼎的造反活动，以往被认为“对四川各地人民和少数民族的起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在四川人民心中埋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实际上李永和、蓝朝鼎乃是贩运和走私鸦片的武装集团，其造反活动并不值得肯定。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历史研究在理论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造反有理”的口号以后，开始客观、理性地研究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史，对帮会的历史，也有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但是，近年来，由于国内外黑社会活动的猖獗，人们往往又把中国历史上的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等帮会与当代的黑社会混为一谈。一些论著只看到帮会的消极方面，而忽略了这些组织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

清代帮会同民国年间的黑社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清代历史上的三大帮会（天地会、哥老会、青帮）与民国年间的黑社会组织（四川袍哥、上海青帮等），在行为方式和具体活动中确实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皆从事打架斗殴、绑架勒索、抢劫夺财、走私贩毒等有组织犯罪活动。但又有所区别，清代三大帮会本身乃是下层群众的互助性结社组织，平时对内施行互济互助，对外自卫抗暴，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帮会首领往往利用反对贪官污吏或“反清复明”等口号，反对清王朝的统治，有些还反抗过外国侵略者。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天地会与海外洪门和各地哥老会，曾经积极参与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在推翻清朝统治方面发挥了积极意义作用，毕竟不同于民国年间的黑社会组织。

帮会是在清末民初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蜕变为黑社会组织的。

清末民初，由于军阀混战等各种复杂的原因，使四川的袍哥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土匪；民国年间的一些洪门组织也成为政客们角逐政坛的工具；上海的青帮，也是因为租界的特殊环境，特别是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国民党当局相勾结，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人运动，在租界的庇护与怂恿下，大肆进行“黑色事业”，并且把从黑色事业中聚敛的钱财，用于金融和工商业和娱乐业等“白色事业”，从而使青帮从以往下层群众组织，逐渐蜕变为黑社会组织。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历史上三大帮会曾经有过的积极作用，甚至把两者混为一谈。

清代三大帮会与民国年间的黑社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首先，从阶级构成和具体活动来看。清代帮会主要由下层群众所组成，包括贫苦农民、城镇小手工业者、小商贩、下层知识分子、兵丁、差役以及乞丐、僧道等，他们属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弱势群体。他们结会的宗旨，主要是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人利用帮会组织，进行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索以及走私贩毒等集体犯罪活动。但是，这些活动不仅其规模和范围小，而且大多为生活所迫，不同于黑社会所从事的“黑色事业”。民国年间的黑社会则不同，他们的成员和首领，虽然最初也大多出身于下层社会，但是，后来借助于军阀混战或与当权者的勾结以及从事黑色事业，往往跻身于上流社会，其首领往往还成为军阀和官僚（如青帮头子徐宝山、张仁奎；袍哥的邓锡侯、刘文辉等），有的还成为民国年间的“党国要人”，（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他们还利用在黑色事业中聚敛的钱财，投入到白色事业当中，成为当时的金融家或实业家、社会名流等。

其次，从社会功能来看。清代帮会，平时在内部施行互济互助，对外进行自卫抗暴，维护部分下层群众的利益。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其首领往往被迫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清代农民起义中，有许多都是由帮会所发动和领导的，天地会发动的有清代前期的林爽文起义、陈周全起义；晚清的上海小刀会起义、闽南小刀会起义、两广天地会起义、清末的广西天地会起义以及长江流域哥老会反对外国传教士不法活动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天地会及海外洪门积极支持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的斗争等；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等省哥老会积极参加革命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等。这些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史上，都留下了不朽的篇章。而民国年间袍哥所参加的军阀混战，则给各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物质上的损失。上海青帮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帮助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镇压上海工人运动，阻碍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步伐，延缓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

纵观三百年来的江湖历史，在清代仅有“帮会”，尚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黑社会”；民国年间则既存在现代意义的“黑社会”，也存在诸多传统意义上的“帮会”。

总之，对帮会的历史，应该做出客观、理性的评价，既看到它们的积极意义，也指出其消极作用和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尽管清代帮会同民国年间的黑社会在行为方式与社会功能、具体活动方面有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但二者也有明显的区别，不应把二者混为一谈。

本书主要依据档案、地方志、回忆录等（当代部分资料与图片部分来自互联网，海外洪门的照片由王起鹍先生提供，谨此致谢）史料写成，内容大多为一般通史、专史所不载或仅一笔带过，因此，既弥补了一般通史、专史之不足，也彰显了帮会在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作用。